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鲁迅先生列为晚清四大讽刺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自1903年问世以后，其作署“洪都百炼生”究为何人，很长一段岁月里，竟不为人知！《老残游记》之所以让世人瞩目，除了别的原因外，至少还有两大因素：一是“叙景状物，时有可观”（鲁迅语）的文学描写才技；二是不落传统“暴露文学”的窠臼，不揭贪官、赃官而专揭“清官”的特色。而其中附作的一些诗词，似乎因为行文的需要，作者未予刻意雕饰，加上揉之以一些隐语，蒙上了某些神秘的色彩，令人难以卒读，因此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80年《铁云诗存》刊行以后，学人方可窥见刘鹗的文学才华于另一斑：诗词方面的真功夫。
　　（一）
　　学界对刘鹗诗词的评介也不多见。有之，则见诸山东师院严薇青教授的《铁云诗存·序》（齐鲁书社1980年版）。《序》中称：“捧诵（刘诗）之余，深感才调高旷，清华绝伦；工力深厚，迥异凡响。所谓清新、俊逸，殆兼而有之。”虽寥寥数语，却一语中的，明确地揭示了刘诗的亮点，至少能给人们提供诵读、品味刘鹗诗词的一个思路。
　　刘鹗不仅属文随便，写诗也很随意。其目的并不想去发表以扬名立万。即便他创作《老残游记》，那也是为了资助友难，绝非想做一个专门的文学家——尽管他有这方面的才智。刘鹗写诗填词，用心无多。用他自己的话说：“予少年多病废学，于诗文涉猎尤浅。中年饥驱，奔走于四方，学益废，匪惟境遇所牵，不好学亦其天性也。今也荏苒四十于兹矣……功业、文章庸有望乎！兴之所至，任意咏歌；非惟无术求工，并无求工之想。杂录于下，聊以自娱。”（《芬陀利室存稿·自序》）
　　短短的一段话，我们可作如下解读：一、刘鹗写诗，同创作《老残游记》一样，也是一种“不经意之作”，只是“兴之所至，任意咏歌”。二、创作诗词的目的似乎仅仅局限在“聊以自娱”之上。不仅不想发表，也不愿示人。三、由于有以上两种因素在，只是“任意”为之，不事雕琢“求工”。但是他并非无术，其实他有“求工”的才智。这也许是他调侃的一种说法而已。
　　对刘鹗的这一说法也可以找到印证。其孙刘惠孙先生在《铁云诗存·跋》中称：“先祖……诗不留稿，平生所作，随手弃掉。只清光绪丙申，公元1869年（应为1896年，原作有误）在北京因买得《文美斋笺谱》（按：此笺制作精美，不忍废弃），就在上面回忆写了几十首诗词，自题《芬陀利室存稿》。”现《铁云诗存》中为数不少的篇章，均系其儿孙辈抄录的轶作。
　　刘鹗一生究竟写了多少诗词，至今无人尽知。目前可见的《铁云诗存》仅收录113首，倘有几首在《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铁云诗存》中可见。如果有兴趣或可能，其儿孙辈手中肯定尚有一些收存或能查找，乃至从日本学界中还可寻觅到其它一些轶作。但这些或许并不重要，仅有一本《铁云诗存》，足可窥见刘鹗诗词创作功力的全豹。
　　据《铁云诗存》可查证，他最早的诗大约写于光绪十八年，即公元1892年，较《老残游记》（1903年）早了约11年。是年36岁，岁在壬辰。因其治河有功，被举荐赴京入总理衙门考试，以俟朝廷录用，有诗题为《壬辰送总理衙门考试，不合例，未试而归。腊月宿齐河城外》。诗云：
　　魄落魂销洒一巵，冻躯围火得温迟；
　　人如败叶浑无属，骨似劳薪不可支。
　　红烛无光贪化泪，黄河传响已流澌；
　　那堪岁月荒城道，风雪千山梦醒时。
　　真是“三杯两盏残酒，怎敌它晚来风急。”炉火虽旺，冻躯难温。人如落叶，飘泊无根。筋骨酥软，难以支撑。眼见红烛流泪，如豆明灭；耳听得黄河冰凌，格格传响，面对荒城岁月，风雪千山，何时才能梦醒。难怪啊，腹拥治国救民之经纶，夙宿“养天下”之热望，怀揣为朝廷录用再施箕帚一展鸿途之畅想，结末却有矢无果，所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那种京华梦碎的失落、怀才不遇的惆怅、遭人遗弃的感伤、旅途劳顿的困苦……万般心结，一齐融入诗中，唯一能给他带一丝欣慰的是：不驯的黄河，经过他惨澹的整治，已然安澜；那“传响”的“流澌”，或许能抚平他心中的波澜。然而，“今日酒醒何处”不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而是什么，刘鹗虽未道出，难道还需要我们去查找答案吗？
