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初冬，近代史专家，大陆南社研究的开拓推动者王晶垚先生回到魂牵梦绕、阔别54年的家乡――淮安。王先生此行的目的一是探访故旧，二是寻求淮安籍南社成员的足迹和遗存。笔者作为从年青时即关注南社诗人、诗歌的业余爱好者全程陪同了王先生的故乡之行。此行收获颇丰，找到了为辛亥革命光复淮安而牺牲的烈士周实、阮式的殉难处，周氏在城内系马桩的故宅（现已被拆，建了“文化小区”），访问了烈士的后裔与亲属。王老感慨地说，家乡人杰地灵，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各个阶段，都有杰出人物出现。周、阮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代表人物。这是家乡的光荣和骄傲，也是南社的光荣和骄傲。转瞬间20年过去了，对于淮安籍南社成员的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仍是文史工作者一项义不容辞责任和义务。
  从“愤青”到革命者
  根据柳亚子1936年著《南社纪略·南社社友姓氏录》提供的资料，南社中的江苏淮安籍成员有：
  周实，字实丹，别号吴劲（笔者注：应为“和劲”，原资料有误，以下同）江苏淮安人。已故（入社序号45，以下同）。
  周伟，字人菊，江苏淮安人（46）。
  夏焕云，字倬夫，江苏淮安人，自请出社（47）。
  周芷生，字沅芗，号兰客，实妹，江苏淮安人，已故（148）。
  秦铸花，字铸花，江苏江阴人（225）。（秦铸花，名国铨，字铸花，号选之，江苏淮阴人，原资料有误。）
  阮式一，字式一，江苏淮安人（337）。
  邵天雷，字无妄，江苏淮安人（354）。
  张冰，字雪抱，江苏淮安人（398）。
  刘去非，字去非，江苏淮安人（473）。
  王鼎，字桂秋，一字桂佛，号筱村，别号且安，江苏淮安人（554）。
  潘名泰，字子詹，号一痴，江苏淮安人（658）。
  邵延庚，字少周，江苏淮安人（972）。
  於秉衡，字秉衡，江苏淮安人（973）。
  周颂南，字一风，江苏淮安人（982）。
  《姓氏录》上无阮式（字梦桃）名，是阮式没有填写入社表格，还是柳整理资料时疏漏，不得而知，如今南社研究者多认为阮式亦南社成员，并考订其入社时间为1910年秋（朱德慈：《南社作家阮梦桃行年考》，见《南社研究》第7辑）。如果加上现在已知的“淮南社”成员：山阳（今淮安市淮安区）魏琳（景崔）、丁曾藩（襄侯）、曹堂（书诚）、郭沅（湘帆）、胡梦征、杨楚材、严庆成、汪纯清（澄伯），淮阴（今淮安市淮安区）吴引湘，高邮曹凤仪、曹凤笙、曹凤箫兄弟及张允生，宝应严福葆，阜宁左汉鏦（仍豪），合肥汪继承（啸叔）等，总人数超过40人，这在苏北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考查这批南社成员（包括“淮南社”）的家庭，除阮式兄弟出身于淮安城内官宦世家外，绝大部分没有显赫的背景，都是贫苦读书人家庭。考查他们的年龄大多生于19世纪80年代（邵天雷除外，生于1871年），即1880—1890年之间，用现在流行的话语说，是100年前的一群“80后”“愤青”。他们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肩负着“荣宗耀祖”改变家族社会地位的希望。在他们长成过程中，又受到家乡文化底蕴的熏陶。汉韩信登坛拜将，南宋梁红玉击鼓抗金，陆秀夫肩背幼主赵昺投海，清初张养重、靳应升等宁愿穷老终身而不仕，清中叶关天培殊死抗英喋血虎门，所有这些人物及其事迹故事，他们耳熟能详，浸润了幼小的心田。待他们成为少年、青年，特别是其中一些人外出求学，接触了西方文化和社会现实以后，看到了老大中国的积贫积弱，广大百姓的苦痛，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如周实“年十三，读《美利坚独立史》、《法兰西革命纪》，甚愤专制政体之惨无人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尤深印于脑不去，于是种族之见遂深，……革命之志久而弥坚。”