【摘要】 本文聚焦考证了鲜为人知的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缘起的三种说法，与日本学者林泰辅等在甲骨文领域的早期研究和挑战，及罗王以“两剑封侯”奠定中国学者在甲骨学领域二骑绝尘格局的过程。并归纳指出罗振玉历史功绩关键性的五个要点，包括避免甲骨文重蹈埃及和玛雅古文字遭遇，和作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重大成果对当代中国崛起的奠基意义。谨以此文纪念罗振玉诞辰150周年（1866-2016）。

 
  试探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缘起谜雾
  在1903年刘鹗出版《铁云藏龟》后，他自己并没有再接再厉，罗振玉也没有随即闻鸡起舞。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东西文化激烈碰撞、保皇与革命的明争暗斗等多方面因素，叠加造成了严酷的历史环境，将包括萌芽中甲骨学在内的中国学术界摧残得奄奄一息。个人和家庭因素方面，除了事业、仕途、谋生等干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两人都颇具自知之明。他们在期待有着千年文化传统和科举制度培养的中国学人中，有卧虎藏龙“心得释文，以说稿惠教”（刘鹗1904年《时报》公告语），“区宇之大…必将有嗣予而阐明之者”（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序》语）。清朝科举大约三年一科，平均每年全国就大约考出满腹经纶的好几百个举人、一百来名进士，而刘鹗和罗振玉早年都未能中举，遑论进士。虽然那时传统科举出身已不能代表真学问的高低，甚至对新学还有所拖累，但这方面的传统势力给刘、罗的无形压力仍是不容忽视的。况且，甲骨文发现之初，即被名噪一时的权威学者如章太炎、康有为等断然否定，日本汉学界的主力东京学者群、甚至古玩家赵汝珍等也都认为甲骨文是逐利之徒的伪造。章氏不但有诸如“国土可卖，何有文字”的冷嘲热讽，更有诸如“《周礼》有衅龟之典，未闻铭勒”、“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等学术否定，并贬斥刘、罗为“非贞信之人”。
  罗振玉1913年初在《殷墟书契前编*序》中所回忆的，应是当时情况和心情的真实写照：“彼时年力壮盛，谓岁月方久长，又所学未遂，且三千年之奇迹，当与海内方闻硕学之士共论定之。意斯书（《铁云藏龟》-笔者注）既出，必有博识如束广微（西晋大学者-笔者注）者为之考释阐明之，故非曾曾小子所敢任也。顾先后数年间，仅孙仲容徵君（诒让）作《契文举例》，此外无闻焉。予至是始有自任意。” 大学问天降初期的空谷足音，正如一位古文字业内人士所说：1905年爱因斯坦开始提出相对论的时候，全世界据说只有六个人懂；而同一时间的甲骨学更是艰涩，只有两三人懂，故甲骨学当时被直接称为“罗王之学”。
  关于罗振玉聚焦甲骨文研究的缘起，颇为流行的说法是当年有日本人写信向罗氏请教甲骨文，罗氏作答时着手研究，于是一发不可止。笔者探寻此“请教说”的源头，发现它仅来自于罗氏的自述。但笔者还进一步注意到，罗氏在20年之前与之后的相关自述并不一样，重要情节有所不同。宗师罗振玉有言，今日学术界遂信，而且是想当然择“善”而信，故在此事上，说者和听者都很可能又一次落入“以后度前”的窠臼——在这里是“以同一人多年后之成就和地位度其之前的言行”。
  罗振玉在1910年的《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不免要交代这部著作的写作缘起。罗氏当时谈到的起因，是前一年（1909）日本学士林泰辅在日本《史学杂志》率先发表一篇甲骨文研究论文后寄给了他，原文是：“去岁东友林学士泰铺始为详考，揭之《史学杂志》，且远道邮示，援据赅博，足补正予囊序之疏略。” 且在1912年的《殷墟书契前编》自序中，罗氏又重复了此一说法：“宣统改元之二年，东友林君泰铺寄其所为考至”。（同D） 此两次说法基本相同，可称为“邮示通报说”。而笔者又注意到约20年后，罗振玉在晚年（1931）的自传《集蓼编》中的相关说法是：“宣统初元（即1909年 -笔者注），予至海东调查农学，东友林博士（泰铺）方考甲骨，作一文揭之杂志，以所怀疑不能决者质之予。予归，草《殷商贞卜文字考》答之，于此学乃略得门径。” 这个回忆可称为“面呈请教说”。 
