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学读书，蹒跚学步，黄金十四年
  我于兵荒马乱的1944年10月不识时务的来到人间。我有14年半的在校读书生涯。这期间也是新中国诞生后我们淮安文化教育事业的一部缩影。
  我家祖代务农。住江苏淮安区泾口镇和宝应县毗邻的绿草荡边高社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村400多户人家95%的人目不识丁。我的父母生了十一个子女，侥幸活下来的是我们五男二女姊妹七人。听我妈说，在我两岁时还有一个小妹妹问世。正值黎明前黑暗，她觉得人间比她原来的地府还阴暗，于是打回票返原籍了。所幸我即成为父母最小最爱的一个。我的四个哥哥只读到初小，相继辍学从农。我的两个姐姐因无缘读书都是文盲。
  父亲王立举读过私塾，粗识字。他始终信守着祖宗遗训：“教子孙耕读两行，守祖宗清白二字”，决心让我这最小的孩子多读点书。儿时父亲用红纸条写成字块，装订成册，让我读，谓之“认字块”，上面写有：“状元及第”，“大富贵亦寿考”，“人之初，性本善”等句子教我念，还要我背诵这些不明意思的短语。我的记忆力忒强。父亲教过的字句转眼我能熟记背出。父亲觉得我是个读书的料，于是在九周岁的一九五三年，送我到本村“淮安县管圩初级小学”的洋学堂读书了。当时的这所初小，有三个公办教师，他们是陈士林、刘井民、蒋立元。由于教室和学桌奇缺，开始时四个年级混班上课，只是按年级排次座位。这三个老师都是供饭制。每天由学生家庭供饭。我家虽然穷，只要老师派到，父母都得千方百计做点好菜给先生吃，至少有三四样。我父亲尊重先生。他时不时提醒我：家里中堂墙上“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先生是上中堂排位的。到了一九五六年以后，随着国家干部待遇由供给制向工资制转变，乡村老师就不到学生家派饭了。
学校学桌缺乏，老师就发动我们从家中带树棍子，规定好长粗度，每人至少带两根。到学校搭建学桌。用土坯垒起来，到上面用树棍子支撑，再在树棍子上面铺一层土坯，然后用做灶台的石灰膏摸平。干后即成为我们的学桌，还挺舒坦的。后来逐渐找到房舍按年级分班上课了。
  语文课尽是繁体字，一九五三年初小一年级上学期的第一课是三个繁体字：“开学了”，第二课是“学校裏里同学很多”，到了四年级开始学习简化字。当时的数学叫“算术”。启蒙时从1至10阿拉伯数字及1+1=2等等。
  一九五八年因村里没有完全小学，五、六年级只好进入邻近的施河乡岔北村的“淮安县庄河小学”读高小了。从初小到高小不是直升。择优录取，再行考试。带队去庄河小学考试的是蒋立元老师，蒋老师和我们一样，中餐自带，麦面饼，到附近农家讨点白开水就饼。我们都吃的是黑黝黝的大麦面饼，娇惯的俞从和同学吃的是黄亮亮的小麦面饼，其时我很眼馋。去“庄河小学”报考高小的有13人（亦有同学到其他有高小的邻近学校报考了），最后连我三人被录。另外两人是俞从和、郝名露。“庄河小学”校舍原是地主庭院式砖瓦房，比我们“管圩初小”“富丽”多了，在这里我愉快地度过两年高小生活。由于离家有三里多远。中午就在学校附近的亲戚家代饭。这里的老师有十多人，大多解放前教过私塾，有较好的教学素养。郝绍鲁，成善夫，姚玉华这些老师讲课声震屋宇，声情并茂。到了一九五九年下学期我要升初中了，泾口公社无中学，必须到附近的流均初中报考。考试时没有老师带队，更无家长陪伴。1959年7月28日考试。由于学校教室不够，我们被安排在偌大的流均粮库考场。我排号在后面。眼前正巧有一个大水泥柱，黑板上的作文题我雾里观花，稀里糊涂的好像是《记一个好社员》，我即按此作了文，回家路上问了别的参考学生证实确是这个题目。被录取后，一九五九年九月进入了“淮安县流均初级中学”。当时国家有政策：初高中住校生户口转入学校享受吃商品粮。我每月还有六元的助学金（特困生待遇）。顺风顺水读了三年初中，经历了美好的三年岁月。其时正值困难时期，家中几乎断炊。读书全靠学校资助。我有时还把饭票节省下来和走读生兑米带回家给父母充饥（走读生中午在校就餐，从家中带粮到校兑饭票）。
  在党的阳光温暖下，流均中学老师对我全力关教，我的学习成绩和小学一样都是年级全优。中考前，学校教导主任郭焕章和别的同学戏言：“王忠珍如果考不上，今年我们流中就没人上高中了。”此言给我造成无形的精神压力。