阮式少小受家族长辈的冷眼，婚姻的不幸，甲午战败刺激、戊戌变法夭折影响，更使其产生强烈的排满思想和反抗精神。1906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堵死了青年学子通过奋发读书参加科举，实现个人抱负之路，打碎了知识分子“入仕报国”的梦想。这对于当时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方式，而寻求通向未来政治前途的道路。这一举措，激化了知识分子与满清政权的矛盾。他们“内顾一身，外顾当世，觉士龙入洛，刚是年华，司马安贫，终非长策。”（周实：《上陈伯陶学使书》）。阮式父虽是举人，但仅得教职，生活清苦，中年丧偶，入赘清河（今淮安市清河区）张氏，在山阳阮氏大家族中颇受歧视。他们更看到“清廷怵于时，迫于势，阳树立宪之帜，而阴行专制，日月韬曜，乾坤丕塞，苍莽神州，殆岌岌不可终日”（仲新民：《无尽庵遗集·序》）的社会现实，于是，淮安籍的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即团结在周实、阮式的周围，决心成为民主革命的志士。
  风雨飘摇　投身革命
  现今的淮安市淮安区，明清两朝是淮安府、山阳县治所之所在，城中心还设有“漕运总督署”，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人文胜迹随处可寻，元末明初诗人姚广孝有“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诗句赞之。它地处淮南，位于苏北平原腹地。“夫淮南介乎二畿之间，为东北之要冲，长江大河之犄角。其民族强悍，自古以武功著称于史册。”（姚光：《“淮南社”序》）20世纪初，由于清王朝残酷的封建压迫剥削，激起淮安人民强烈不满和反抗。在乡间，破产的农民组织“大刀会”、“小刀会”，以反清为宗旨，进行半公开的活动；在城里，自发的群众斗争也时有发生。据当时的《申报》报导：1906年，霪雨成灾，米价飞涨，5月15日发生“徐瞎子抢米事件”，山阳群众捣毁米铺四家。淮安府所辖各县，饥民暴动，抢劫粮船等事件不断发生，使两江总督张人骏大为震惊。这些如火如荼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革命党人在国内的行动，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周实（1885—1911），字实丹，号无尽，别号和劲，自号“山阳酒徒”。谱名桂生，字剑灵。阮式（1889—1911），字梦桃，梦桃生，号翰轩、憨仙，别号汉宣，自号“跅弛狂民”。谱名书麒。周实生于淮安车桥一个穷书生家庭，其父周鸿翥，字叔轩，能诗文，思想开明，多忠义之气。周实幼年读于“无尽庵”家塾，18岁入县学为秀才，1906年，负籍赴金陵求学，入南京宁属师范，后入两江师范。1909年南社成立，周实“偕女弟芷生、邑人周伟、夏焕云”欣然参加，是南社最早的成员之一，与柳亚子、高旭、朱少屏等有密切交往，被称为“社中眉目”。阮式出身于淮安城内世代书香的封建大家族，其父颐隆，字劬甫，号兰台。阮式16岁入泮，先读于江北高等学校（在今淮安市清浦区），后与周实共读于南京宁属师范。“虽各闻其名，未尝一觌面，于是一见倾心，相得益彰，白门侪辈，周、阮齐称”。一年后，因不满校中管理员横暴，二人同时退学。阮式先后在宣城模范小学堂、淮安敬恭学校、山阳高等小学任教。还担任过上海《女报》编辑，《克复学报》撰述、记者。
  周实、阮式们如果说是一群“80后”“愤青”，到他们加入了革命组织后，则渐渐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本着同盟会、南社、淮南社的宗旨，发挥他们能诗善文特长，创作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诗歌、檄文，周实和阮式还写下词曲、笔记、小说、书札、新剧，以揭露社会黑暗的现实，抒发对封建家族、封建婚姻制度痛恨和不满，表达向往民主、自由、共和，投身革命的热情和心迹。限于文章篇幅，仅举几首诗歌，以见一斑。
  昆仑顶上大声呼，共挽狂澜力不孤。起陆龙蛇鳞爪健，处堂燕雀梦魂苏。重重草木羞依附，莽莽荆榛待剪除。千万亿年重九日，自由花开好提壶。