  自证、孤证不足为确凭；而同一人多次描述同一历史事件，一般情况下以与事件发生较近的描述可信度更高，也应属于历史研究的常识和通则。顾颉刚“古史辨”总结出的核心“卓识”（胡适评语），也是时间越晚，演绎成分越多。
  故笔者以为，罗振玉早年描述的“邮示说”更符合逻辑，也应更接近历史真实。据此描述看来，林泰辅在发表论文后才相寄赠，与其说是报告、请教学问，不如说是更明显的通报加炫耀其领先成果——以日本想当年学术科技无不领先的地位，和甲午战争战胜国的身份，这种意味顺理成章。然论新学西学，中国当时的落后自不待言，但在祖宗文字源头的研究上也让日本人领先，这在即使是亲日派罗振玉看来，也应几近胯下之辱，颇受刺激。无奈那时罗氏学问并无大的优势，还不得不承认对方“援据赅博，足补正予囊序（指罗于1903年为刘鹗《铁云藏龟》所作序言，-笔者注）之疏略”。但紧随其后，就有了“予乃以退食余晷（gui），尽发所藏拓墨，又从估人之来自中州者，博观龟甲、兽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并询知发见之地乃在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爰本是三者，以三阅月之力为考一卷，凡林君之所未达，至是一一剖析明白，乃亟写寄林君，且以诒当世考古之士。”（同E） 罗氏以此力作，不但一举超越日本先驱学者，外加最早出版英文甲骨研究著作的美国赴山东传教士方法敛（其《中国原始文字考》于1906年出版，但大小谬误甚多），并且一发不可遏止，其后更上层楼的系列著作随之井喷而出。
  前面已指出罗振玉前后三次描述见到林氏论文的情形，即1910和1912年是“邮示”，1931年是“面呈”；但笔者后来又发现了一个新说法，此说来自东瀛学者成家彻郎为1999年安阳“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名为《日本人研究甲骨的先驱——林泰辅》。文中一处提到：林泰辅的“《关于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的龟甲兽骨》在甲骨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他把该文发表于《史学杂志》，请当时居住在北京的田中庆太郎介绍给罗振玉。这对日本人来说，恐怕谁也难以理解。罗振玉见其著文而为之震惊，并受刺激而写成《殷商贞卜文字考》。” 此“田中转交说”既别于邮示也非自呈，人物和地点言之凿凿，但未给出处，使此事更加扑朔迷离。而近日刚又看到了北大教授严绍璗所著《日本中国学史稿》一书，才将此一串谜团基本解开。该书提供了一封非常重要的罗振玉致林泰辅原始信件，作于并附加于1910年罗氏完成的新作之后，其中写道：“去岁在东京，得聆大教，欢慰平生。别后之思，与时具积，…前田中君转到赐书并大著，拜读一通，深佩赡核。觉往者率尔操极，见嗤都雅，愧赧（nan）无似…”，后面介绍并附上了自己的新作《殷商贞卜文字考》。
  此信足以说明罗振玉确曾于1909年在日本与林氏有过面谈，林泰辅的新作确是经田中转交而非邮寄。其余的相关推断是，林泰辅选择请人转交并“介绍”，一则可达附加向同人宣示、并增加一个证人的效果，二则也比邮递更加稳妥可靠；而罗振玉在其后所写的相关序文中，觉得没必要将这些交往细节都交代给局外读者，故不妨将“田中君转交”化简为“邮示”，“率尔操极，见嗤都雅，愧赧无似”的疑似谦词也就更不没必要提及。至于《集蓼编》中“予至海东…林博士…作一文揭之杂志，以所怀疑不能决者质之予”的说法，应是罗振玉在多年后回忆时，将早年林氏面呈文章（详论见下节）与一年后收到林氏“杂志论文”合二为一所致。
