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虽然祖祖辈辈种地，但却欢喜写写划划，结果有的就被新闻媒体等采用了，这就发生了人家要向你发稿费的事。今年是我第一次用稿的六十年。在这一个甲子的大轮回里，我到底被多少单位用稿、用了多少篇稿件，写了多少字的书，参与了多少书的写作，说实话，我真的已经说不清了。
　　第一次拿稿费，被“拘留”一小时
　　1957年暑假，我小学毕业了。当时我们淮安县只有七所中学，也就是淮中、钦工这两所完中和淮城（今吴承恩中学）、车桥、平桥、范集和复兴四家初中，小学毕业生升初中的比例是7比1，也就是说，每七个小学毕业生中只有一名得以升初中。于是政府号召小学毕业生都要做好“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为此，中共淮安县委第二书记马云带着县委宣传部、文教部等有关领导到我们丁澄区衡源乡新兴村（今席桥镇三里村）义务劳动，宣传劳动光荣，为应届小学毕业生做榜样。
　　为适应形势，我们席桥小学的语文老师就出了一道作文题：毕业后的打算。我出生在一个种田人家，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种田老把式，又受到县里领导下乡劳动的影响，因此，作文很快就写好了。老师不仅夸奖，批上“传阅”二字，还把我和几个同学的作文寄给了《淮安报》。
　　据笔者后来听报社编辑郭万民说，这篇见报稿是由他编发的。虽然后来署了十一个同学的名字，但是稿件内容就是用的笔者那篇作文，因此6角钱稿费也只发给了我一个人。
　　稿费发出后，我已到了平桥上初中。因为平中就在平桥古集镇北首，一天午饭后我揣上稿费单就到平桥镇上找银行了。
　　那时平桥的银行只有一间草屋，屋里是一截短短的古老木制柜台，既无牌照也无标识，墙上、门上、柜台上均无“银行”二字。我从集北头找到平桥剧场街道快完了也没找到。就在我转脸回身准备往北再找时，突然发现东边迎街人家有人在打算盘算账，我就本能地问了一句：“请问这里是银行吗？”谁知我这一问问得那位打算盘的人很紧张！他忙不迭地锁好抽屉，推开算盘问：“你找银行干什么？”我说：“拿稿费。”说着，我将稿费单递给他，因为我真的以为找到银行了。谁知他接过稿费单，既不给我钱，也不还我稿费单，然后问是我哪里人，叫什么名字等等，然后他用桌上的电话机向平桥中学校长室挂了电话，待平中证实我的身份后，那位平桥饭店的会计（打算盘者）才将稿费单还我。嘴里还在嘀咕：“这里是饭店，他说是银行，肯定不是本地人。”“这么大的伢子哪能拿稿费？我还当是个抢银行的呢！”
　　就这样，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第一次拿稿费不是欢乐和喜悦，而是事实上被 “拘留”了一个小时的尴尬。
　　手写不清楚，稿费“游”海安
　　我是1963年就被新华日报聘为特约通讯员的。那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使我写稿很来劲。所以从1964年起，我年年是县里评出的优秀报道员，从1983年起，我更是连续二十多年被新华日报社评为先进通讯员。
　　那时写稿全凭手写。新闻稿为了想多发两家就常常用复写纸复写两三份，最多的能复写五份。记得1964年我写了一篇《劝姐妹要晚婚》的稿子被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使用了。因为手写的地址不清楚，人家发稿费时，误把“淮安”当成了“海安”，一份五毛钱的稿费汇款单从南京寄出先到海安，因为海安县没有席桥公社，被海安县邮局分拣员签上“试淮安”，这才百回千转，一个多月后才投递到我的手上。
　　境外发稿费还给侨汇劵
　　这是在改革开放初的年代，我陆续收到朝鲜外国文书房等单位向我寄来的书籍、唱片、邮票以及录音带等东西，最多的一次我整整用自行车到邮局背了五趟。我那时住房很小，家里放不下，只好捐给淮安县图书馆。仅朝鲜图书就捐了八百多册。于是，我就产生了向境外投稿的设想。这样，我写作的有关周恩来、有关淮安名胜古迹等稿件先后被美国《侨报》、加拿大《华侨新报》、新加坡《南华早报》、香港《大公报》等单位采用。
　　在境外用稿人家也发稿费。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些境外稿费通过中国银行汇到淮安支行后，银行工作人员会打电话通知，然后自己到银行去领。银行按当时国际货币有关币种当日对人民币的汇率给人民币之外，还给一定数量的侨汇劵。那时，市场上物资供应匮乏，凭桥汇劵可以从淮安百货公司第一门市部（今淮安商场）购买到许多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
　　“文革”怪事，用稿不给稿费还被扣工分。
　　文革期间我一家人虽处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但我还是喜欢写写划划。新闻、小故事、田头说唱什么的都能写几句。
　　记得1973年春天，我们生产队的社员高成顺从购买的借销粮中发现了一枚特大稻粒。这颗稻粒是普通稻粒的三倍大。如果稻谷都能结出这么大的粒子，那产量该有多高啊！……我就和社员秦九玉等一起对它进行精心培育。一连三年，一粒稻发展成了四亩多的“大稻”田。望着那沉甸甸、金灿灿的一片稻谷，我心想，多少年来多少代，农民们都在渴望着有一个高产的良种出现，期盼着能多收粮食少挨饿。这不，发现一颗大稻粒也要悉心培育。于是，我很快就写作了《一粒稻的故事》寄给新华日报农村组。编辑于美贤看了我的稿子后很高兴，很快编好并发来了校样。他在将校样寄给我的同时，还附了一封信，要我请县委宣传部审核一下，确保内容真实，还要我最好能将稻穗给县农技部门的同志鉴定一下，看这种水稻是否真是优良品种，有没有推广价值。
　　时值秋忙季节，我们住地离县城有二十多华里。我便向生产队长说明原委并向他请假。然而这位队长说什么也不同意。以当时的形势，他坚持得也有道理：秋收秋种，哪能让你请假去谋私——当时写稿件被斥责为为自己扬名、得利。
