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登极，建立明王朝。1403年明成祖朱棣夺了侄子惠帝朱允炆的王位，迁都北京，为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使南方的大米、绸缎、贡品能源源不断运往帝京，大规模整治和修通了京杭大运河，为控制这条经济大动脉，使之畅通无阻。明王朝在淮安设漕运总督署、建府署、榷关，并给予漕运总督以兵备、财政、司法审判以至行政管理等权力。明初为发展生产，又推行“移民政策”，当时淮安的人口遽增，商业繁荣，使淮安逐渐成为苏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淮安的这种“昔日辉煌”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康乾盛世”也达到了顶点。如果单从文化方面考察，在清顺治、康熙时即形成了以邱象升、邱象随兄弟为代表的“邱氏文学世家”，稍后兴起了以阮学浩及阮葵生、阮芝生父子为代表的“阮氏文学世家”。到清道咸年间，淮安经历五百年沧桑，五百年的文化沉积，在文化界、学术界出现了名扬全国的潘德舆、鲁一同、丁晏、高延第四位文人、学者。到同光年间又出现了著名学者徐嘉、段朝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继吴鞠通以后，则形成以刘金方为代表的人数众多“山阳医派”的医生群体。同时绘画、书法、出版亦有长足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又刺激经济的发展。此时淮安城里形成了有较高政治地位、丰厚经济实力、渊远文化素养的“丁、韦、何、许”“四大家族”。对于“潘、鲁、丁、高”以及徐嘉本书均有专题述及，现对晚清淮安文化的保存、传播做出巨大成绩的段朝端、王锡祺和“四大家族”作一简单介绍。
  段朝端（1843—1913）字笏林，号蔗叟，晚年病足后又名“蚓”。15岁即入县学为秀才。后数次参加江南乡试均未中式。乃博览群书，访问淮故，有志著作。21岁开始设馆课徒，从此一生教学、著述，从事淮安地方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中年后曾报捐了个“试用训导”，50岁后曾先后做了几年仪征、甘泉、兴化、海州等县学的学官。其弟子遍及两淮和苏北，有的不少中举、中进士，成了达官显贵，如丁宝铨。同治年间，参加了《重修山阳县志》的校刊，1920年主持《续纂山阳县志》编撰，任总纂。此年，近代著名学者冒鹤亭（号广生）先生主持编刻的《淮安丛书》，段朝端是《丛书》的主要撰稿人和资料提供者。冒氏赠长诗赞之，“行年八十犹作书，笺注考订虫与鱼”，“先生之诗鲁通父，先生之学吴山夫”，“自从阮（吾山）范（詠春）尽黄土，征文考献世则无。”
  段氏一世清贫，其著作甚丰，除《张力臣年谱》、《吴山夫年谱》刻入《淮安丛书》，《椿花阁诗集》由门人、好友捐资刊刻外，大部分均未付梓。主要有《椿花阁文集》、《椿花阁随笔》、《楚台闻见录》、《淮人书目》、《淮人书目小传》、《淮著收藏记》、《跰躃余话》等百数十卷。
  王锡祺（1855—1913），字寿萱，晚号瘦髯。始祖自太原迁淮，入清河籍。咸丰五年生于山阳，并世居山阳。祖父王履谦经营盐业致富，开设“王永懋”当典于城内龙窝巷，后毁于火，复移建于南门大街、兴文街首（原兴文街为东北向的斜街，今新华池浴室、人民剧场处），易名“肇庆”。王氏“8岁而孤”，18岁入泮为秀才。但他厌恶一成不变的“八股文字”，对地理知识和各国行政之书却有浓厚兴趣，开始搜集资料，两年后，辑成《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并写了自序。
  光绪五年（1879）春，王锡祺取得顺天北闱乡试资格，应在福州舅氏支燕来之召，决定作闽浙之游，然后取道上海乘海船北上。此行虽为应试，而实为游历考察，他早把八股文章置于脑后。抵沪后，兴致勃勃往上海银美华书馆观看机器铅字印书，询问印刷机及配套设备的价格。他在“京师日读邸钞（官署办的邸报），知海禁既通，外交孔亟，而朝野士大夫罕留意者”，看到西洋列强及俄、日各国均来华掠取利益，而封建官吏对世界各国情况一无所知，一片空白，“乃遍读译籍，备知各国情势”。他不顾“太夫人乖常例阻之”，决心东渡扶桑进行实地考察，并编一部介绍各国地理、历史知识的丛书。8月，乡试揭榜，结果可想而知。他立即出京航海到沪，将自著《北行日记》和潘德舆《金壶浪墨》交付排版印刷，然后回乡省母。母亲见其去意已决，嘱咐尽早归来。10月，王锡祺“浮海至长崎”。他在日本考察半年多，足迹遍东京都、大坂、东京等地，还游览了富士山，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日本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变法措施、疆域海岛、历史演变等各方面情况，第二年夏方回国。