  今日学人应注意、明白的是，罗振玉、王国维、王襄等老前辈毕竟是旧时代培育的学者，他们治学主要缺陷之一就是没有现代科学研究所注重、强调的时间观念和习惯，这就为其后的研究者造成了不少困扰。也因为自身在前期文字记录上常常没有记下确切的时间，他们在其后写作相关题跋、记叙、回忆时，就常常难免、或有意无意搞错年月（老派著述喜用“纪略”、“述略”、“史略”也是一种反映）。而现代认真独立的研究者，对此并不难察觉，如台湾的莫荣宗在编过《罗雪堂先生著述年表》后即直言不讳：“先生记事，颇缺乏时间观念，是编所述诸事，间有先后倒置三数年者。必须与先生所撰之序跋及…互相对比，始能得其真相。”（转引来源同E，《雪堂自述》编后记）王国维这方面稍微好一点，如他在1925年清华讲坛上纵论《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时，没有照搬罗氏1901年初见甲骨之说（实应为1902-03年间），但他也在同一文中把《铁云藏龟》的出版时间（1903）提前了一年。
  林泰辅的早期挑战
  说林泰辅论文刺激了罗振玉是否夸张？林氏的汉学是何等水平？南京大学的童岭副教授在“那珂通世、林泰辅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学界” 一文中，对林氏给出了生动的介绍：林泰辅（HAYASHI Taisuke，1854-1922），东京大学古典讲习科毕业（据笔者所查资料，还应加上：字浩卿，博士）。清末民初，当时中国一流学者对林泰辅大都赞赏有加。对于林泰辅获得“帝国学士院恩赐赏”的名著《周公と其时代》，不轻许人的王国维说道：“《周公及其时代》一书，深佩研钻之博与论断之精”。钱穆在感佩之馀，取其中第一部分《周公事迹》译为《周公》，并在译序中说此书：“排比明备，尤为学人所需。”亡命日本的郭沫若，亦根据林泰辅所编《龟甲兽骨文字》等书而陆续写成《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从而奠定了他“甲骨四堂”的地位。…痛恨日本人的章太炎先生，在给罗振玉的一封信中一路横扫，例数痛骂近代日本学者，唯独对于林泰辅笔下稍微留情，且以为罗振玉学问远不及林泰辅：“足下学术虽未周挟，自视过于林泰辅辈，固当绝远。”那珂通世的高足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一说，惊世骇俗，一时日本学界皆从其风。然而，林泰辅这位向来与世无争的老儒生忽然于此时拍案而起，与白鸟展开了连续四次大论战，翼护儒家学说。日本传统汉学界对于这件事情评价极高：“（林泰辅）以专门考证之学，一举摧破白鸟氏学说。以经学家而言，其气概凛然，不容侵犯。”（来源同I）
  这里还应该顺带一提，童岭此文还质疑了中国二十年代轰动一时的“疑古派”首领们有抄袭日本白鸟氏之嫌：“‘古史辨’派的某些做法似乎应该打上问号。如上文所述，国内学者或以为‘古史辨’派未见白鸟库吉等人之书，乃师心自造。然从文字学考证‘禹’为虫等说，均由那珂弟子白鸟氏先提出，天下断然有此等巧合乎？《古史辨序》洋洋万言鲜有提及那珂通世及白鸟库吉处。而对于那珂通世这一学术体系中故意贬低中国文明的隐含意图（这也是章太炎先生《与罗振玉书》痛骂日本学者的原委之一），‘古史辨’派未能读出。无怪乎深察福泽一派学说企图抹杀汉文明隐义的鲁迅一生痛恨鸟头先生”。（同I）
  然童文没有说到的是，这位汉学家在甲骨文的研究即早且精，令人起敬。根据前面提到的成家彻郎《日本入研究甲骨的先驱——林泰辅》一文，“1900年前后…林泰辅自然也研究了金文、说文解字。恰好在这一时期，以往全然不可知的甲骨文字被发现了。当时，对这一新资料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在中国和日本都存在。然而，林氏一见其实物，立即给予了公证的评价…1909年，《史学杂志》登载了《关于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的龟甲兽骨》。此乃日本人有关甲骨方面的最早著述，甚为有名。”（根据该文日本文献索引，“兽骨”似应为“牛骨”。