  一九六二年七月的一天，我们淮安县渠南片初中生集中于车桥初中中考。其时全县仅有淮中、范集中学、钦工中学有高中班。当年秋季，家里托亲投友于9月1日凑足25元学杂费，由我三哥忠志用自行车把我背到百里之遥的钦工高中读书。父亲已在一九六O年五月五十九岁时，贫病交加大去。其时我是和母亲、四哥忠焕三口人生活。正在大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钦中虽然给我除烈属子女外最高助学金三元五角一月，还有每月八斤成品粮的补贴，但这月供8斤粮食实在是杯水车薪。我又无法从家中拿到粮食，只读完高中一年级上半学期，被迫噙着泪水和钦工中学“拜拜”了。
  幸运的是一九六三年秋季，江苏省淮阴农业学校先因困难时期停止招生，二年后又恢复招生。但只招收不统配的“社来社去”学生，在淮阴地区的淮阴、淮安两县试招农学、牧医两个专业班，我三哥忠志在公社办公室得到了信息，电话告知了我去报名。八月，我和同公社的欧杨（其时名叫欧怀玺）同志两人到淮安湖心公园的淮阴农校去考试。每人只花5毛钱报名费。淮农招生学历要求初中毕业生，我这个高中肄业生去报考，岂不是小菜一牒的事。9月3日即录取进入江苏省淮阴农业学校畜牧兽医专业，编次为淮农“牧医6308班”读书，学制四年，本应一九六七年七月毕业，但遇一九六六年国殇“文革”，学业被拖延一年，后应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继续读完课程，于一九六八年八月毕业，因既定方针“社来社去”只能由学校联系所在县革委会发一张去本公社安排专业工作。几经周折，终因领导人的恻隐之心，我被泾口公社革委会政工组安排到公社兽医站当了一名乡镇兽医农民技术员，响当当的“月薪”18元。
  我一个酷爱文科的学生怎么就安心在中等农校牧医专业读5年书？当时想法是“有书读总比没书念好。”高中半年辍学后又能回到学校再读书，岂非天赐良机。虽然我违心的为将来要做一个乡村兽医读书。但淮农有许多令我这个穷学生满意的待遇：户口转成定量，吃国家商品粮，每月助学金11元，充当伙食费和开学的学杂费。每天吃到大米粥饭，早晚还有白面（有时黑面）馒头。每周都能吃到一顿红烧肉。在淮农开学前，我因营养极度缺乏，常常眼冒金花……到淮农两三月后，本来73市斤体重瘦弱如赵飞燕身躯的我健康状况大为改观，苍白贫血的脸庞也开始“不掸胭脂自来红了”。每学期新开学，只能从家中母亲或二姐或四哥手中要到二至三元的买牙刷牙膏、肥皂等生活用品的钱。和上初中一样淮农五年，用在读书向学校缴纳每学期除了五毛钱报名费外，我从未缴过分文钱。这个美丽的座落在淮安湖心公园（原为湖心寺）中的淮阴农校，对我是人间天堂。五年期间和初中时一样，我未带过被子也无被可带。都是和同室的学友通腿而眠。淮农除了每月11元的生活补贴外，每月还给我2元助学金零花钱。二年级时，班主任兼化学老师陆长生发现我眼睛近视厉害，特地评议一次性给我六元助学金，配了一副眼镜。
  在淮农读书和上小学中学一样，从无课外作业，更不知什么补课、陪读玩意儿。读书期间，我的家长不知学校门朝何方？暑寒假我是尽情在绿草荡边游玩。到淮农后，轻松愉快地步入各科学习境地，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加之我忠厚诚实的秉性，多种学生头头的名衔逐渐落到我的肩上，由班级学习班委，又任共青团支部书记（本班44名同学，42人为共青团员）。后又兼任学校共青团委员会宣教委员。其时学校由一九六三年的两淮班100人，扩招至全专区所有县市九百多人。这所晚清政府创办的苏北农校在江苏省乃至全国农业教育系统中，其名佼佼。江苏省农林厅科教处的领导、专家常来校视察，召开座谈会。有些座谈会让我参会，从学生的角度谈接受“社来社去”农业教育的体会。一九六四年以后正是毛主席倡导向雷锋同志学习高潮之际，各学校相继开展了学“毛选”、学雷锋、学解放军创“四好”。各班级团支部争创“四好”（政治思想，三八作风，军事训练，生活管理好）活动蔚然成风。各班级置办理发工具、同学互相理发；互帮洗衣、补衣、套棉被等。夜晚突击集合，野外拉练，演绎军事化管理。1965年我所在班级共青团支部荣获共青团江苏省委“四好”团支部称号。《江苏共青团报》用半版介绍淮阴农校牧医6308团支部的学“毛选”、学雷锋，创“四好”的先进事迹。我的小名进入该报导字里行间。学校党委书记陈晓云同志还出席了一九六五年七月全国高中等农业教育工作大会，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和他们合影留念。这张照片的复印版仍挂在淮农教务处墙上，为这所百校老校增添了一块金字招牌。要不是“文革”这场国殇的干扰，也许我个人命运还不至于到泾口公社当一名农民技术员。