  王锡祺返淮后，根本无心经营典当业，把肇庆当典交“童仆经管”，自己倾尽家资，以两千大洋买回印刷机和铅字，忙着著书、印书。在同辈文人、朋友的帮助下，经过不懈努力，《小方壶斋丛书》终于大功告成。刻入《丛书》的有：明末张天明著《淮城日记》、顾秋碧《通俗文佚文》、丁晏《日知录校正》、黄宗羲《思旧录》、阮葵生《茶余客话》、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望社姓氏考》等。学者丁晏生前编有集淮安诗人大成的《山阳诗征》，丁氏去世二十年，一直未付梓，王锡祺将此书和自己编辑的《山阳诗征续编》一并收入《丛书》，为地方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锡祺原本家资丰厚，在清末从上海购回机器，从事现代印刷业，在当时苏北县城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他为了事业倾尽毕生精力，毁家举债，义无反顾，精神可佳。最后将当铺、房产抵于债主，均“不足以偿”，被告上法庭，登了“大狱”。后经罗振玉在省城疏通，得以出狱，晚年浪迹沪宁、扬州、高邮等地躲债，年仅五十，贫病交加，客死于泰州。
  淮安的“四大家族”，丁氏为首。丁氏发迹于丁晏父子。丁晏是举人，其子丁寿昌、丁寿祺都是进士。在道咸年间，丁氏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随之有了丰厚的经济实力。地方事务丁晏出面、发话，没有办不成的。关于丁晏本书已有专文，现介绍其子。
  丁寿昌，晏之长子，字頣伯，号鞠泉，道光丁未（1847）中进士，留户部任用，同治二年（1863），外放福建道监察御史，不久授知浙江严州知府。四年，严州大水，为救灾殁于任上，受到朝廷嘉奖。著有《台垣疏稿》，编有《山阳文征》。
  丁寿祺，晏之次子，字仲山，咸丰己未（1859）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刑部郎中，后宣迤西道台，因父年迈，朝廷恩准回淮养亲，未赴任。著有《双堂书屋存稿》、《海隅从事录》、《西行日记》等。
  丁寿恒，晏之三子，字叔居，秀才，办事干练，能诗文。著有《毛诗杂故》、《漱经斋集》，《山阳艺文志》收有他的诗文。
  丁寿征，晏之四子，字子静，道光丙午（1846）优贡，应试作《经说》，颇得学使俊藻和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器重，举荐为八旗弟子教习，以知县候用，精经史、小学。著有《十六国兴亡表》、《说文揭橥》、《春秋异地同名考》、《张右史年表》以及《葆素斋诗集》。
  丁氏子嗣颇多，人丁旺盛，在淮安城内形成庞大家族群体，治地方史并颇有成就的丁志安先生即丁寿恒的直系曾孙。
  韦氏家族以韦坦、韦墉兄弟为代表。
  韦坦，字竹坪，号恬斋，道光丙申（1836）进士，官兵部主事晋职方司员外郎总司事。韦坦是一个办事干练严肃又廉洁奉公的官吏，曾随大学士耆英“治狱绥远”，视察河防，赈灾济民，杜绝迎来送往，颇得道光皇帝的赏识。能诗文，著有《恬斋诗抄》。《山阳艺文志》收有为李宗昉藏《题龚圣予（龚开）驯象图》诗。
  韦墉，道光甲辰（1844）副榜举人，亦能诗文。山阳何氏亦兴起于道光年间，其代表人物为何锦及其子侄其杰、其浚、其厚。
  何锦，字濯波，先世为浙江余姚人，是清代淮安大数学家骆腾凤的女婿，虽无科举功名，但“性孝友，敏于任事，喜为乡里兴利”，曾协助丁晏修葺旧城废垣，修复龙光阁，主普济、育婴两堂，任劳任怨，在地方上有较好的口碑和较高的威望。
  何其杰，锦子，同治甲子（1864）举人，官内阁中书，委署侍读，去官归里后，继承乃父风范，热心乡里公益事业，“每有义举，长官仰其计划，故城工、文渠、学宫、学额积谷等靡不赞助成事。”
  何其厚，锦侄，同治癸酉（1873）举人（顺天榜）。
  何其浚，锦次子，同治癸酉拔贡，“以谨厚见称，乡里公益多规随兄并为当事”。
  何氏另有何庆芬，同治甲子（1864）举人。
  排在“四大家族”末位的许氏家族曾出过两位进士，许氏故宅在多子巷，以前大门朝东，在上坂街，门楣上有“进士第”三个大字匾额。
  许世塤，嘉庆己卯（1819）进士，生平事迹，无考。
  许焕，同治癸亥（1863）进士，曾做过一任安徽霍山知县，具体事迹不详。
  许氏另有许汝衡，道光乙酉（1825）拔贡，能诗文，著有《素位堂诗存》。《山阳艺文志》收有其文《汉高杀淮阴侯说》，认为杀韩信责任不在吕后、萧何，而在汉高祖，分析颇有见地；其诗《九日偕焦文甫麓樵兄登咬金墩》，其中有“归去不须伤往事，满城秋色树苍苍”句，颇为直白感人。
  到了清代同光年间，本来十分“兴旺”的淮安四大家族，很快地衰落了，代之而起的那就是“秦、杨、叶、范”新的四个显赫家族。秦氏住城内小鱼市口东，有宏大气派的“大宅门”；杨家在更楼东，以杨士骧、杨士骐等八个兄弟为代表；叶氏的住宅在兴文街，现已完全拆毁，建起了“淮安宾馆”；而范氏祖宅在丁光桥，后支系在西长街，原宅也被拆毁，建起了“月湖小区”。
  现在淮安的老人没有不知道城内头号大地主秦少文的。解放前秦家在南乡有良田万亩，秦家宅院雕梁画栋，房屋百间，大门和“明三暗五（间）”的堂屋砖雕十分精美，秦少文妻妾成群，儿子有十几个，过着非常靡烂奢侈的生活。
