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2岁，于1936年出生，当时，我的太爷非常高兴，又有一个重孙子。我的太爷本来是个贫农，在集镇上农忙种田，农闲做小生意，眼看着外乡农民到集镇上卖黄豆，一时无人买，很着急。有时候，也看到，外乡豆腐店老板来买黄豆，又无人卖，很着急。在这样情况下，我的太爷机动灵活，善动脑筋就方便大家，用两张圆篾匾，自己无资本，先收下人家卖的黄豆，两天后拿钱，以便让卖户及时返回。来买黄豆的人，能及时买到，作市场调剂，当然有合理中介费，由此从豆子摊到豆子行，发家致富了，直到现在，原来我家旁边的巷子，名字还叫“豆子巷”。我父亲读过四书五经，忠厚老实，辛苦经营，俭朴持家，曾经买过几十亩地，当时大家庭有几十口人，不是坐吃地租，主要忙生意，还红火，在苏北农村大集镇曹甸，林立的地主群中，是个商业兼地主吧。1946年，土改，算地主成分。1949年，县公安局曾发给“地主摘帽证明”，当时政策是，1946年土改，三年劳动改造，没犯罪行、错误，即可摘帽为“农民”。1956年，肃反时，为加强阶级斗争教育，按照百分之95是好人，那么就有百分之5是坏人，许多大地主都远走高飞了，要凑足人数，我的父亲又成为地主成分了。
  当兵入党提干全被扼制
  1956年，在高邮师范，已检查过身体，因为成分不好，我当兵未成；1958年，在古塔公社任扫盲中心民校校长，填过《入党申请书》，八届三中全会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最高指示来了，入党未成，公社党委书记陈耀芝叫“停一下再说”；1968年，各单位大演现代戏，加强阶级教育，学校先叫我演复员军人王大成，公社宣传科王菊英科长知道了，说，这怎么行，他怎么能算军人上台。非叫我在现代淮剧《九件衣》中演地主狗腿子张九，不肯演，也不行，校长刘伯华做思想工作，劝说，这是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只好委曲求全。一辈子44年教师，其中，文革时，从中心小学被贬去单班小学（一偏远小村，一所小学只有一个班级，一个教室，含一二三四年级学生），也未冠以“校长”名词，叫“负责人”。几十年来，几乎是年年教学成绩名列前茅，永远是普通一兵，历朝历代的领导们都是知道的，曾经，在文教局做秘书的老同学马鑫城（师范老班长、老淮阴东大街人）曾经告诉我，你本来是区扫盲中心民校是中心小学副校长级别，有人提议可以恢复职务，后来局里开会没通过，当然就是因为成分了，慢慢来吧。如今退休已经21年了，全成为历史了，俱往矣！
  成分决定你是“反标”的幕后指使者
  1970年，单班小学负责人时，12岁的女学生潘学英用粉笔在学校外墙上写了五字反动标语（是“打倒毛主席”五个字，当时都不准许说出这五个字，谁说出，谁就犯罪），当时处处会出现“反标”，也许是神经过敏，紧张兮兮的，好像越是不准，越会出现。这下子，引起非常重视，公社治安科长带领一班人马在这个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庄上小奈沟坐镇10几天，公社书记坐镇5天，排查线索，“前面有小孩子，后面有老头子”是指使者，当时分析就是：这一个人的教师、校长、负责人、成分不好，肯定是他，是幕后指使者。后来听说，逼着潘学英说，你就说是郝老师叫写的。这个学生始终没肯说（听说，这个学生如今已是三个孙子的奶奶了，我一直想去看望她，也不想去，都未能成行）。全公社教师忙假、暑假连着77天“阶级斗争学习班”，轮番对我所谓劝告、帮助，逼着我承认是指使者，如果承认，肯定坐牢10年，还不知死活，同事中已经大有人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出身不由己，道路任选择”，口号响成一片，还说“学生已经说是你叫写的，就要你自己承认，看你表现”等等。我没叫，硬承认是我叫的，不是欺骗党吗？当时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王进之脸上身上，有青有紫，我亲眼所见，凌晨，在厕所，有人把他从小屋梁上放下，被打无奈，上吊，叫畏罪自杀，叫教师中的四类分子抬尸游街示众，又是祸及子孙：张乃扬普通教师经不住反复检查的折磨，投河，叫畏罪自杀，又是祸及子孙；老同学邱万春说棉毛衫换个领子袖子三毛钱，浓缩为“换个领袖三毛钱”，领袖二字，现行反革命，万人大会，判刑十年，又是祸及子孙；古塔小学的王学举，又是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年，又是祸及子孙；郝兆祯，56岁，公安局判刑，漏划地主分子，交给群众劳动改造，只给12元生活费，喂猪拾粪，等等，扬州市（阶级斗争）“情况通报”刊出，全县教师中揪出33名阶级敌人，我们一个公社就有13名，真正是“稳、准、狠”，公社还开了大会······一次“帮助会”上，我被逼急无奈了，慢慢地说，我没叫学生写，检查到现在，还叫挖思想根源，怎么挖呢，一直揪住不放，中心校50几起反标了，校长没检查吗？县实小100多起反标了，校长没检查吗？扬州市多少起······老朋友杨家驹猛地大喉咙打断了我的话：老郝啊，你不要再说了。会后，又提起这件事，他悄悄地提提我的耳朵说，你真胆大，你接着引申，江苏省多少起，全国多少起，叫谁检查啊？你真想坐牢啦！······1990年，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当时的中学校长还我两大包两尺高的“检查书”，全是当时的劣质的厚一些的黄色的纸张。上级指示，叫退还本人，叫正确对待。我含着泪看了两天，还想保留纪念。老妻吵着，哭着，揣进锅膛，付之一炬，唉！这种感情是能“一焼而光”的吗？
  表演成地主的“革命实践课”
  1971年，县宣传部、文教局出面组织，全县北片举办一次“阶级斗争”革命实践课，任务到我们学校，任务到我这个个人，指定课文是《收租院》，一次一次试教，评课会上，越说越明朗了，叫我，“要投入”，“要现身说法”，课文中有的，要凶狠，课文中没有的，要引申，要凶狠。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郝名龙更是露骨地说，你就学那个刘文彩大地主的样子，“抓起来！”“狠狠打！”“杀掉他！”，要凶狠。我反唇相讥：这不叫上课，叫演戏了？郝名龙高兴了：对对对！ 又是上课，又是演戏。我说，我不会，你来。不行，就非要你来，才叫，叫，叫“投入”。我小声反抗了：我不会上这个课，另请高明吧！校长邵裕荣再三再四做思想工作，耳语：任务压下来了，怎么办啦，应付，应付吧！他们又作了些让步，我也为了保住饭碗，那时，谁都可以停发你的39元工资，去劳动改造。勉强上了课，出了些洋相，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什么公开课，简直是一场“猴看猴戏”。学校、文教局都写出了“革命实践课”的总结汇报了。可我，几十年来，心里一直像吃苍蝇似的，哪里还有“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中心”的教育法则呢？我在人格上受了一次莫大的侮辱，而且深深觉得，连“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这个名词都受了一次莫大的玷污！