  我在学校十四年半的读书生涯中，除了不时的政治思想、品德纯化教育外，高小时突击宣传《二十四个不发生》；中学时，1959年停课七天打麻雀，投入“布下天罗地网，叫麻雀去见阎王”的人民战争。1962年大力宣传庆祝击落美无人驾“U2”间谍机。淮农时，自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7月毕业时止，必须投身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改朝换代”的那场触及灵魂的毁灭文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生产劳动课一直伴随着我们那一代学生。当时的教育方针，大幅标语刷在墙上，“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生产劳动课苦、重、脏、累对我这个农家子弟来说无所谓。眉头都未皱过。例如小学阶段搬土坯，初中时，流均中学是在荒坟地建起的，我们抬土填教室墙基，开辟荒地长蔬菜、种麦子等。钦工中学开学必须完成500斤马草任务，到地里割野草，遍地旱蚂蝗，爬满脚面，虽然“参（shēn）人”，可我若无其事。淮阴农校突出“农”的特色，开荒种地、秧瓜种菜、养猪喂牛等生产劳动课，我是“向前冲”。在收割季节，农校都停课一到两周劳动，我们虽然累成“烂泥块”，亦无怨言。
  （二）学校老师，教书育人，助苗哺雏心
  读书的主渠道是教书育人的学校，我的十四年半的读书生涯深切体会是在学校循序渐进的增长我的文理各方面知识，同时铸就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结识了真诚引导我读书、做人的好老师。他（她）们在我生命旅程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是他们为我“长知识做好人”倾注了智慧和精力。我要永远感谢他们。
  从长知识角度讲，从初小语文第一课“开学了”三个字起，逐步接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诗经》、《古文观止》选读等等。从唐宋八大家到近现代名人名家文学作品赏析、阅读和明白了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大道名篇。数理化从1+1=2起，逐步向几何、代数、三角、物理、化学等高深知识过渡下去。文科有时代烙印。理科没有时政内容，只有与时俱进的新知识。就我一个绿草荡里的毛头小子逐步向知识、理想、信念的光辉大道迈行。这些统统得益于不辞辛苦的“传道、授业”的各科老师。因为我喜欢文科，特别感谢我的语文老师。一般都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们在讲解语文时，引人入胜。从小学时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列宁的故事》、《卓娅和苏拉的故事》、《游子吟》、《东郭先生和狼》、《西门豹》、《苛政猛于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乌鸦和狐狸》、《王二小》、《董存瑞》、《黄继光》、《为人民服务》、《延安》等等。还有《这是幻想吗？不！》是江苏涟水县前进公社的未来设想也到了我小学五年级的课本，更有“你是农民兄弟吧，你们辛苦了，是你们创造了亩产粮食六万斤的奇迹”，这些吹牛上天的大跃进时代语言也进入了我小学六年级的课本。