  周实：《＜民立报＞出版日少屏索祝爰赋四章》之四
  闺杰成仁颈血鲜，浙潮呜咽此奇冤。汉明党籍犹无女，巾帼灵魂赋自天。一死好成三字狱，再生不值半文钱。泰山之重成千古，就义从容薄海传。
  阮式：《吊秋璿卿》
  落魄江乡气不豪，隔墙呜咽一支箫。伤心私告秦淮月，家在淮南旧板桥。
  周伟：《中秋》
  热血横飞满太空，精忠贯日化长虹。只因了解平权理，不愿尊君愿大同。
  张冰：《读＜南社＞十九集附刊怆然赋此》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这一群热血青年，从1909年开始，即直接地间接地，分开地半公开地参加到如火如荼的民主革命斗争之中。这年的11月21日，在周实组织和鼓动下，南京的淮安籍学生和旅居人士即成立了“淮属旅宁同乡恳亲会”。选举当时德高望重的陈官彦、吴涑为正副会长，周实被推选为书记。并在江宁县立案、注册，获得批准。实际上这个组织以社会知名人士作掩护，打着合法的旗号，进行“非法”（即革命）活动。

  可见“恳亲会”早已派遣有志之士投身新军，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是怎样“以讴歌鼓动民军”的。顾祝同、韩德勤是淮安人乃至稍有民国史常识的国人熟悉的名字，他们后来都成为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 在近年发现的《淮属旅宁同乡恳亲录初编》，当时和后来投入新军参加辛亥革命的就有四人：

  1910年6月，通过充分酝酿，淮南社在金陵愚园如期举行，与会者公推周实、阮式主持社务，“共执牛耳”，“淮上知名之士奉为依归”。
  辛亥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周实欣喜若狂，赋《消息》诗，表达誓死革命的决心：“英雄已分沙场死，莫遣蛾眉系我思（诗后自注：时吾友叔清女士方居汉口）”。阮式则浮白击节，效石勒语曰：“赖有此耳！”
  上海、苏州、镇江相继光复后，独南京为清将张勋、铁良、张人骏所据，凭借高厚的城垣，林立的炮台负隅顽抗。时在两江师范读书的周实，会同城中各校学生700余人，约定11月7日举事。11月2日，周实谓宗兄、同志周人菊曰：“此举生死未卜，然能为光复死，足偿十数年革命之志，亦复何憾！第汝宜早归，不可同陷危城。”次日，接南社柳亚子、朱少屏书，招其赴沪。周当即离宁去上海晤柳。柳亚子向周实分析了当时江苏的革命形势，周听从柳的意见，住了一夜即告别而去。11月6日，周实经镇江时，急驰函在宁的周人菊说：“吾决意归淮，汝速返，践前约。”
  当时淮安的情势是：距淮安仅30里的清河（今淮安市区）驻有新军十三混成协（相当于独立旅）。九月，江北提督段祺瑞奉调入京，江北军务由兵备道奭良兼管。武昌起义后，奭良畏罪逃走，受革命影响的十三协士兵，在二十五标（相当于团）掌旗官龚振鹏和辎重营前队官赵云鹏的带领下起义，攻下清河县城。龚、赵二人缺乏组织领导能力，起义后不知去向，散兵游勇四处流窜，抢劫商号、富户，市民备受其害。
  淮安城内无一兵一卒，风雨飘摇。知府刘名誉闻苏州光复，开府库盗银携眷潜逃。丁宝铨（曾任山西巡抚，时卸任在淮）等豪绅巨室亦纷纷携金银细软逃往上海。城内士绅设“大局”于漕署西偏，雇用地痞、乡勇百余人组成民团，以供差遣。四城设分局，执事守夜，每夜城头灯笼火把，虚张声势，以壮寒胆。这些兵勇一日三餐荤素盈盎，开支浩繁，有时还惹事生非。大局民团缉获“人犯”，即在漕院大门照壁前枭首，城处城中心的院门口成了杀人场。据当事人回忆，先后在此杀了20多人。时淮安城东小徐庄开明地主知识分子徐寿春带领农民揭竿攻城，与大局民团在黄土桥接战，由于众寡悬殊，缺乏经验，徐被生擒，当场枭首，悬于东门城楼。白色恐怖笼罩全城。
  光复淮安　血溅学宫