另中国学术界有将其译为《清国河南汤阴发现了龟甲兽骨》，三字之差使之听起来像是一篇报道介绍性文章，应属误译。笔者近日又见北大博导严绍璗教授将其译为《论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之龟甲牛骨》，当最为准确。-笔者注）更重要的是，成家氏在此文中接着说道：“但该文其中一节里有如下的表述：‘余于二三年前看到此书（《铁云藏龟》，-成家原注），知有关支那古代文字考究方面，获有极为贵重的材料，想试作一些考证，然而尚未见到其实物，因之今权且不敢发表…。’几年前，我有机会发现了林氏于1907年写的《关于支那古代史上文字的源流》。此稿是用毛笔所书，外表绢装，计全5册的巨作…该著作尚几乎无人所知…才知道他所说‘试作一些考证’指得就是这一篇。…第4册中有《第六 古文的变迁》一节，在该节中，他对《铁云藏龟》所见有关甲骨文试作了考证。”
  据此可知，林氏居然在同时期做了与孙诒让不约而同、内容相似的考释研究，且时间上仅比孙诒让作《契文举例》晚了两三年，但比罗振玉早了两三年。所以，罗振玉在1909年6月赴日考察农学时与林泰辅会面“以所怀疑不能决者质之”，林给罗看的很可能就是这本早期“5册巨作”。此手稿后来“无人所知”、没有发表，成家氏在文中给了一个线索，说林泰辅当年经济窘迫，为了能到中国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厚着脸傍了一回名叫诸桥辙次的同僚“大款”，成行之后，此稿就令人不解地“归于诸桥辙次”。但笔者猜测，这应该只是一个次要原因，如果没有罗振玉及时、凌厉、几近“一剑封喉”的回马枪，晚一些这部书还是会发表的。
  笔者进一步查到，《史学杂志》确为日本政府资助、日本史学会编辑出版的一本权威杂志，1889年创刊，基本每月出一号，每年合为一编，至今已出113编（至2004年）。根据成家彻郎此文的文献资料注释，林氏论文发表信息为“《史学杂志》20—8、9、10，1909”，于是含义应该就是“总第20编，1909年第8、9、10月号连载”。成家彻郎此文还转引了神田喜一郎的话，指出由于早期日本学界对中国发现甲骨文普遍质疑，林氏该文其实是发表在该杂志的“杂录栏”而非正式论说栏目，这样被截断三连载也就顺理成章。如此就可确定，当林泰辅的论文刚开始连载时，根据罗振玉年谱他已经在日本考察完毕，于当年六月二十六日（公历1909年8月11日）回到上海了；故罗氏在日本会见林氏之时，看到的只能是“5册巨作”的《关于支那古代史上文字的源流》手稿，或部分的《论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之龟甲牛骨》草稿，而不太可能是正在连载的该论文全文。而且，由于罗振玉在初次会见时对林氏有所轻视，或者是林泰辅有所戒备而没有尽述其正在发表的论文精华，这样才能合理解释前有罗氏会面时“率尔操极，见嗤都雅”的低看林氏之举，后有林氏以“托转论文”回敬，再有罗氏看到正式论文后的“深佩赡核”和“援据赅博”的震惊、及其后一雪前耻的“回马枪”。
    罗、王之“两剑封喉”
  不论林泰辅在面见罗振玉时是否成心保留，罗氏在看到林氏论文后的震憾、和以发奋力作“一剑封喉”之后的得意，应该是他的真实情感——所以才有上述信中后半部分中“近日沉溺于此考将匝月”的重视、和“凡尊考之疑窦，一一得以瞭然判决…兹约略敬陈，先生闻之当为称快也”的自信（同H）。而另一方面，林氏和日本学术界也正是因为看了《殷商贞卜文字考》，才开始对罗振玉真正刮目相看，不但将此信公开郑重发表于学术刊物，还在标题上错报夸大了罗氏的头衔，称该信为《北京大学校长罗振玉关于殷代遗物新发掘的通信》。而罗振玉当时的职衔仅是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农科监督、加学部参事，日后也未能获得提拔。更没想到的是，这封信还碰巧惹恼了当时避难日本的章太炎，并给他提供了一个指桑骂槐、扫荡中日学林的扬名机会，即前面提及的《与罗振玉书》公开信（同年发表于章氏自办的《学林》第一期）。“革命学术大师”章炳麟借助此篇檄文，不但痛贬了保皇派罗振玉的学术水平“固当绝远”，还捎带表示了对前辈宿学“孙仲容大儒”的不满（“自孙仲容诸大儒，犹不脱是”），更将日本汉学界的学者几乎逐个点名、训斥嘲弄，可谓睥睨天下，傲视群雄，气势如虹。