  到中学以后读过的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长征》，李白、王维、王之焕、白居易、辛弃疾、李清照等人诗词、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及《邹忌讽齐王纳谏》、《曹刿论战》、韩愈的《师说》、《水浒传》上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三国演义》上的“官渡之战”、吴敬梓的《范进中举》……又到近现代名家名人名著。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孔乙己》、《友邦惊诧论》、《纪念刘和珍君》；和当时文坛红人赵树理，马蜂，杨朔作品。赵的《李有才板话》我记忆犹新，陆定一的《老山界》印象深刻。外国的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我的一天》，莫泊桑的《羊脂球》，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海涅的组诗，伏契克的狱中散文。我的语文老师在演讲这些语文课目时，我听讲入迷，我有超强的记忆力，青少年时期语文课本上的有些内容至今我仍能大段背诵（中专时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像铸刻在我脑际中一样）。所有这些文学、史学的开篇知识，都等于是给了我一把金钥匙。为我步入社会自己再读书，顺利打开了进入书海迷宫的锁。没有这十四年半的基础教育，就不可能去爬越以后的书山……
  我的语文老师（亦是班主任）孙殿廖，张延生，政治老师施辑和；数学老师马福良、朱松华，化学老师陆长生，物理老师藏兰天和流均中学的教导主任郭焕章，钦工中学的校长周俊，淮阴农校的党委书记陈晓云都是我终身难忘的恩师、引路人。张延生和孙殿廖二位语文老师，教我初中语文时，忒喜欢我的作文。他们把我的作文总是要拿到班级里去朗读给全班同学听。对作文中的好段好句都在下面打上波浪线。特别是张延生老师还要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开小灶，点拨我作文的优缺点，以及今后应该如何写。对错别字及标点符号这类芥豆之微的小事都严格要求当面订正。初三上学期我有一篇《我的一天》作文，他给予了充分的好评，除了拿到班级让全班同学赏析外，他单在我这篇作文后面的评语就写了680个字。我在这篇回忆录中，实在有必要节录几段下来，可见张老师对我这个学生是何等的哺雏之心。他的评语：“洋洋洒洒写出了一天的完整生活过程，在这样的平凡一天里你确实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这说明了你是热爱生活，善于生活的人，生活才能这样的有意义，有价值，不单调，不平凡。……闭门忙学习，书本中有广阔的天地，有人生最大的乐趣，这滋味被你尝到了……生活无限好，还要善于生活的人，你便是。……文章涉及的事项繁多，吃喜酒，洗衣服，演代数，复习几何，写读后感，游湖荡，给人排难解纷……作者的笔下，通过介绍一天生活的人物对话，一线穿成，天衣无缝，构成一天生活的整体。在组织材料这方面确实有点儿本领。在文章的开始写作者焦急的内心活动，细腻动人，巧妙地运用了倒叙的写法，紧扣读者心弦，然后叙述一天的经过，笔法灵活，洒脱，够吸引人的人。惟晚餐之后，突然搁笔，似乎有些余意未尽。从内容方面看，爱生活，爱学习……，但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这点作者是含糊的。如果能进一步阐明学习的目的，生活的意义，文章再提高一步就更为完美无缺了……以后简化字要练习运用。”天啦，这哪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对一个学生作文的评语，简直是文学评论家对一部大书的评语。有这样殷切望我成长的语文老师督导，我的作文水平在今后的学习历程中，怎能不有所进步？进入钦工高中后，虽然仅仅就读了半学期，我有几篇作文都被钦中语文老师油印贴到学校一个《好花共赏》专栏里，给全校同学观摩。进城工作后的二十多年，我用业余时间发表于报刊几十篇豆腐块文章。我“会写”完全得益于学生时代老师的诲喻。