  1911年11月7日，周实回到淮安，立即与阮式商讨“保淮之策”。二人考虑目前两淮形势“祸在眉睫”，于是召集旅宁旅沪学生及本城青年学生八九十人开会议事，成立以南社、淮南社成员为骨干的“学生队”，周、阮分任正、副队长。当时山阳县政权已瘫痪，城内无兵可恃，高户豪门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大局民团不足以御散兵游勇和土匪的掳掠，乡绅亦希望有人出头来负守城之责，乃说服大局供给学生枪枝、子弹。学生队员掌握枪械后，至署前发一排枪，将龙旗扯毁，插上白旗。周、阮率领队员日夜奔走于城上城下，分班在城门口巡查奸宄，三餐自备，致使城内秩序井然。周、阮又令商店照常营业，并派人积极准备组织淮安军政分府。绅董见学生们奋发英勇保卫乡里，纪律胜于团勇，因请改“学生队”为“巡逻部”，周、阮分任正、副部长，周人菊任庶务（秘书），张冰、汪纯清等20人为稽查。于是守城之责由巡逻部担任。他们栉风沐雨，荷枪持械，来回巡逻，日夜不辍。周、阮还指派南京陆军中、小学学生二人分别教操、训练。巡逻部迅速控制了全城局势，使清河的十三协乱兵虽近在咫尺，而淮城独能安然无恙。
  11月12日，清河光复，陆军参议蒋雁行被推为江北都督。同日，蒋传檄山阳县反正，并邀山阳官绅赴都督署议事。山阳县令姚荣泽抗令未赴，士绅举定周实、顾震福等5人赴会。周实赴会期间，姚荣泽指使人散布谣言并蓄意制造府学魁星阁纵火案。一时，城内谣言四起，说周实等人要“杀官劫绅”、“废学毁庙”，引起劣绅忌恨。
  周实自清河回淮，于11月14日在署前广场召开大会，到会商众达数千之多。周实在会上宣布山阳光复，并演说光复理由。阮式亦即席发言，指出姚令和劣绅拒不到会，即反对光复，其“声情激越，足寒贼胆”。会后，在院门口照壁上贴出革除劣绅阮师凝（号钵香）“乡董”资格的布告。围观群众精神振奋，人心大快。次日，江北都督派兵一队来淮设防，周实等出城欢迎。午前，姚荣泽领着私自招募之卫队三、四十人持械到巡逻部。阮式面责其昨日不到会的理由，并严诘库银数目及存放地点。时，阮手持双管手枪指其胸口，声色俱厉。姚面如土色，姚之卫队亦被震懞，未敢妄动。姚允在三日内造册交清。当晚，姚荣泽召集典史周域邠、参将杨建廷密谋反扑，“然未得地方士绅同意，亦未敢仓猝行事”。他还连夜派人向蒋雁行密报诬称：“淮安巡逻部将哗变，掳掠全城，请派两营兵来弹压。”
  11月16日，周实、阮式召集巡逻部骨干商议，分析姚贼心怀叵测，必有行动。“一面草檄其紧守监狱，一面与巡逻部员议武力解决之办法。”当即令周人菊、张冰赴清河请“淮安军政分府印”，以便行使职权，镇压姚贼，二人遂冒雨前往。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反动势力很快麇集在一起。11月17日上午，姚荣泽、周域邠、杨建廷和劣绅顾震福、秦保愚、阮钵香、何钵山等开“秘密会于海会庵”（今淮安镇淮楼西路工商行，原房已毁），拟定谋杀周、阮的行动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中午，由何钵山出面请周实吃饭，午后周实路经府学宫前，有持姚荣泽名片者，邀其赴学宫议事。这时学宫内早布好伏兵，周实胸怀坦荡，不知有诈，欣然前往。周域邠（一说为杨建廷）举枪连射两弹，周实中要害倒地，复又发五弹，周当即牺牲。杨建廷复率团勇包围阮宅，杨直入厅房，对阮式曰：“实丹约君议事，请即行。”既出，阮式被捆绑至府学。阮式大呼：“兄弟们，要杀就杀，快刀立断，勿延！”团勇被阮式豪气震慑，又怕得罪阮氏大家族，竟无一人敢动手。姚荣泽即悬赏20块（一说200块）大洋，地痞屠户朱二将阮式刳腹剖胸，肝肠俱出，饭粒菜蔬，遗弃满地，其惨状较周实尤甚。被害时，周实年27岁，阮式年仅23岁。于是辛亥革命中，一起继徐锡麟、秋瑾之后，震动全国的怨案惨案遂成。
  惨案审理  一波三折
  姚荣泽杀害了周实、阮式以后，周父鸿翥当晚由车桥进城，即被投入监狱，周妻怀抱不满周岁的儿子手搀5岁的女儿，“逃进城西南月湖蒲菜田中一小渔船上躲藏”。姚还在全城搜捕巡逻部骨干。是日黄昏，周人菊、张冰由清河回淮，此时城门紧闭，全城戒严。二人在西门大街一烟店里避到午夜，取了绳索，潜至城东南角，将绳索拴在城垛上，缘城而下“越城以遁”，逃出虎口。其后二日，镇江都督林述庆派遣的北伐支队一部在臧在新率领下到达淮安。闻此变，四处搜索凶手。姚荣泽于某日夜携巨款潜逃，藏匿到南通张詧家中。周父鸿翥、阮兄保麒、玉麒，周人菊、张冰等几经周折逃到上海。
  柳亚子惊悉噩耗，悲愤欲绝地写下《哭实丹烈士》，诗中有“淮南秋老桂先焚，一语无端死伯仁”句，表达了对烈士的哀悼。
  周、阮惨案的审理过程一波三折，颇费周章。民国元年1—4月的上海各报，几乎天天有这一案件进展情况的消息、评论，在当时司法界、新闻界掀起轩然大波。