  秦少文，名保愚，字少文，秦姓原是世代穷苦的儒生人家。父秦焕（1817—1891）通过苦读，于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留户部任用。秦焕精于制艺文字（八股文），在京城同僚中颇有名气，有“文虎”之称。因为在京被抽调参办同治皇帝“大婚典礼”所表现出的“干练”，“京察”“一等加一级”。以三品衔外放广西桂林知府，后调任梧州知府，广西按察使（详细情况见本书《广西按察使秦焕》）。“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秦焕“归籍养疴”，用薪俸积蓄“购屋置地”，颐养天年。秦少文不是“读书种子”，但很会经营、盘剥，几十年间，成为淮安城内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大富户。后来秦少文花钱捐了个“侯选知府”，民国十年（1921），《续纂山阳县志》辑成，还附庸风雅挂了个“参校”，在志书上留了个名字。秦少文在经济上是个暴发户，在政治上保守反动，辛亥革命淮安光复期间，作为“乡董”之一，在扑杀革命志士周实、阮式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秦氏“长房长孙”秦粤生，字寄尘，1882年出生于广西祖父任所，成年后，以“优贡”身份在京城任“七品小京官”。秦粤生能诗文，著有《寄尘诗稿》、《寄尘文稿》，其诗文能反映清末民初社会现实，颇有价值。1939年日寇侵占淮城时，秦氏一家躲到城南十五里的“秦田庄”，日军一百余人全副武装包围了整个村庄，“请”秦粤生出任日伪淮安知事。秦粤生拒绝“合作”，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崇高的民族气节。
  对于“杨姓”人家，淮安老人有两种说法：一指住大鱼市口东的大地主杨咏禹家，杨咏禹拥有八千石以上租谷，杨咏禹在世时吃喝嫖赌抽，到抗日战争前，杨家已迅速败落；一说是住更楼东的杨士骧、杨士骐家，笔者倾向于后说。
  杨士骧（1862—1918），祖籍安徽泗州，寄籍淮安。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官至直隶总督（本书有专文介绍）。因为杨氏未入淮籍，《淮山肄雅录》、《淮安府志•贡举》不录其名。杨士骧兄弟八人，“其五皆登甲、乙科”，均有科举功名，高的是进士翰林，低的也是秀才。在清光绪年间一跃成为显赫的权贵、大地主。杨士骧兄弟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清末民初随着袁世凯权倾朝野，杨氏兄弟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后来也随着袁世凯的死亡而销声匿迹。现介绍一下杨士骐。
  杨士骐（1862—1918），亦作“士琦”，字杏城，“十六为诸生，后五年，中式光绪壬午（1882）科江南乡试，试礼部不第，出参幕府。”由于他“勤勇”“有智略”，办事又谨慎，处处以“植身行己之要”，深得李鸿章赏识。“及李勤恪公督两粤，尤倚任之，洊保至道员”，很顺利地步入仕途。1900年10月，随李鸿章入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参与签订卖国的《辛丑条约》。其后，入袁世凯僚幕，“袁公屡疏荐其才，诏以四品卿用”，充洋务总文案。1903年，任商部右参议，次年任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监督。1906年后任商部参议、右丞、左丞，直至右侍郎兼驻上海帮办邮政大臣。1909年清政府推行“君主立宪”，敕令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杨士骐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清王朝复灭后，任北京政府政事堂左丞，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为袁世凯复辟帝制不遗余力。1915年1月，代表袁向当时民国政府“立法院”发表“关于变更国体之宣言”。当了83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民众一片“讨逆”声中死去，杨士骐也在政坛消失，蛰居上海，1918年被小妾毒死（一说为自杀），也成了封建帝制的殉葬品（引文见《抱润轩文集》卷十四）。
  淮安的叶氏、范氏也都是拥有数千石租的大地主。叶氏到民国年间已败落，从这个破落家庭走出去投身革命的叶林，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范氏”兴起于生活在道咸年间的著名文人范以煦。范以煦（1817—1860），幼年从外舅祖丁晏学，道光癸卯（1843）优贡，博闻强识，熟谙地方掌故，精于史料考据，一生坎坷，43岁方中顺天副榜举人，第二年即弃世。著有《淮壖小记》、《淮流一勺》和《淮安石柱题名考》。由于资料阙如，范氏后人情况鲜见记载。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为救亡图存的变法维新流产，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不但使全国人民在精神上受到巨大震动，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觉醒，走“师夷长技以治夷”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也使清政府中有头脑的官员认识到“清室不足有为”。特别是一些满怀爱国激情的青年学子大声呼号“吾国今日如垂危之病”，要“以学为药”，“求猛药以治”，而今“子弟出洋求学者，乃如求药之人”。日本与中国毗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盛起来了。千百年来，日本一向拜中国为师，为救亡强国，昔日的“先生”为什么不可以“屈尊”问学于“学生”呢？在清政府政策的鼓励下，1901年起一批又一批“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长、无幼”的学子来到了日本，日本政府为侵占中国的“长远计议”，也予以积极配合。这就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出国热潮”。