  一九六二年前后，钦工中学的狠抓教学质量以及各科师资力量的雄厚，为钦中的高考入学率大放异彩，一度超出县中淮安中学。数理化、俄语老师有好多人是清华、北大的右派分子被贬到这儿来教学的。他们的教学水平令人叹服。代我们几何的陈老师，熟谙教学，从不做备课笔记，但讲课蠢驴也能理解。代物理的那位矮个儿女老师，南师院（现为南师大）刚毕业，讲课时同学们听不懂，她竟然在课堂上当着几十双眼睛急得流泪。下课后，把我这个学习班长找去询问到底如何能让你们听懂……。“讨厌”的俄语课每周五节，压倒语文，我很不愿意读俄语，但天天上午第一堂课偏是俄语。代俄语的那位老师是中苏友好大厦里的俄语翻译，也因有右派言论下放来的。然而他们这批老师来了，我们学生得到大实惠。抓教学质量，钦中教职工全面出动，连总务主任在我们晚自习时，他也溜到某班教室的后排，悄悄的坐下，静观学生动态。如发现那个同学晚自习交头接耳讲话或在学桌下面偷看小人书，他就蹑手蹑脚跑到这个同学身边：“把你的小人书借我看看……”紧接着声色俱厉批评一通。还立即到学校广播室广播：某班某同学晚自习看少儿书……。请问以后你还敢不认真晚自习吗？钦中有着浓郁的刻苦读书氛围。就在我苦读的节骨眼上，学校总务处小黑板上的令人心悸的“停伙名单”，时不时出现王忠珍这个名字。于是我只有辍学一法，因为当时让我每月要从家中自转22斤成品粮（这也是《录取通知书》上明文规定的），那是天方夜谭。一九六二年，虽说三年困难时期已近尾声，但是当时我一家三口人，一月生产队所分之粮一粒不吃也凑不了22斤成品粮。列宁在俄国大饥荒的时说“粮食是宝中之宝。”粮食当时对我来说确实是宝中之宝。其时有的老师粮食不够吃，打报告给周校长，他最多一次救济10斤山芋。我班同学去吃饭了，我没有饭吃，这日子怎么过？我找到班主任，请求退学，她不同意；找到教导主任，他也不同意；最后找到周俊校长，他严肃认真的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小青年，你穿的也可以吗？怎么能退学呢？听你们班老师讲，你的成绩名列前茅，你又是班里学习班委。你不能退学啊，你不可以只看到眼前困难。旧社会有要饭读书的，你毕竟没到讨饭的地步。一转眼你可能就是清华北大的料……”一句话：你不能退学！我回到宿舍，课也无法上了。饿着肚子躺在铺上细想，各层老师对我确是真诚的爱意。我怎么办？我想就到钦工街上讨饭去吧。我上初小时，有个叫潘永和的学生就是讨饭上学。其时我潸然泪下。这眼泪是软弱，还是坚强，我说不清。但是转而又想真去要饭了，我怎么面对同学？还是下决心离开钦中。周校长等领导、老师不让我退学，除了我的骄人的学习成绩外，其时钦中退学者一个接一个，仅我们高一两个班，退去学生后只能合并一个班上课了。最后周俊校长给我退学申请上批了“同意休学一年。”我离开了高中学业，我理应历经大学教育，没有本科以上学历，在民国以后的 中国怎么也成不了知识分子一员。就像婴孩突然断去母乳，尽管也能长大，但体质上后天不足是必然的。
  在我欲退学时辰，我的初中政治老师亦是学校总务主任施辑和了解信息后，特地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给我，信的大体内容是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坚持下去。他要承担我三年的一切学习费用。他在信中诚挚的说：“你和王秀英（我初高中同班同学）是我最得意的两个学生，你退学辍读，我会十分难受的。”语重心长，这师生情、哺雏心，溢于言表。信中最后也无奈的说：“至于粮食问题，实乃爱莫能助。”终身遗憾的是施辑和老师人生谢幕时，我没去吊唁，因为无信息渠道。后来回顾人生的时候，我也后悔过，当初不应该退学。欲坚持下去，也可能度过难关。随着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农村日子也日渐好转。续读与辍学的学生在同一智商水平线上，其结局天壤之别。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考上大学后路上铺满鲜花。辍学者只好在荆棘丛生，崎岖坎坷的生存道 上蹉跎岁月，不是吗？请看：我初中的同班张金元，王秀英，高中同班吴洪喜，朱宝玉，董成松，张福波等坚持读完高中， 参加了1965年高考，统统跨进大学门。