  然而，真正能使中外学界肃然起敬的，不是贬斥和书袋，而是发现与创见。未见遭此一击的罗振玉有所回应，但他以其一系列后续行动展示了其首次亮剑之后的自信。罗氏宠辱不惊，择善笃行，在《殷商贞卜文字考》基础上步步为营，不断补充、扩展、新进，扎实的学术成果遂源源而出：《殷墟书契前编》（1911-1912）、《殷墟书契考释》、《殷墟书契精华》（1914）、《铁云藏龟之余》、《五十日梦痕录》（1915）、《殷墟书契后编/待问编》、《殷墟古器物图录》（1916）、《释钥》、《殷文存》、《与林浩卿博士论卜辞王宾书》（1917）等等，其中《殷墟书契考释》已成为中国甲骨学的公认奠基之作。
  罗振玉的另一大历史功绩，是还以持续称许和殷切重托将王国维拉入甲骨学和考据考古学阵营。由于罗氏在王氏自沉后的一些越俎代庖做法、及罗王两家外人难断的家事龃龉，今日学界对罗氏在《王忠悫公遗书序》、《海宁王忠悫公传》中对二人关系的叙述有所质疑，但至少没有理由否认罗王当年书信这样原始资料。罗氏在1916年初的信中即明白写道：“国朝三百年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此不但弟以次望先生，亦先生所当以次自认者。若能如前此海外四年余，则再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于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 尤其在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借鉴王国维《三代地理小记》，写出甲骨文考证论文《王亥》（1916）后，敏锐的罗氏马上将其送交已回国的王国维，再次激发王氏以精湛的考证百尺竿头，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名著。“卜辞之学至此文出，如漆室忽见明灯”（赵万里语），中国新史学“二重证据法”的里程碑之作从而诞生，内藤见后，只能“感叹至极”（来源同M，P.184）。 至此，罗、王稳固确立了两人在世界范围二骑绝尘的遥遥领先，使外国同行们望洋兴叹、再无赶超机会，同时也为自身奠定了甲骨学史上“罗王之学”的崇高地位。
  大发现、大成就、大学问的造就，需要若干杰出学者相继发力，相辅相成。没有前人千百年“金石学”、“考证学”的积累，就不可能有王懿荣的慧眼识珠；没有王懿荣“厚值留之”就没有刘铁云的“予数得之”（刘鹗《铁云藏龟》自序）；没有刘氏“拓付石印、祷祀以求”（同A），就没有孙氏的“衰年睹兹奇迹”（孙诒让《契文举例》自序）。而没有孙诒让的“略通其文字”及林泰辅的“始为详考、援据赅博”，就难有罗振玉的“询知发见之地、以三阅月之力为考一卷…林君之所未达，至是一一剖析明白”（同E）和“发愤为之考释、尝念言学术传布之责…今乃幸得之”；而没有罗振玉长达二十余年的关照、引导，也难有王国维更上层楼的“古史新证”、“二重证据法”，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语）的身后荣耀。
  近年有学者指出，对于“二重证据法”和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学术界存在着盲目夸大现象。如南开大学史学史专家乔治忠教授在其《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意与影响的再审视》（载《南开学报》2010年第四期，P.131）一文中提出“必须对“二重证据法”予以严格的剖析”，其中关键点为：“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主要依托于他利用甲骨文字对商代诸王世系的考订，但在方法论上这根本算不得‘二重证据法’，因为他实际运用的乃是甲骨片上的文字记录。……既是文字记载，就与古籍记载实际属于同一性质，不过更加可信而已。