生产队长不准假就意味着我的稿件不能见报。我哪舍得呢？于是，一咬牙，我花了八毛钱租了一辆自行车，还顺便带去了即将成熟的两株稻穗直奔淮安县革命委员会，径直闯到县革委副　　主任刘守庭面前。
　　由于刘守庭同志的关心，县委宣传部派秦金文同志到我们生产队实地核实后将校样寄回了报社。同时，经秦金文同志与县农技部门联系得知，这种稻子名叫寸三粒，即三颗稻粒连起来就有一寸长，产量很高，但这种稻子耐肥，而且口太松，容易掉粒，遇上风雨灾害的年月收成就将大打折扣，所以目前还不适宜大面积推广，但作为一个品种，仍有和其他稻谷杂交取长补短的研究价值。这样，我写作的《一粒稻的故事——记淮安县三里大队贫下中农为革命培育良种的事迹》这篇稿子终于在1975年10月15日《江苏农业科技报》的四版上刊载了。于美贤编辑在向我寄样报时还附笔说：“我们考虑到如果把这篇稿子发在新华日报上，读者量太大，你们收的那点大稻子将会被人们求索一空。所以委屈一下，只能在小报上发表了”。就是在《江苏农业科技报》上用了，我们生产队还先后收到东海县白塔埠、仪征县的胥浦镇等许多求索稻种的信，这些事无疑都得让我去处理。那时做什么事都是为革命的，所以不会有人花钱买种子的。要种子的单位不付一分钱，寄种子我却要负担邮资和时间。
　　这件事至此好像已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其实不然，生产队以我无故旷工的名义扣罚了我两个劳动日。
　　还要多说一句的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岁月里，写稿是不发分文稿酬的，而且也不署作者姓名，我的这篇稿件的署名就是“席桥公社、县委宣传部报道组”。不发稿费是我事先就知道的，但不让我署名至今我也没弄明白。因为当时全国两所最著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批判小组联名发表文章时还常常用笔名“梁效”（两所学校的意思），“文革”新贵们姚文元、戚本禹他们写文章也是署名的，而我的文章为啥不能署作者姓名呢？当然，这样的事，在当时你不用去问，问了也没用。
　　书未出版曾获赔
　　1997年我在周恩来纪念馆资料科长任上主持周恩来纪念馆仿西花厅（中央当时批定为周恩来遗物陈列馆）的陈列布展工作，事情特别多。偏在这时，外交部所属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徐贻聪在我们市旅游局局长朱友冬（后曾任市政协副主席）陪同下找到我，说我们国家外交战线上的同志对周总理都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因此想在总理百年诞辰时出一本有关总理的书。朱友冬同志还向我介绍说，徐社长是涟水人，他出任过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大使，他的这个心愿我们一定要支持。
　　我实在无法推托，只好同意，并当场签下合同。于是，我熬了几十个夜，终于将一本当时叫做《丰碑上的故事》书稿完成。书稿寄出后，经编辑李崇禄编审，并配发了十七张照片，作者的事我就全部完成了。谁料等了两年多，这本书也未能出来。原来，中宣部当时有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红旗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等几家和各省、市、区的人民出版社才能出版有关伟人的书籍，连中组部的党建读物出版社都不可以，更别说外交部的世界知识出版社了。于是，世界知识出版社按合同上的协议，赔偿了我4000元稿费，并将书稿退回。后来该书易名为《落英缤纷沃中华——周恩来逸事》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1年6月出版。
　　稿费单我不知退回多少
　　除了“文革”时期的那十年不发稿费，在这六十年里，我不知道收到过多少错寄给我的稿费单，下边只举较近的两例吧。
　　2014年6月，我收到了由福州寄来的《福建党史月刊》的一份稿费，拿到手一看，收款人是石仲泉，稿费金额是2000元。这是该刊财务人员发稿费时，将石仲泉同志的通讯地址误打成了我的地址。石仲泉同志是我国党史界和周恩来研究界的著名人物，我既可以直接将稿费汇单寄给他，也可以退还《福建党史月刊》杂志社。考虑再三，我还是将这张汇款单挂号寄回给了《福建党史月刊》的主编张朝阳同志，以期她教育财务方面的同志以后注意。
　　石仲泉的稿费单刚寄走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了《淮海晚报》社的一张80元的汇款单，一查看我的用稿登记簿，也是一份错发的稿费，我也只好将稿费单回寄给了《淮海晚报》社财务科（我并不知道《淮海晚报》社有没有财务科）。类似这样的事我不知做了多少次，奇怪的是，从没有哪一家哪一个个人给我回过信或打个电话回告一声的。
　　发稿费的种种方法
　　在这一甲子里，我经历的发稿费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稿费均是通过银行系统发放的。而且是一式复写成四联，报社或广播站这些用稿单位留存一联，给银行一联是兑账用的，寄给作者的两联，其中一联是到银行兑付用的，上边盖有公章、私章多枚，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支票。另一联是给作者保存留作纪念的。到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县级《淮安报》则多采用编辑填单、主编批定，会计付款的方法。至今我还有200多元稿费没兑到呢，那些稿费单我还收藏着。现在，最多的是用稿单位通过邮局汇款的方法发稿费。不过，近一两年内，有的单位，比如北京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南京海关的《东方国门》等单位则是直接将稿费打上作者银行卡的方法，既快捷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