那一年是建国以来，大学门槛最低的一年，都因“三年困难”的波折，全国高中班退学成风，到了1965年高考时，生源严重不足，成绩稍有见色的学生，都能步入大学殿堂。吴洪喜当了淮安县卫生局长；朱宝玉进入淮安县税务局；施辑和的得意门生之一的王秀英也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董成松考上了军医大学，现在湖南军区医院副军级文职医官；张金元上了四川工程兵学院，早已是武汉军区正师级干部。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天之骄子，香饽饽。而我直至一九八O年还在淮安县泾口公社兽医站当一名乡村兽医。好命运是天上馅饼，它不会无缘无故掉到你头上。
  （三）知识即力量，读书慰心灵
  十四年半的在校读书生活后，虽然我学业上落伍了，但是学校终究铸造了我的真、诚、正的灵魂。在校时已熟记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与人为善”，荀子的反复再倡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诲人之言。小学六年级读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我在三十八年工作历程中始终遵循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十八年中，诸如《农业学大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奖励证书足有一大摞子。1998年年终还获得淮安县政府给我“先进工作者”的奖状。还在淮农读书的1965年国庆节，我和同班马继扬同学在淮城拾到150多元现金，100多斤全国粮票夹于其中的户口本，随即送到县公安局办公室让人招领。几十年来在为人处事上，我实践着毛主席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教导。所谓“人在做，天在看”那是谎言。是真善美，还是假丑恶，还得看你青少年时期在学校德性净化如何。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就是“为己之学，为人之道。”。马克•吐温说：“世上多一所学校，就少一座监狱”。
  艰苦奋斗，生命不息，读书不止，读书成为我生活习惯。刘亚洲对儿子说：“聪明是一种财富，意志是更大的财富。”我所经历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无论在中学念书，还是到淮农就读，离家十几里，百里之遥，回家或返校我都是步行。直到一九六七年淮安至车桥有了公共汽车以后，方才偶尔坐车。到钦工中学还要身负点东西，从老家泾口经博里仇桥向北过苏北灌溉总渠渡船北上走捷径也得“两头红”：即早上日出动身，下午落日达目的地，走得腰酸腿硬，脚面上血管根根饱胀。十多年练就了一双铁脚板。在钦中那半年缺粮的苦日子我毫无痛苦之感。中餐或两个玉米窝头（北乡人称稖头哆哆），或大半碗大麦彩子、加大米的干饭，干饭里面的赤挺挺躺着数条米虫，有的足有半寸长，我是南乡人，再饿也得把米虫拈掉才吃。我们班北乡涟水同学他们眼一闭直朝口中搂，还戏谑的对我说：“王忠珍，你边吃边拣虫子，饿死活该，眼闭起刨啊，虫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中餐佐菜就是一碗青菜汤，活像青蛙尿。只有在钦中校庆十周年那天，我们吃了一顿肉。早晚稀饭是大麦面粥，稀黑如同阴沟泥。有时周俊校长从我们身边走过，个别同学用筷竹捞着稀饭给他看，并笑着说，“周校长，这是喂猪的吧！”周校长肚子一挺笑笑说：“同学们，现在是困难时期嘛”，这读书的半年苦日子，我不以为苦，毕竟还有饭吃。