  淮安作为一个有深厚封建文化底蕴的城市，随着全国“出东洋游学”的潮流，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走出了国门。他们是：杨俊生、谈荔孙、周作民、裴楠、徐钟恂（翰林）、尹柏寒、任祖棻、窦大有等。辛亥烈士、南社诗人周实虽“因事羁绊”不能东渡扶桑，但他热情鼓动友人、同学出洋，王锡祺因“家母竭力劝阻”，虽未“游学日本”，还自费到日本考察半年，寻找自己的“强国梦”。
  考察这批去日本的留学生家庭，大部分人的祖辈、父辈在清廷均是有功名、有地位的官吏。也就是说，他们是封建文化营垒中跳出来的“先知先觉”人物。这些留学生适应时代的需求，到日本后学习军事、经济、法律、自然科学，走一条和他们先辈完全不同的道路，不但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成为军事家、经济学家、法学家、金融家、科学家，也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如：谈荔孙，祖籍无锡。祖父谈静山曾在淮安漕运总督署作幕僚，后在四川做个一任夔州知府，亲身体会封建体制的腐朽，官场的黑暗，曾临终嘱咐谈氏子孙“不入仕途”。1891年由四川返淮后，毅然捐资创设“谈氏东文学馆”，专程赴沪延聘日籍教员二人来淮教授谈氏子孙和外姓青年学习日文、数学、自然科学。这不失为谈氏的创举，在苏北地区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1900年，谈荔孙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商科学校，攻读银行专业。曾在“谈氏东文学馆”学习的周作民也在1906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后来谈、周和朱虞生成为全国闻名的“淮安三大银行家”。
  再如尹柏寒（1882—1957）讳同愈，祖籍桃源（淮安府县今泗阳），世居山阳。祖父尹耕云，进士，官河陕汝道加布政使衔。尹家与杨士骧家是世交，后任山东巡抚的杨士骧为尹柏寒安排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名额，1908年春，尹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七期（见《日本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名录》）学习马兵科，与蒋介石是先后同学（蒋为第十期）。学成后回国投入军界，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民国后的军阀混战，曾任上海镇守使署少将参谋长、湖北全省中将警备副司令。由于厌倦奔波劳顿的军旅生涯和尔虞我诈的争斗，1926年离职到上海当了“寓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尹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满，因常与进步人士、地下党员接触，思想认识有了转变，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共“特别党员”。抗战爆发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经历，掩护过中共高级领导人王必成（中将，曾任昆明军区司令员）、高原（解放后在司法部工作），为坚持苏北抗战的新四军将领罗炳辉、黄克诚部购买药品、棉花等军需物资。在他的影响下，侄辈尹莹升（后改名陈冰）、珍升（改名尹定）、秀升（改名李利）、尹楚升等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有的解放后成了我党的高级干部（详细情况见拙作《追随时代进步的尹寒柏》）。
  杨俊生（1890—1982），板闸人，祖辈曾在清“淮安榷关”服务，出生于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少年时接触康梁维新思想，16岁（1905年）东渡日本求学，结识孙中山等革命前辈，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奉命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着眼于未来，抽派一批年青党人再去日本继续学习。他谨遵孙先生要“建立自己的造船工业”的教诲，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造船专业。