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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

2014/11/21 9:16:30    作者:秦九凤    阅读:4749    评论:0

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

 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

 

  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字翰臣,后改字曼青,并以字行。他生于清同治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公元1872年9月18日),实际上,他是周攀龙先生的长子,按当时周家大门族排行四,所以周恩来叫他四伯父(有时也叫大爷),与周恩来父亲周贻能是同胞兄弟。
  在周恩来二伯父周和鼐的中举资料上,他为“邑庠生①”;而在周恩来六伯父周嵩尧和周恩来另一位族叔周家琛的中举资料上,他都是“附贡生,翰林院孔目衔②”。显然,这是家里为他捐买的,以便他日后有个发展③。
  周贻赓、周贻谦等由于钱能训(周贻谦的小舅子)的提携,先后到东北谋差做事。周贻赓是1908年离淮安去东北的,他曾先任奉天度支司俸饷料正司书,后升任科员,并由于祖籍关系,兼任绍兴会馆理事。周家败落后,周恩来等在淮安的亲属生活无着落,但“四伯父”是比较顾家的一位,经常寄回一些银票,以贴补家用。这是因为他与周贻能、周贻奎、周贻淦为同胞兄弟,血缘关系比较近,还因为他自已在淮安虽先后娶过王氏、赵氏两任妻子,但皆无出;到东北后,他又续娶了杨氏,也没生育。他没有亲子女,关心照顾侄儿也就理所当然了。再者,他任职一丝不苟,1917年到黑龙江任公债币制主任和制用科科长后,1921年还曾获得黑龙江省财政厅五等嘉禾奖,后又升任科长,薪俸较之周恩来父亲周贻能要高得多。因此周恩来1910年从淮安到铁岭,就能住于铁岭绍兴会馆;半年后又从铁岭到奉天(今沈阳),移住于四伯父家。
  周贻赓先生不仅律已甚严,而且治家有方,师承儒教,对晚辈要求很严。据周恩来当时一个同学1977年回忆,“他大爷(指周贻赓)非常严,我们到他家都得站着,不许坐。”在周贻赓家主堂屋的当间经常挂着一副“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对联;他对侄儿等晚辈们的治家格言是:“孔子儿孙不知骂,曾子儿孙不知怒,周家儿孙不知求(指求名、求利)”。他要求晚辈们生活上要勤俭,学习上要奋进,待人处事要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在学习上要刻苦,平常要以助人为乐。周恩来在他的教育下,从不乱花一文钱。在东关模范学校念书期间,周恩来每天中午只在校门口买两块烧饼,喝大碗白开水充饥。但他牢记四伯父的教诲,把自已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攒下来的钱都给了学校的一位老校工。1977年2月8日原东关模范学校魏校长的儿子魏启汉说当时学校有个老堂役姓吴的,总理来到学校的那年秋末冬初病倒了。总理不知积攒了多少时间的钱,因为当时总理的大爷给他的钱很有限,总理的生活很清苦,有点钱也不乱花,都是买书。那时他看书、买书已成习惯。看到老堂役病倒了,他就帮老堂役烧水,并给老堂役送去八个铜板,让老堂役买点药吃。老堂役病好后对我父亲说:“我闹一场病倒没什么,你看他(指周恩来)家清苦,还给我八个铜钱,使我内心非常感动。”从这里已经看出周贻赓教育周恩来的影响作用,也折射出了少年周恩来的人品风范。
  周恩来1913年于沈阳东关模范学校毕业后,恰逢周贻赓调到天津长芦盐运司任科员及官银分号总稽核员。住法租界33号路清河里17号,周恩来也随之南下并考入天津南开学校。此后,周贻赓虽工作仍有过变动,但天津一直有一处固定的家。
  周贻赓无子女,而周恩来又已出嗣过继给小叔父周贻淦为子,按旧时伦理习俗,周恩来不便兼祧承嗣,所以,他只好再将周恩来的小弟周恩寿接到自已身边读书。1918年周恩寿14岁时离开淮安赴天津,到天津读书求学。周恩来出国留学期间,曾多次致书“四家伯”,表达对这位伯父的敬爱之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周贻赓在吉林做事,时周恩寿也在那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途中遭到日本特务跟踪盘查。周恩来机智地用乳名与四伯父联系,并谎说周贻赓是自已的舅父骗过了敌人。周贻赓也积极给予了掩护,让侄儿周恩来和侄媳邓颖超在自已家住了几天,这在当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那是周恩来夫妇和四伯父、四伯母(杨氏)唯一的一次生活相处。1995年,笔者走访周恩来亲弟媳王士琴老人。王老曾和四伯母杨氏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她回忆说,四伯母生前多次对她说,邓颖超虽是个革命党人,但她很懂规矩,在四伯父家一天多时间,她什么家务活都做,长辈在场时,她几乎就未坐下过,一直都是站着。建国后,王老到西花厅作客,妯娌俩谈起此事时,邓颖超还笑着说:“那一天的媳妇还不好做嘛?”
  1933年秋,周贻赓因病在天津去世,时年61岁。
  周恩来对四伯父的那一段养育之恩一直萦绕脑海。在《周恩来早期文集》里,还留有1916年3月21日周恩来写下的《禀家长书》一文。周恩来在文中深情地写下了“家中赡养,不能稍分大人劳肩,反使大人只身走千里外,为子侄谋衣食,侄罪重矣。”“但忆七载依依,承欢膝下,骤别慈颜,忽觉亲我者又少一人,是以萦怀莫去,绕绕不能离异……④”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们伯侄亲情,对四伯父的感恩之意更是溢于言表。直到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还曾对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张颖说:“四伯父待我恩重如山。”1933年四伯父周贻赓在天津谢世时,周恩来正在江西苏区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他无法得到消息,亲人也无法向他报丧。周贻赓膝下无子女,周贻能便让小儿子周恩寿作为嗣子替他哥哥戴孝打幡。周恩寿考虑到四伯父对哥哥周恩来也有过一段养育之恩,发丧时应该有个表示才好。但他想到周恩来当时是蒋介石国民党悬赏通缉的人物,不能直书“周恩来”三字,以防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最后,周恩寿巧妙地使用上哥哥的乳名发了四伯父的讣告:“……孝子,周同宇,孝侄周大鸾”,这既避开了国民党耳目,又为周恩来表达了孝意。那也是周恩来离开淮安后再一次使用乳名,而且他本人直到1949年在香山见到弟弟周恩寿后才知道。

  注释:
  ①见《浙江乡试同年齿录》周和鼐中举资料。现存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编号11905。
  ②见《浙江乡试同年齿录》光绪丁酉科享本周嵩尧中举资料,现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编号11926。另还见《浙江乡试同年齿录》光绪庚子、辛丑恩正并科第五册周嘉琛中举资料,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藏号11906。
  ③“捐买”一说出自周恩来嫡侄女周秉宜,作者亦曾去我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请教有关专家,认为确有其事。后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认可。
  ④周恩来:《禀家长书》。见《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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