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是我的外曾祖父。他一生勤于治学，著述达一百八十九种，校刊书籍六百多种，收藏的图书资料有三十多万册。他从来不置田产，始终不遗余力地搜购有价值的古籍、金石、碑刻、青铜器、古印玺等，不惜本钱地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而编写出版各种书籍。郭沫若说罗振玉的著作“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在他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莫大的财力才能办到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他一生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但是当的官不大，而且没有实权，购书印书的巨额钱财主要是通过经营图书、古董等得来的。
  罗振玉少时家境贫寒，生活困难，家无藏书，读的书都是借来的。中年后，他到上海发展，和人合办杂志、学校积累了一笔财富，不但还清了祖上积欠的债务，还有了可观的赢余。他着手收购江浙沪一带藏书家后裔出售的古籍、字画，得到不少珍本、善本。他掘到的第一桶金是广东盐商孔广陶的“岳雪楼”藏书。“岳雪楼”名冠南粤大地，所藏之书以皇家刻本、名人校抄本为特色，其中有许多宋元版本书。1903年罗振玉应邀赴粤考察教育，得知孔家经济困难，在出售藏书，于是倾囊选购了其中的一批精品，不久转手出让一部分，获得一大笔钱财。第二桶金是甲骨文。1908年，罗振玉在学界率先确定甲骨文出自河南安阳小屯村，并立即派弟弟罗振常前去求购，后来又亲自前往安阳实地考察，先后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并出版系列著作，成为甲骨文研究四大家之一。安阳人至今十分感激他，称他为“让安阳光耀天下的学者”。第三桶金是在北京购得的一大批古籍、字画和档案。清末社会动荡，一些达官贵人的后代变卖祖上留下的珍宝，宫廷中的官员、太监把皇宫珍宝偷出来倒卖。罗振玉自1905年到1911年在学部任职，一有空就去琉璃厂等地寻觅，获得了大批珍宝。1922年2月，清宫内阁大库中的8000麻袋明清两朝的档案被当作废品卖给造纸厂制浆，他闻讯后不惜债台高筑，以原价三倍的价格从造纸厂把这些档案赎回，抢救了这批重要的国家档案。这件事既为他带来巨大的声誉，日后又为他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
  1912年，罗振玉在日本购地建造藏书楼，藏有十多万卷图书。1928年，他在天津法国租界建造二层楼的贻安堂，共有十多个房间，楼上存放图书兼研究室，楼下为出版社和印刷厂，由大儿子罗福成经营。日后成为古文字大家的商承祚曾到天津求教罗振玉，回去后对人称罗振玉治学是“坐拥书城，日夜不辍”。1928年，罗家迁到旅顺，建造了三层楼的大云书库，还经营墨缘堂，出版销售图书。大云书库藏有罗氏父子数十年搜集的典籍、档案等珍贵史料约30多万册，以及甲骨文、字画、陶器等文物数千件。
  罗振玉1940年去世后，家人守护着大云书库。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占领旅顺，罗公馆和大云书库改作苏军招待所。书库内的藏书和文物遭到哄抢，损失一多半。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十分痛心，立即电令东北局和旅大地委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抢救。旅大地委组织学生把剩余的图书资料装了6000麻袋，并请人整理，辽宁省图书馆得到善本16010册、罗家刊印书4万余册，大连图书馆获得13万余册及一批金石拓片等。
  一个拥有出版社、印刷厂、书店和大型藏书楼的家庭
  淡泊名利学问精深的罗福成、罗继祖
  罗振玉教子有方，四个儿子福成、福葆、福苌、福颐的研究方向各有分工，分别主攻“西夏学”、“敦煌学”、“甲骨文”、“古印玺”，且在各自领域都有不寻常的建树。我的外祖父罗福成是长子，字君美，清光绪十年（1884）十月十二日出生于淮安罗家巷。他1904年到父亲任校长的江苏师范堂读书，后来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旅居日本京都，随父专攻我国民族古文字，除精通日语外，还通晓已经消亡了的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等古文字，是中国西夏学的先驱。著作有《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番汉合时掌中珠》等。1919年，他随父回国，定居天津，主持贻安堂书店，编辑、出版并销售图书。1928年，迁至辽宁旅顺口。他一生潜心做学问，淡泊名利，不求仕进。日伪当局多次以高官厚禄引诱、相逼，他坚决不从。解放后，他担任旅顺博物馆研究员，1957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三年后出狱，不久含恨去世。1981年，大连市旅顺口区法院重新审查他的案件，并宣布是冤案，决定为他平反昭雪。
  我的舅舅罗继祖1913年在日本京都出生，因为是长房长孙，罗振玉特别喜爱他，亲自教他读书认字。“膝前喜有读书孙，清白家风望汝存”，这是罗振玉对他寄予的厚望。他从未进过学校，却熟读从《四书》、《五经》到《东华录》等各种典籍，学贯文史，博涉多通，在众多领域皆有建树，尤其在文献学和东北史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18岁时即协助祖父罗振玉作《朱笥河年谱》并刊行。26岁时写成的《辽史校勘记》，以辽代墓志碑刻等核校辽史，奠定了学术地位，