学成后在日本三菱公司商船设计科工作，在取得“工程师”、“教授”资格后，谢绝了“三菱”的高薪挽留，抛弃优裕的生活条件，于1924年携日籍妻子和子女归来。回国后，杨俊生克服重重困难，在银行家周作民等人资助下，于上海复兴岛创办大中华造船机器厂，自任厂长兼总工程师。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修船着手，陆续建造了“长风”、“正大”等轮船，还自行设计和制造了中国第一艘破冰船“天行”号和2000吨航海客货轮“大达”号，为民族造船工业在上海争得了一席之地。“八•一三”日军侵占上海后，周佛海受汪精卫之托，三番五次登门请杨俊生出任日伪江南造船所所长，他用“皈依佛门”作借口，在家设佛堂，供佛像，晨钟暮鼓，拜佛唸经，巧与周旋，拒绝合作。新中国成立后，杨俊生拥护人民政府政策，中华造船厂被批准为上海首批公私合营单位，后又主动放弃定息。他是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同济大学和交通大学造船系教授、主任，上海船舶工程学院副院长，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被称为中国造船界“四大金刚”之一。
  历史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和清王朝、日本军国主义者开了个玩笑。清朝统治者没想到，朝廷提供“官费”一批批送到日本的留学生，并没有按照他们的安排为“君主立宪”造就人才，以挽救王朝的危亡。有不少人却积极投身辛亥革命，成了自己的掘墓人；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没想到这些“在日本受到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没有成为他们“无限扩张于（中国）大陆”的可“信赖”人群，有不少人却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坚力量。
  在上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带动下，大批的淮安读书人也在寻求自己的救国兴邦之路。1909年，被称为同盟会“宣传部”的文学社团南社在苏州成立。南社的发起人是陈去病、高旭、柳亚子，他们早已与淮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有联系。时在两江高等师范学堂读书的周实、周伟以及阮式等闻风而动，欣然参加。并于次年成立了以周实、阮式为首的，以淮地旅宁、旅沪学生为骨干的“淮南社”，为南社作“桴鼓之应”，以诗歌鼓吹革命，不遗余力。周实等被柳亚子称为是“社中眉目”。根据柳氏1936年提供的资料，南社中的淮安籍成员是：
  周实，字实丹，号无尽，别号吴（原书如此，应为“和”）劲（入社序号45，以下同）。
  周伟，字人菊（46）。
  夏焕云，字倬夫，自请出社（47）。
  周芷生，字沅芗，号兰客，周实妹，已故（148）。
  阮式一，字式一（337）。
  邵天雷，字无妄（354）。张冰，字雪抱（398）。
  刘去非，字去非（473）。
  王鼎，字桂秋，一字桂佛，号筱村，别号且安（554）。
  潘名泰，字子詹，号一痴（658）。
  邵延庚，字少周（972）。
  於秉衡，字秉衡（973）。周颂南，字一风（982）。
  阮式没有填写入南社的表格，如今南社研究的学者，一般把“淮南社”作为南社的一个分支，把阮式也看成是南社成员，不统计“淮南社”成员，淮安籍南社成员有14人之多，这在苏北（除高邮）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考查这批南社成员的家庭，大部分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还有不少出身于穷苦的读书人家庭。他们言辞激进，投身民主革命行动坚决，义无反顾。周实、阮式还为淮安光复牺牲，留下许多动人故事和慷慨激昂、感人肺腑的诗篇。作为淮安地方的一种文化现象，不能不给后来人留下深沉的思考。
  清代末年，吏治腐败，卖官鬻爵明码标价，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官吏搜括民脂民膏到了疯狂的程度。当时的山阳县（今淮安）是淮安府的首县，城内官署、学府林立，这就使淮安不但聚集了大量官吏、文人，加上运河交通便利，商业、消费经济也远远高于周边府县。“山阳县”对于江苏官场来说是有名的“肥缺”。清末的山阳知县陈维藻、恩厚、瑞成、姚荣泽等，根据资料，这些人都是“捐班”出身，他们花银子买来一顶七品乌纱，上任后即明目张胆不择手段的敛财，离任时常常将“库银”席卷而去，从此隐姓埋名。到了民国年间，一切陋习更是“萧规曹随”，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民国元年到十年，淮安的“民政长”、“知事”（民国后改“知县”为此名称）十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十二任，真是“你刚唱罢我登台”。即使有个别清廉、革新派人物，由于官场腐败的“惯性”，他们也不能在任长久，只好拂袖而去。官场的腐败，导致淮安原本质朴淳厚的民风也开始改变。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到抗日战争爆发，淮安大户人家，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家庭，甚至抛弃家业房产纷纷离开淮安到外地谋生、创业。有经济实力的还把子弟送到西欧、美国留学。这虽未像清末形成“游学日本”的“热潮”，其中不乏成功之人。下面试举几例。