　　（二）
　　具有戏剧和讽刺意味的是，刘诗也曾发表过，不过并非刊在国人的报刊上，而见诸日本人办的《天津朝日新闻》（1901年3月26日版），而且是四缺一《杂感四韵（四首录三）》。不妨录示于下：“积骸成莽阵云黄，九月乘槎入帝乡。梦里鸳鸯空草草，眼前燕雀总茫茫，玉鱼金碗朝陈市，碧血青磷夜吐光；毕竟是非有定论，满城人尽怨端刚。西望长安想翠华，蓬莱宫阙阵云遮。干戈燎乱名王府，刁斗森严上相家，百姓含辛总有泪，九门茹苔尽无哗；回鬼众恶盈庭日，天纵神拳不住夸。”“端毓刚徐赵李伦，兴高采烈杀洋人，两宫法驾依回匪，半部尚书作顺民。十一国旗飘上苑，三千宫女感东邻，太和门外轻球起，疑是红灯又显神。”
　　读了这几首诗，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唐代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诗描写的是“安史之乱”造成的国之内乱，流的是慨叹国破家亡的唏嘘、悲伤之泪；刘诗披露的社会状况较“安史之乱”更为惨烈。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7月，八国联军由大沽口登陆，几乎兵不血刃，攻陷北京。洋兵到处奸淫掳掠，北京死人无算。加以京城乏食，粮源断绝，情势十分危急。刘鹗自告奋勇，即赴国难，在上海筹款协同浙人陆树藩于八、九月间入京办赈，并设掩埋局，收敛死尸；设医药局，救人活命。（此组诗写于1900年9月）诗一展示的是八国联军进京后烧杀抢掠造成的悲惨景象。时值九月，乘船进京，劫后惨况，目不忍睹，愁云雾笼，遍地尸骸，眼见得国都破碎，夙梦难圆，百鸟无踪，金玉宝玩，狼藉于市，阴魂鬼火，半夜吐光，劫后余生，没奈何只归咎于端王、刚毅之流。其二，专政愚顽的慈禧为了保住身家性命，居然置社禝江山于不顾，向长安一隅逃命苟延，而那些“王府”“上相”之家，也横遭洗劫，无一幸免。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只得“无哗”“空泪”；其三，群奸勾结在一起，不思动用朝廷军队抵抗外侮（因养尊处优，已失去战斗力），倒卑鄙地利用义和团的民族仇恨，鼓动他们去抵抗洋人，因为他们力量毕竟有限，大刀岂能敌得过洋枪洋炮，结果更为糟糕。外侮和内乱交叉在一起，加以义和团又乘势杀了一批朝官，朝政崩溃，生民涂炭，乱相四起。刘鹗在此流淌的是愤懑、斥责之泪。至今读来仍令人发指。
　　需要指出的是，这几首诗对义和团运动颇有微辞，但并不影响它的价值。这几首诗，却如林中的响箭，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刘诗大胆地痛斥了列强的的凶残，朝廷的腐败，君王昏聩，群奸弄权，群魔乱舞，国力衰微，不堪一击。刘鹗毫不留情地把矛头直指群奸（端王载漪、毓贤、刚毅、徐桐、赵舒翘、李莲英之流）这是需要勇气与胆量的。后来沈虞希因在报端披露清宫秘闻（慈禧媾和沙俄）遭致杖杀，乃至牵扯到连梦青一干人，酿成满清政府骇人听闻的新闻案。刘诗的出现，更是“犯上作乱”之作了。
　　刘鹗的这几首诗，称得上是一组地道的“反诗”，虽然至今从史料上找不到清廷有过清算这笔账的记载，但如果发现，估计是绝不会放过的。不过，这组诗为什么会于“庚子之乱”后的次年在日文报刊上得以发表，我们只能从“三千宫女感东邻”一句中找到（“东邻”指日本）注脚，因为这句诗道出了一个史实：“洋兵入城后，日本部队（按：日军似乎做了件“善事”）曾将内宫宫女，尽其释放，由其家属领回。”（参见《铁云诗存》67页“东邻”注）。由此推之，日本人所以刊发刘诗，或许玩弄的是一种阴谋政治。
　　（三）
　　无论怎么说，刘鹗的诗才在当时是颇负盛名的，1896年（光绪22年）二月，刘鹗在北京写了《春郊即目二首》，是年三月，由海道回到上海，黄葆年（曾任山东泗水县知县十年）、毛庆蕃（时任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宋芝洞、汪康年、罗振玉等六人均有和诗，时梁启超也在上海（准备受聘在汪康年办的《时务报》作主编），他和了其中的第二首，现在我们将两家诗作拾录于下，依此可以做一个比对：
　　刘诗《春郊即目二首》之二是：
　　可怜春   满皇州，季子当年上国游。