  柳亚子为伸张正义，惩凶复仇，到处奔走呼号，与朱少屏等联名上书沪军都督陈其美（亦南社成员），告以“虏令无状，一日杀二烈士，不扑杀此獠，无以谢天下”。姚荣泽亦“挥金四出奔走”，打通关节。南通张詧和姚荣泽是有关系的，包庇着不许引渡。张詧所为激起了共愤，淮安学团顾振黄等五十余人到达上海请愿。一时军界、政界、学界，被害家属的公函、公禀、呈文雪片般投向沪军都督府。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丁宝铨也指派走卒四出活动，千方百计为姚开脱罪责，参与谋杀周、阮的少数劣绅亦假借“山阳民团”名义通电各报馆和孙大总统为姚辩护，并联名致函沪军都督为姚鸣“冤”。事情闹到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大总统孙文批令江苏都督讯办。当陈其美派人去提解姚荣泽时，张詧拒绝将姚解沪。
  陈其美见此非常生气，派人把柳亚子接到都督府，为他起草了一个洋洋千言的电报打到南京。大意说，倘然张詧再不就范，我们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派兵舰去攻打南通了。孙文见了电报复电表示：“既经周、阮二人家属和各团体迭向贵都督告发，自应由贵都督讯明律办，免致枝节横生，沉冤莫白。”并签发了《令南通总司令将姚荣泽及全案卷宗移沪讯办电》，明确指出：“毋庸再行解交江苏都督。”然横生的枝节层出不穷。身为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的伍廷芳在司法程序、审判人选、律师资格等方面制造麻烦，拖延开庭时间。
  为了制造声势，1912年2月11日，《克复学报》社、南社、淮安学团在上海西门外江苏教育总会召开了“山阳殉义周实丹、阮梦桃两烈士追悼会”。陈其美挽以联云：
  不忍见徐淮亡，以一身殉国；
  誓平反锻炼狱，为二公雪冤。
  柳亚子挽联：
  一日杀二烈士，苟民国犹有典型，忍使鲸吞终漏网；
  奇冤埋八旬余，恨中原尚余胡虏，不曾鸟尽已藏弓。
  会上，顾振黄报告烈士事迹，柳亚子宣读了祭文。
  当时掌握兵权的陈其美是不好惹的。张詧见了电报，知道陈其美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于是才把姚荣泽交了出来。通过宁、沪之间频繁的电报往来，讨价还价，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南京与上海达成妥协，设立所谓“临时合议裁判所”负责审理此案。
  千呼万唤，姚荣泽一案终于1912年3月23日在上海南市市政厅公开审理。姚荣泽被提解到庭，证人周鸿翥、阮氏兄弟，周人菊、张冰出庭作证。中外记者旁听者不下千人。上海《时报》于3月24日、31日、4月1日以《初讯姚荣泽案》、《再讯姚荣泽案》、《姚荣泽案审结》为题，及时地作了详细报导。经过法庭调查、辩论、合议，宣布判处姚荣泽死刑，于两周内执行。
  此时南北议和，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在北京任临时大总统。姚案的部分陪审员以所谓姚“罪有应得，情尚可原”，致电袁世凯请求赦免一死。于是，袁一笔照准，特赦姚荣泽免其死刑。
  于是姚荣泽被定为终身禁锢之罪。到了承审官那里又改为监禁十年。实际上，姚荣泽关押了三个月即得释放，逍遥在上海法租界内。陈其美、柳亚子等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争来的结果，转眼之间付之东流了。
  烈士精神  万古长青
  历史沧桑，辛亥百年，这在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长河中也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一百年前，淮安的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怀着中华崛起，国强民富的政治抱负，向往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之中。南社社员中众多坚定的革命志士不仅用笔墨与口舌鼓吹革命，而且前仆后继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热血和头颅，周实是他们中的第一人。柳亚子评论云：“余观烈士生平，盖缠绵悱恻多情人也，一朝见危受命，慷慨慕义，奋为鬼雄，贤者不可测，亦足为我南社光矣。”周实阮式们为改变国家民族命运，挺身面出，面对死亡，从容不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万古长青，永远是后世青年效法的楷模。