  顾翊群，字季高，1900年生，其祖顾云臣，进士，曾任湖南学政，其父顾震福，举人，能诗文。民国初年，顾翊群在北京大学三年（旧制）预科毕业后，入北京政府财政部服务，旋继续回北大攻读金融、工商管理专业。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印第安州、俄亥俄州大学与纽约大学获工商管理学士、硕士学位。学成后，回国在上海金融界任职。1936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同年与陈光甫等赴美，与美国财政部交涉白银问题，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抗战期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中国农民银行，直至国民政府代理财政部常务次长。顾翊群曾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出席金融、外汇管理国际会议，任国际货帀基金会中国首任执行干事，晚年定居美国。著有《危机时代的中西文化》及多部有关金融、国际货帀方面的著作。
  金世鼎，字诺九，1908年生，国立中央大学法学系毕业，取得学士学位，通过原国民政府司法官考试，后留学法国，考入巴黎大学法学院研读罗马法、刑事司法和法制史，取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南京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推事、庭长，“最高法院”推事（即审判员）兼书记官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是国民政府审判汪伪政权头面人物的主要法官之一，因主审了大汉奸周佛海，名噪一时。金氏主张审判独立和建立案件在未公开审理前承办人“保密制度”，以防止司法干扰而出现司法不公和“枉纵”现象。后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任台湾“司法院”第二、三届大法官。著有《中、法刑事司法制度之比较研究》、《司法官之铨任》等。
  裴锡恒，1908年生，其曾祖裴荫森，进士，官至清政府船政大臣、光禄寺卿，父裴楠，字籽青，日本留学生，曾任军阀北京政府时期武昌县县长。1929年，江苏省淮安中学毕业保送到国立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学习。大学毕业后，入上海中孚银行任职。抗战前在父亲的支持赞许下赴美留学，先后在俄亥俄州大学商学院攻读“银行和会计”专业，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博士学位。入纽约中国银行任会计部副主任、主任。1956年，放弃在美国优厚待遇，克服重重阻挠回到祖国，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人民日报》1958年5月8日，以《回到祖国，时刻都感到幸福》为题，报道了鲍成志、裴锡恒等五位同学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息。回国后裴锡恒仍在新中国北京中国银行任职，历任营业部会计科副科长、财会部英语顾问、国际清算部高级会计师，直到1989年退休。
  此外，如郝更生（1899—1975），原名延浚，出生于淮安曹甸镇（解放后划归宝应）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在上海读中学时参加了“五•四”运动。1919年暑假后，抱着“工业救国”志向，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来到美国，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在美国所见所闻，刺激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后转入春田大学专攻体育，决心走“体育救国”道路。学成后，回国在东吴、清华、东北、山东多所大学教体育。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督学。新中国成立前，是国民体育的主要负责人，是我国体育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戴占奎（1897—1973），淮城人，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结识周恩来、李维汉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学习土木工程，解放后在第一机械工业部任工程师，曾主持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项目太原钢铁厂、洛阳“一拖”土建工程；其弟戴占勋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游学德国，后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做德文翻译工作。