  他曾在沈阳医科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任教。1946年参加革命，任旅顺市教育局一等科员，负责整理家中大云书库被洗劫后留下的十多万册藏书，并以祖母的名义捐献给国家。后来又担任沈阳博物馆研究员，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父亲一样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他把自己的书房称为“新四不斋”，意思是“不争奖”、“不参赛”、“不列名人录”和“不受顾问虚衔”。
  罗继祖去世后，家人根据其生前遗愿，将他生前珍藏的五千余册图书及部分生活用品无偿捐赠给大连图书馆。
  1897年，罗振玉在上海创办我国第一所日本语学校——东文学社，聘请日籍教师任教，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其中最出名的是被称为“东文三杰”的王国维、樊炳清和沈纮。王国维和罗振玉后来结为儿女亲家，两人都是国学大家，他们的学问被称为“罗王之学”。樊炳清和沈纮是著名的翻译家，是晚清维新时期译介运动中以日本为驿站引进西方学说的代表性人物。
  樊炳清是我的祖父，比罗振玉小11岁，两人既是师生，又是朋友、同事。他1898年入东文学社学习日文、英文及数、理、化等科学知识，深得罗振玉的器重，在东文学校学习期间就开始翻译和介绍新学，一生翻译的日文书籍有三十种多种。其中《东洋史要》四册是中国人第一部汉译日文书，《社会学》二册是中国第一部社会学译著，辑译了中国近代第一套《科学丛书》，编著了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哲学的大型工具书《哲学辞典》，在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06年，罗振玉辞去苏师职位，樊炳清、王国维与之共进退，皆辞去苏师教职，跟随罗振玉到北京进入新成立的学部工作。樊炳清与王国维供职于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和审查图书以及编辑《学部官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和王国维赴日本定居，樊炳清供职于新成立的教育部。
  1912年初，樊炳清接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邀请，入该馆编译所国文部，担任高级编辑，编辑过《辞源》（正、续编）、《中国古今人名大辞典》及《教育大词书》、《四库丛刊》等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图书，称得上我国出版界的功臣。樊炳清取得的突出成就得益于罗振玉的提携和帮助。
　　罗振玉还十分关心樊炳清的生活，见其年过而立还是单身，就让其夫人丁氏出面，在1908年把其堂侄女丁韵（即盱眙籍著名弹词小说作家汪藕裳的大外孙女）嫁给樊炳清，两家成为亲戚。虽然两人后来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但联系一直未断。1936年，樊炳清已去世多年，罗振玉不忘故旧，又把自己喜爱的长孙女罗瑜嫁给樊炳清大儿子，即我的父亲樊丰龄，两家亲上加亲，两代联姻。
  罗振玉弟弟罗振常在上海经营覃隐庐书铺三十多年，刻印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典籍，有《邈园丛书》二十六种行世，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1942去世前，罗振常把位于上海金城里的一套房产赠给樊家。罗樊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好，妈妈曾多次带我们到大连走亲戚。文革中，我父亲担任中学校长，被迫害致死，樊家陷入困境。
  容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学家和考古学家，年轻时得到罗振玉的指点和帮助，他经罗振玉介绍得以进入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他的成名作《金文编》最初就是由罗家的贻安堂出版发行的，因此对罗家特别感激。他得知罗瑜丈夫不幸去世，处境艰难，就托人送来一笔钱，帮我们渡过难关。时至今日，樊家与罗家仍然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两代联姻——罗、樊两家的深厚渊源
  在淮安区更楼东街北侧，有一条短小狭窄的巷子叫罗家巷，坐落着中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国学大师罗振玉的故居。虽然罗振玉自称上虞人，实际上早在嘉庆年间，他的曾祖父罗敦贤就带着家人离开浙江上虞，迁居淮安。他的祖母、母亲、妻子都是淮安女子。他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读书求学，在这里娶妻生子，度过了前半生。1896年，已是而立之年的罗振玉操着一口纯正的老淮安话，肩负着全家脱贫致富的期望，走出淮安罗家巷，去上海打拼，到北京做官，赴日本考察……最终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一代宗师。
  今年暑期，笔者陪同罗振玉长孙女罗瑜之子樊端全及其夫人考察罗振玉故居，倾听他讲述了许多有着学术史价值的罗门家事。罗瑜曾随祖父罗振玉生活二十二年，因为是长孙女，又聪明伶俐，自幼深得罗振玉的疼爱、教诲。樊端全出生于上海，曾到皖北宿州农村插队当知青六年，后来到合肥、上海工作，退休前为上海市长宁区纪委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