　　青鸟不传丹凤诏，黄金空敝黑貂裘。
　　垂杨踠地闻嘶马，芳草连天独上楼。
　　寂寞江山何处是，停云流水两悠悠。
　　梁的和诗为：
　　自古文明第一洲，卧狮常在睡乡游。
　　狂澜不抵中流柱，举国将成破碎裘。
　　燕雀同居危块垒， 箎蝓空画旧城楼。
　　漏巵真似西风岸，百孔千疮无底愁。
　　因有另文对刘诗作专门的品介，这里姑且对两家诗作不去评析，只简要地介绍一下刘鹗写作此诗的背景：刘鹗先后两次被举荐入总理衙门考试，以备朝廷录用，结果却双双落空。第一次是光绪18年即公元1892年，有诗纪之（参见[一]之“魄落魂销酒一巵”）。《春郊即目》是在第二次（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进京入衙无果而终以后的感慨之作（写于次年，即1896年），虽然不甚低沉，却多少流露了诗人报国无门，仕途无望的那种失落的情怀。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刘诗之所以得到众人的唱和并拨动那么一批人的诗兴，其诗情才智、文章抱负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将刘鹗存世的百多首诗词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五类。
　　一是言志类。如《述怀》（“无才学干禄，乃志在圣贤”，灵台有微滓，一跌千仞渊）；《寄赵明湖》（“敢与波臣争高下，一支萍梗任风飘”）等。
　　二是抒怀类。如《春郊即目》、《鄂中晤吴季清大夫》、《鄂中四咏》、《登太原西城》、《忆丙子二十六韵》、《题唐诗三百首卷首》、《宿戈驿》等。
　　三是记事类。如《除夕》（“仆告无储米，人来索贳钱，念我尚如此，群生更可怜”）、《论泉绝句》等。
　　四是即兴类。如《遣兴》（“终日摩挲上古铜，有时闲坐味无穷。窗前树影偷遮月，屋里花香不借风。读画夜深鱼钥冷，校碑昼永蜡灯红。”）等。
　　五是狭邪类。如《狭邪》、《东游草》、《记得》、《春闺别怨》数首等。
　　所谓“诗言志，歌咏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这种文学体裁，有别于诸如小说、戏剧等其它文学样式。小说、戏剧可以依靠人物或史实或世事进行虚构，表寄作者的某种思想理念或政治态度；而诗歌，无论采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哪种手法，几乎无一不是作者思想理念或政治态度的直接现实。有的是直抒胸臆，有的则借景抒情，有的是借古讽今，有的是抚今追昔，有的则睹物思人，因事类已……
　　捧读刘诗，我们感到有一股清新、率直的轻风拂面而来，不假修饰，无有矫揉，作者直抒胸臆，其思想理念和政治态度乃至内心情感的脉搏，读者用不着去猜摸，即可把握。刘鹗驾驭语言的功夫，却不入封建文人的俗流。在他的诗中，找不到低沉，看不见虚无，所谓才调清华，俊逸清新，率直自然，独成一格。作者思想感情的潮水，在字里行间跳荡，刘诗堪为作者心灵的“大写真”。
　　值得一提的是，《老残游记》中因有咒骂“北拳南革”的话，解放后，学界一度抓住不放，痛批不舍，乃至“乐此不疲”，至今还留给学界一个“反动”的阴影，致使学人不敢轻易触摸。而捧读刘诗，仅有一首《杂感四韵》对“北拳”有所涉及，尚有微辞，但他敢于骂娘，骂的是洋人，骂的是清廷（“东华门外榷场开，无数英雄尽发财”），骂的是赃官、奸官（“谁料目今刚李辈，昏凶十倍国忠时”；“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在此我不想为刘鹗翻案。不过诗词是文学创作，是作者思想理念和政治态度的直接现实；如果仅以小说去查究作者的思想理念和政治态度，是否可另作别论。
　　但毫不夸张的说，刘诗的出现，由于风格迥异，情致高远，清新活泼，一扫晚清诗家“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确乎为晚清诗坛树起了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至于刘鹗诗词的思想性、艺术性究竟如何，笔者将另文分类予以简析，以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