如果从图书馆、档案馆的角落发现可靠的文件，在史料性质上与地下出土的甲骨的文字记载一样，这是很明白的道理。考订清朝历史，若利用清内阁档案算不算‘二重证据法’如果再加以满文资料，算不算‘三重证据法’？……”对此，笔者依据常识既“明白的道理”则难以苟同。因为出土甲骨文、金文携带信息的“二重”性，并不在于是否属于文字，而在于它们在被埋藏的千百年间基本没有被篡改的可能，而古籍经典恰无法避免这一点，而且越是经典、古老，被改动的次数和幅度就可能越多、越大。所以“二重证据法”虽非王国维所创，但因其当年的斐然成就和倡导而成为中国新史学与考古学相辅相成、双双崛起的里程碑，当是公平之论。然乔治忠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中指出，后世甲骨学家丁山、陈梦家、周鸿翔等先后都曾根据新的研究成果指出了王国维《先王考》中关于殷商早期帝王的错误，应是求实之论。他作出的如下结论，本人也基本赞同：“王国维之‘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已属于错误的逻辑……正确的学术态度，应当是以客观的求真、求是态度对待新发现的史料，能够印证原有史料和结论者，固当印证之，而若可以否定原有材料和结论，亦当予以否定之。”（来源同上《再审视》文）其实，这也就是胡适之名言、科学的原则：“有八九分证据，不要说十分话”。
  罗振玉历史贡献的关键性
  传统金石学起源于宋，到清代与朴学中的考据训诂结合，异军渐起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前身。不幸的是晚清年代的中国已濒临亡国灭种，烽烟四起民不聊生的历史背景下，真正有功底、有心力、又有新学眼界的学人菁英，实际上已是寥若晨星。幸运的是，承载着三千年前古文明信息的甲骨文有机会重见天日，天降之大任落在了王懿荣和刘鹗头上；而继续揭开其重重谜团的使命，也在徘徊多年后鬼使神差般回到了罗振玉肩头。
罗氏历史贡献的关键性和重要性，今日看来至少应有5点：
  1. 无论当年是“炫耀”还是“请教”的成分居多，林泰辅那篇“援据赅博”的论文，毕竟在1910年及时放到了罗振玉的桌前。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中国甲骨学界、乃至整体学术界的一大荣幸。假如罗氏晚几年看到林文，中国甲骨学的突破和起飞无疑就会被推迟几年，因为当时的国学大师中孙诒让等已逝，章太炎等又在学术上故步自封；更糟糕的假如，是假如当年灾难深重的中国没有一个罗振玉这样的特殊人物站出来，能够面对、赢得林泰辅等的挑战，后果应会更加不堪设想：《铁云藏龟》、《契文举例》都只能陷入长久尘封，“甲骨四堂”的研究、1928年的殷墟科学发掘皆将无从谈起，甲骨学研究会被具汉学训练的日本学者长时间一路领先，后果将会比“北京人”、敦煌学的境遇还惨，堪与埃及、玛雅象形文字的遭遇相当。还好，事实不看如果，历史不能假设，甲骨显学已成为中国近代唯一硕果仅存的、从发现到研究都由中国人持续主导并领先的重大学术领域。
  2. 此点已被很多学人所公认：“罗王之学”的攻坚告成，激励、开启了二人其后在“四大显学”中其它三项学术等领域的一系列异军突起和后来居上：敦煌遗书、西域流沙坠简研究的中途介入并赢回领先，和大清档案及殷周史、古器物、明器、金文、碑刻、法帖、西北地理等领域的广泛深入研究，硕果累累。他们的成就以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使得子孙后代“欲论中国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郭沫若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3. 梁启超把“清之考证学”列为中国文化后秦“四大思潮”之一，并总结说“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清考证学”以“朴学”为特色，“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之附庸则小学”； 而王国维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窃谓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炎武）先生，而成之者（罗振玉）先生也。” “小学”的突破性进展，造就升华了中国古文字学，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石和人类文明的一大成就。