  “可以教育好”的含义终身难懂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本来是指地富反右四类分子的子女，什么标准算是“可以教育好”呢？你努力，你争取，你彻底改造吧，你脱胎换骨吧！真的可能吗？学生郝思年就非常典型，暗下决心，非得把自己10几岁的中学生改造好，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白天割麦挑粪，样样农活都干，晚上坐在墨水瓶小煤油灯下，写了几本毛主席著作学习笔记，以为自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队长不喜欢他，干活应该得10分工，就给你8分工。他还天真地听毛主席话，爱护集体，说干部天天喝酒是浪费集体钱，勇于提意见。他哪一天能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啊？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生产队不同意，中学书记当然也是不同意。他哪里知道：“可以教育好”，是鼻尖上沓一块糖——舔不着，掠不着，其真正含义永远也弄不懂。
  我家两个儿子，是我父亲地主分子的孙子，竟然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得到好处了，可我还觉得委屈，不可思议。1970年，出现了一场重大的教育革命，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上大学，只重出身成分，不谈学业成绩，决定权在贫下中农手中，实际上就是在干部手中，叫谁上大学，才可以上大学。成分不好的人当然不可能“推荐”上大学。1974年，大儿子初中毕业，我们家肯定没指望被推荐上高中了，再说，那一年，全大队41名初中毕业生，推荐名额只有6名，肯定是干部子女了，我们的心死定了。开学了，通知书来了，叫我家大儿子上高中了，喜出望外。原来今年政策，允许，全公社有一个名额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高中。本来的定义是：四类分子的儿女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是，解放后30多年过去了，四类分子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当然没有10几岁的在学年龄的子女了，怎么办呢？于是，政策是，延伸，推衍，四类分子的孙辈也算“子女”了。如果赌气，自己不能平白无故地背上黑锅，我就算个地主分子了，算了吧，孩子能上高中了，当然是好事，不去计较什么头衔，什么名分了。办公室里，刘文翔老师又来调侃了：儿子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郝宇铭是四类分子，赖不掉了吧？哈哈哈！不过，再以后，你儿子的儿子，你儿子的孙子，会不会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大家相视无言，陪着苦笑笑。就这样，贫管会主任、生产队的队头队尾（队委干部）还要敲杠子，弄两嘴酒喝喝，自然是愿打愿罚了。
  巧事就多，无独有偶。1980年，二儿子高中毕业，苦无就业出路，当兵吧，想去“摸彩”，意思是，碰运气，好，就留部队，考军校，不行，干几年，回来再说。几个同学都想去当兵，人家贫下中农当然都可以，又是我们家成分不好，哪能轮到你当兵呢？四处求人，毫无门路，儿子吵闹不休。正好在宣传部工作的一个前学生告诉我，今年政策有松动，每个公社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有一个名额可以去当兵。于是，积极报名，经过层层考核，这一个名额终于落到了我家二儿子身上。当然，又是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的“子女”降格到孙辈。不去计较名分了，我又当一回四类分子了，算了吧，能当兵，就是好事。不过，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孙子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吗？该延续到多少代呢？不管他了！
  摆脱“成分”影响的日子里
  我的父亲一直是为了不给四个儿女（都在工作上）加上“父亲畏罪自杀”的罪名，减少对儿女影响，坚持活着。1978年盛夏，他也认为文革大局已定，说是为了减少哮喘痛苦，终于，在凌晨，用铁丝拴住腰上扣在桥桩上，以跌断腿后的蹒跚脚步走向滚滚急流之中，已经是76岁的老人啦（我非常地不想写出这一情节，将受我的儿孙们严厉谴责）！
  我44年粉笔生涯中，坚定信念，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想不到，50年后（1958年填表无用，2008年填表，2009年参加清河区组织部党训班学习），2014年，79岁了，我终于成为共产党党员了。如今，我白发老翁，诗词、文章经常见诸报刊，经常得奖，已经是淮安市政协文史委特邀文史委员，是《淮安历史与文化》会刊的编委之一，是清河区区志办公室编辑，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是淮安市金秋岁月俱乐部宣传部部长，紧敲键盘，参与写文章、编书等文史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儿子中，几个共产党员了，上海孙子、媳妇都是英国研究生，四个重孙辈了。今天，残年余力，我，自当无私奉献，为党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