  南社成员投身辛亥革命的业绩是可歌可泣的。周实、阮式以大学生身份，弃学从戎，以他们在青年中的声望，直接组织“学生军”，投身于如火如荼斗争的第一线，并光复一座府（县）城，推动了苏中泰州，苏北盐城、海州等地的光复，改变了江苏敌我对恃的态势，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斗，加快了江苏全境光复（12月3日）的进程，这在辛亥革命史上，南社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值得大书特书。其历史功绩不应忽视，不应为后世忘怀，应永驻史册！
  然而，历史的教训也是惨痛的！
  周实辈青年知识分子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认清了其“阳树立宪之帜，而阴行专制”的虚伪，不革命不足以拯救“我神禹之疆域”，改变“一坏而不可收拾”的局面。看到了广大农民的苦难，并寄极大的同情，但看不到蕴藏在农民群众中巨大力量和迫切革命要求。他们认为，只要有先知先觉的革命家以救国救民为职志，登坛一呼，就可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芸芸众生就会箪食壶浆去迎接光复，跳出水深火热之中，而登衽席之上。这当然是十分幼稚的。

  周实辈青年知识分子，以至众多辛亥革命的参加者看重的是在大城市、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而忽视了光复后政权建设和准备。他们常常分不清地方士绅阶层的真正面目，特别是其中“两面派”人物的丑恶嘴脸，革命者在与“士绅”的较量中往往是失败者。使得“州县军政分府”，乃至省级“军政府”大权均落到清政府旧官僚手中。这些“分府”、“政府”不但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政权，反而成为了镇压革命党人的工具，以至动摇了共和民国的中央政权，也成为袁世凯后来轻易撷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政治基础。周、阮被杀，同样从上海回家乡成熟谋光复的南社社友庞树柏，在地方政权建立后，被旧势力又撵回了上海，均是深刻生动的例子。
  早在同盟会成立之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即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民报》发刊词又提出了“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主张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辛亥后的前70年，中国走过了太多的艰难曲折的路，改革开放后的30年，经济崛起了，民生改善了，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难题，政治体制机制改革，民主建设，社会民生，诸如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司法言论等方面的改革严重滞后，制约了科学发展，制约了经济平稳的又好又快的发展，分配的不公影响了社会和谐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山先生的临终遗嘱仍然有着深远的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