马镇坤，中央大学毕业，赴英、德留学，学习地质，是与李四光齐名的地质学家；李孝候，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初学工程机械后转为滑翔机、飞机设计，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辛笛，英国留学生，学习英国文学，后成为著名的诗人等等。
  时光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在占领了东北后，向华北推进，民族危机空前尖锐，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汹涌澎湃。淮安出生于中小业主、普通市民家庭的青年学生，和全国青年一样也踊跃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除上文已经提到的尹氏兄弟姐妹外，还有毁家纾难的肖禹和杨道生、杨述母子，丁澄、丁九兄弟多人。随着红军结束长征，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大批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淮安也有不少青年，放弃学业奔向延安，形成一股革命热潮。他们中有：杨述夫妇、顾氏二兄弟（顾家熙、顾家干）、寄明兄妹、郝孚远（解放后曾任长春一汽党委书记）、王晶垚（燕京大学学生，由成都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等等。
  早在1927年，淮安即有中共党员的秘密活动，12月，中共淮安特别支部成立，是苏北地区最早成立的党组织。陈治平、谷大涛、赵心权等于1928年2月，发动了中共江苏斗争史上有影响的横沟寺暴动，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到了三十年代，大批出身贫苦的农村青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坚持地方反敌伪斗争，其中代表人物有：赵心权、许邦仪、周兴、邹屏、王一香、颜景詹、李仲英等。通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迎来了淮安的解放，淮安的新生。
  以上铺陈了淮安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多年来的“文化现象”。这和我们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和走过的历程是息息相通的，有共性，也有其地方特色的个性。作为淮安人，特别是淮安的文化人，应该去探索、去思考，不能满足于“昔日的辉煌”，不能“感觉良好”、“自我陶醉”。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使“辉煌”再现，使“今天的辉煌”远远超过“昔日的辉煌”。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淮安昔日辉煌”不在的原因。淮安地处大运河与淮河的交汇点上，因水路交通的便利，淮安的文化有来自北方燕赵齐鲁的浑厚质朴，又有来自南方荆楚吴越的华美灵秀，更有来自陕甘晋豫的博大凝重。一句话，淮安的文化植根于运河、淮河。特别是运河的兴衰决定了淮安的兴衰。晚清学者段朝端这样写到：昔日“漕督居城，仓司屯卫，星罗棋布，俨然省会”，“夏秋之交，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城西运河，以待盘验，牵挽往来，百货山列。北关厢为淮北纲盐屯集之地，任鹾商者徽扬高赀钜户，役使千夫，商贩辐臻。”光绪年间，运河山东、河北段由于年久失修，逐渐淤塞，不能行舟，漕运不再，漕运总督署被裁撤。津浦铁路开通，海运日益发达，淮安失去了往日交通便利，“乃纲盐改票，昔之甲族夷为编氓，漕运改途，昔之巨商去而他适，百事罢废，生计萧然。”淮安失去经济繁荣，也就失去了苏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
  文化的发达是依附于政治和经济的。清末废科举，立学堂后，“昔之父以是教子，兄以是教弟，比户弦声洋洋盈耳者间焉”的情景也不复存在了，有识之士纷纷离淮。封建时代创造的“文化辉煌”固然值得我们赞扬、回味。民国初年，如皋人冒广生来淮安关任监督，这位外地人就十分惊叹淮安灿烂的文化遗存。第二年从镇江、扬州带来数十名刻工，刊刻了一部《淮安丛书》，就是很好的例证。然而，封建文化，封建士大夫，不思进取的世家、地主子弟给淮安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加上晚清、民国年间腐败的官风，更导致民风变坏。这样，“寒士气沮，无崛起之望……礼教寝衰，争竞日起。”“缙绅子弟无复恂恂一得”，“甚至博塞嬉游”，游手好閒，坐吃山空。在农村“水利失修，非旱则涝，耕者弃田庐，携妇孺过江就食”。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日军侵略，匪盗猖獗，社会不宁。这样到解放前，淮安已成为田地荒芜、百业凋蔽、封建破落的烂摊子了。