  到了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我辍学回家后，四哥让我放鸭子，我们绿草荡边不少人家祖代都有养群鸭的营生办法。我的父亲一辈子边种田边养群鸭。我等于传承了父亲的养鸭职业。我四哥给我一群60多只母鸭让我到湖荡里早出晚归放养，日子苦中有乐，我划着小“鸭溜儿”（荡边人称小木船）在白茫茫的湖荡里放鸭，遇到风雨天，浊浪排空，水天联连，避风雨无处，卷伏身躯蹲在快要倾翻的小木船上。还要照看鸭群，加之饥肠辘辘，老实说这当儿铁汉子也会有折磨之痛。小木船上两样东西必备：一是中餐，二是书本。中餐多是小盆装的豆饼干饭，全是经过蒸煮的豆饼，无一粒大米，把这只饭盆放到一个饭窝子（用蒲草编做的圆桶）里，“饭窝子”下面放着小火盆，饭盆就放在火盆上，到中午吃它仍保温。亦或用竹壳茶瓶装上早上吃剩下的胡萝卜稀粥。就是这样的日子我没有痛苦，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过的。只是在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这天，我大伯父耻笑我放鸭营生，对邻居鄙夷的说：“小全（我乳名）读了十年书，还不是回家放鸭，有什么出息？”我听后，万箭穿心，于当天夜里带了绳索到村东土地庙的一棵大槐树下打算自缢。在树下徘徊良久，死生难定。最后还是选择了生。说来也真后怕，当时一念之差，也许 就到阎王爷那儿注册了。在最缺粮的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在流均中学读书，没有尝过“饥饿难忍”的滋味，我只在流均街上见到过荡南（宝应县安丰一带）的饥民讨饭情景，那些饿殍瘦如枯髅，风吹跌倒。我们淮安县比宝应县好多了。尽管有五个月时间每天只分到五两六钱粮食，毕竟还细水长流着。饿死人尚少。我和家人都能活下来了。然而就在放鸭的小船上，我从没有放弃读书的习惯。也没有埋怨过毛主席。后来听说困难时期，他老人家也八个月无肉吃，由于营养缺乏，足面浮肿，布鞋穿不上。地里没粮收，叫他怎么办？“七分天灾，三分人祸”造成。我总是将悲情诗意化，将苦难道德化，这仅仅叫苦难，没有创口撕裂的疼痛。苦难磨练人的意志，在逆境中磨砺，生活有波澜，人生也许会有异彩。那种只有鲜花没有荆棘，只有欢愉没有苦痛的人生人世间没有，只能到天堂那边去寻求。我拼命读各类书籍，特别是古典文学。我的大伯父是私塾先生，他家中在许多旧书，我一次次偷来阅读。
  读书成了我的生活习惯。说实话，我读书从无成名成家之想，仅仅是兴趣爱好。张延生老师在我的作文评语上说过，“书中有广阔的天地，有人生最大的乐趣”，确实被我体味了。学校教育仅是给了我一把钥匙，走上社会，我用这把钥匙打开读书之门，无数的好书任我选读。我在高小时读过《水浒传》，初中时读的第一本课外小说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儿女风尘记》。后来陆续读了《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到了淮阴农校在国殇“文革”时，被迫停课闹革命，我这个保皇派的逍遥生有大量的时间读书。第一次接触了《红楼梦》、我读的叫《石头记》，以后的岁月“手不择卷”亦发不可收拾，我崇拜国学大师，崇尚国学文化。广泛涉猎文史类书籍，由于专业需要，也读些大专以上的专业教科书。
  “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当年我也想以“老三届”生参加高考，因为条件很宽。可是面对家中嗷嗷待哺的五个孩子，我却步了。天不负苦心人，1980年11月某日，《新华日报》刊载：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政府批准，江苏省人事厅、农林厅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招考1000名“闲散在社会上的具有大专或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技术员为国家农林牧科技人员。”已过而立之年的我，随即到淮安县农业局办理招考工作的高作平同志处报名参考。当高作平面我开玩笑戏言：“我保证考分全地区第一”。谁知这句吹牛呓语果然兑现了。（1980年12月21日，我参加了考试。1981年2月录取时，我的考分在淮阴地区果真第一名（本专业），于是高作平同志到处为我玄虚鼓吹，“人家说大话，竟然实现，还是有本钱啊。”