  4. 王国维更有言赞罗振玉曰：“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国家与群力之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回眸1900至1949这50年间，世界近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愈演愈烈，中国亡国灭种危机中的厮杀登峰造极，各届各级政府难有作为之际，更凸显了罗振玉在多领域“一人之力”的难能可贵！当年风雨飘摇中的踽踽独行，今日看来无异于力挽狂澜的“砥柱中流”。
5. 更应看到的，是如梁启超进一步所指出：“凡袭有遗产之国民，必先将其遗产整理一番，再图向上，此乃一定步骤；欧洲文艺复兴之价值，即在此。故当其时，科学亦并未发达也，不过引其机以待将来…故清儒所尊之途径，实为科学发达之先驱”（同P，P.224）。中国今日的科技、经济、文化的起飞和复兴，印证了任公所言的清末民初艰苦卓绝的“遗产整理”（胡适所言“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与之一脉相承），作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核心基石的重要性；而罗振玉在此奠基大业中的关键作用，不言而喻。
  故在笔者看来，相对于罗振玉为中华文化继绝学立下的大功来说，诸如去为溥仪作儿皇帝帮忙跑过腿、在抢救湮灭之中的中国古籍时私藏过几册书、在“灶几不黔”的状态下卖过一些真假古董给外国人之类的非议，都显得鸡毛蒜皮。无论君主立宪、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一，都有其特定的合理性和历史渊源。文明世界明白，能真正让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不倒的，不是人口，不是武功，不是军队；而是文字，是文化，是学术。人类历史证明，引领文明进步的科学发明、学术成就才是不朽，“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在此进程中孕育其内；而政治制度、政权领袖的兴替，相比之下却常常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如笔者在另文（“新论甲骨文的发现研究与《铁云藏龟》”）中所说，罗振玉的学术成就、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和难以贬低的。他在包括四大近代显学的几乎所有古文化领域中，不但都是持有顶级成果的学术权威，而且还都是筚路蓝缕的开创者加具体操作人。他为中华文化往圣继绝学做出的贡献，在关键性、重要性、和全面性上，近代基本无人可以比肩。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罗振玉的历史评价虽在恢复之中，但还未达到他实际应得的高度。
  另一方面，天下没有完人，微瑕决不掩瑜，先驱大师们的历史功绩和学术地位不会因存在任何小疵、小错而稍减。涉及科学学术、历史真相，就应扫除一切政治因素、门派恩怨、师祖避讳等种种干扰，以一码归一码的原则，将种种国故遗产整理清楚。而实事求是地准确评价罗振玉的关键性历史作用，正是对这位先驱宗师一百五十周年诞辰（1866-2016）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