  纵观淮安一百年多年所走过的历程，人们不难发现以下的特点：其一，在中国近现代史发展到一个重要年份，或者发生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事件时，淮安均出现过有深远影响的杰出人物。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关天培喋血海疆，为国捐躯。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左宝贵血洒平壤城头，尸骨无存。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也使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陷入被瓜分的境地，更使中国人民开始了真正的觉醒。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二次革命”、讨袁斗争中，淮安献出了她的热血男儿周实、阮式、江来甫、颜承烈。他们用年青的生命，为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这位从淮安走出去的职业革命家，以他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惊世超人的智慧，成为新中国的开国总理，不但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也使淮安这个苏北小城名声大震，成为世人瞩目的地方。
  其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淮安明清时期文化辉煌、名人辈出，我们只要稍稍注意一下他们的身世，就会发现，不少人的祖籍并不在淮安，均是上辈来淮定居，他们受到淮安灿烂文化的孕育培养，淳朴风土人情的影响，功成名就，创造了人生的辉煌。而到了晚清、民国年间从淮安走出去的人，均投入时代的潮流，通过求学奋斗、不断进取，在外地成就了他们的事业，成为了知名人物。这一不争的事实，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
  其三，封建文化对淮安的负面影响巨大，封建的思想意识、思维方法在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这些思想意识和思维方法，在今天还不时对我们从事的工农业生产、城乡建设、文化教育事业乃至社会生活、处理遇到的各式各样问题都产生不良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淮安百废待兴，共产党干部艰苦朴素，真正把百姓的事看着是“头等大事”，为人民服务，带领人民迅速改变了淮安的贫穷落后的面貌，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如1954年大水，上级决定利用淮安运河西分洪，县长赵荣洲等干部冒着瓢泼大雨动员群众转移，直到群众完全撤离了，赵县长才最后一个撤走。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县委书记李仲英本着“对淮安人民负责”精神，不怕丢乌纱，受处分，实事求是上报粮食产量，顶住压力，抵制淮阴地委的调粮任务，使淮安人民安全的度过了灾荒。淮安人民从这些干部身上，看到了希望。县委凝聚了人心，全县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淮安不论是工业、农业、城市建设、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工作在全省均有一定位置，至少在苏北、淮阴地区名列前茅。而改革开放以来，淮安落后了，与周边县市的差距却拉大了。现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力度加大，淮安有了铁路、高速公路，有了先进的通讯方法，应该说“硬件”条件是具备的，可“软件”究竟怎样？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文化层面”上找一找落后的原因。
  回顾历史，研究历史，着眼于服务今天。历史车轮已经把我们带进了二十一世纪，纵向比，淮安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横向比，我们与苏南、苏中还有不小的差距，甚至比周边县、区都落后了许多。面对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只要我们解放思想，把握好时机，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奋勇搏击，努力进取，定会迎来淮安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