是的，书本知识是唯一的靠山，在考试的时候面对不同答题，我这才尝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个中滋味。由一个农民技术员一下子被录用到淮安县兽医站，变成享受大专毕业生待遇的国家干部。虽无唐•孟郊登科后那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得意喜悦之情，但对这个迟到的大学毕业生待遇加身，其时的欢愉也令我好几天兴奋不已。因为我成为我家的那个村凭考试而获得享受大学毕业生待遇荣耀的第一人。不到半个月时间，我被借调到县多种经营管理局（后为林牧渔业发展局），做了文字秘书。不久即调入该局，和别的老干部一样，1992年11月过渡为淮安市（县）首批国家公务员。绿草荡里飞出了“金凤凰”，这种变迁是我人生里程碑的嬗变。知识即力量。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还有人说“读书的人可以活三世：前世、今生和未来，不读书的人只能活当今一世”。在1999年5月份，淮安县委宣传部、广电局和《淮安报》社举办淮安县首届“我的书缘”读书节，我以《书，我的太阳》一文参赛，结果竟获奖，同时参赛文章全文刊载于《淮安报》。总结过去的岁月。觉得“意志是最大的财富”。 我认为：真正坚持到最后的人靠的不是一时激情，而是长期的兴趣和投入。读书是我最大的喜欢和投入。在五十多年的风雨岁月中，我从大伯父家“偷书”开始，通过“收、买、剪报、摘录”等渠道建立了个人藏书库，但数量有限，仅5000余册，比起本县陈民牛、刘怀玉等名家藏书，也仅是“小巫见大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是封建科举年代没落话，可现实不是吗，从古到今，那个为官的没有进过书房门，就我们1980年12月被招录的十几名技术员，基本上都不从事农技工作，走上了仕途，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才紧缺。例如本县牧医专业招录的5人（王忠珍，葛万全、刘德明、胡正东、祁学忠皆淮农同学）都已从政。农学专业招录的十多人也是如此，几乎都成为国家公务员。典型的如官至江苏省政协秘书长的吴洪彪同志，淮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孙一峰同志。
  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是我生活的第一嗜好，我平生“三不”：不抽烟，不喝酒，不玩麻将。连 扑克、相棋都笨不开窍。唯一业余爱好就是嗜书如命。苏格拉底说：“我自知其无知”，我读了不少书但不可能成为专家，名人。至多是像瞿秋白在1935年5月狱中撰写的《多余的话》中说的那样：“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所谓‘文人’正是或者是……读书的高等游民……”我就是瞿秋白所说的这种“半吊子文人”。完全是一个读书的“高等游民”。
  书是一定要读的。盖世无双的世界伟人毛泽东终身手不释卷，老人家曾经号召中国人要读三本书，一是《红楼梦》，他要省委书记读5遍，连许世友这些大名鼎鼎的拿枪杆子的老红军也去阅读《红楼梦》。二是中国的两部大书：即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毛主席还把《红楼梦》与中医中药，麻将牌推为中国为人类社会贡献的三宝。老人家的文治武功，成为连我们敌人都折服得五体投地。我想除了他熟读马列著作外，他更是“饱读史书”的国学大师。他读以致用。在延安时候他说《资治通鉴》的精髓是治国必须治吏。所以他对黄克功，张子善，刘青山这些赫赫战功功臣犯了法，也下令枪决。他治国28年，政坛风清气正，老百姓即使饿着肚子仍由衷的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老人家号召我们读的这三本书，我为什么不去读呢？
  我已74岁，我的决心是活到老读到老，永远徜徉于书本的海洋，寻求慰藉，享受人生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