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由淮阴抗日义勇队、涟水抗日义勇队、淮安抗日自卫队三家合编组建了一个地方武装——“淮河大队”。其人员组成和活动地域以涟水为主。为主不等于全部，所以，对淮阴、淮安来说，不妨视为“天下三分”各有其一吧。这里的“淮安”指其北乡，它与涟水、淮阴连成一片，仅一河之隔。
  我们提供的论文是《淮安北乡与“淮河大队”——兼评“淮河大队”的命名》。
  第一部分  一个永载史册的“光辉名称”
  “淮河大队”是地方抗日武装的名称，而《淮河大队》则是当年涟水县政协文史委主任王继华同志编写的一部巨著。作者于书中说“淮河大队”是个“光辉名称”，我们认为很恰当。“光辉”在哪里呢？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探究。
  1、命名“淮河大队”乃得气势磅礴之称谓。“淮河”古称“淮水”，为我国“四渎之一”。源于河南省桐柏山，经豫、皖、苏三省入海，流域近20万平方公里。公元1194年黄河夺淮，把“下游本流经淮阴、涟水、淮安入海的河道淤高”，形成了一个新的“小悬河”（黄河本身就被称为“悬河”），即人们现在还在称之的“淤黄河”，又叫“废黄河”，也可以说是变了形走了样的淮河下游。此后，淮河上中游之水“遂逐渐以入江为主，自洪泽湖经高宝湖由江都三江营入长江。”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于1934年前后搞了几年“导淮”工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水患。悠悠千百年来的水灾、战乱、贫穷把淮河下游两岸的人民历炼得更坚韧、更顽强，在外侮面前有气节、有气概。气势磅礴的“淮河大队”就是他们中间的精英、代表组成的战斗集体。
  2、命名处于关键时刻，赋有转危为安之功能。淮河大队的前身“三梯队”于1940年3月23日在淮、沭、涟三县交界处的钱集被重兵包围。敌人不是日伪，竟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国民党军队。新上任的常备保安7旅旅长王光夏得到主子韩德勤关于对八路军“准予剿办”的指令，十分卖力。钱集一战，“三梯队”几乎被打散，元气大伤，只好四处突围、撤退、隐蔽。这时，国军33师又赶来配合王光夏部，妄图一举扑灭“三梯队”于涟西一带。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三地委研究部队的去向，又意见不一。一是北撤，靠近主力陇海南进支队，一是原地勉强支撑。经请示上级，得到胡服（刘少奇）同志面示，再坚持三个月即有八路军一支主力到此。为保存力量，迷惑敌人，迎接主力，增强信心，“淮河大队”这个新名遂应运而生，向外堂而皇之地叫响了起来，传遍了开来。
  3、名称被倒时序使用，足见备受欢迎之魅力。在淮河大队老同志的回忆录里，或口头交谈中，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即把“淮河大队”命名（1940年5月中旬）之前的部队番号几乎都说成“淮河大队”。这是有意，还是无意，不太好回答，只能说明新名称的魅力吧。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作家涟水人陈登科于建国初出了一本书，叫《淮河边上的儿女》，内容是写解放战争时期淮安地方武装的斗争情景。《淮河大队》里的王秉同就是《淮河边上的儿女》里的王纪同。“儿女”书中的“追悼”篇有这么一段文字：“你们的死，淮河两岸的老百姓、子子孙孙也永远忘记不了你们。”是“淮河大队”的名称启发了作家陈登科？还是王继华先生又借鉴了陈登科作家的名书？总之，这异曲同工的两本书之出版，与我们今天研讨会的举办，不正昭示着“革命人”心有灵犀、一脉相承、薪火相续么！
  4、名称简洁爽口，幸免原名冗赘之绕舌。淮河大队前身的番号是“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三梯队”，再前的是“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8团第9团”。一个名字有十多个字，比外国的人名、地名还长，写起来喊起来都不方便，而“淮河大队”四个字，不仅简明便捷，还具形象，有气魄。故此名一经诞生，人们怎不吐故纳新呢！
  5、名称首创者何人，竟是外来客之奇女。如果要问起“淮河大队”的命名人是谁，你不免会在本地人、军人、男性同志的圈子里遴选。可事实上呢？竟是一位原籍四川峨嵋山的女性，她就是时任二、三地委合并后的淮海地委书记杨纯同志。杨纯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即为“一二九”运动中武汉学联负责人之一。她到淮涟一个月，就审时度势，为部队叫响了“淮河大队”这个光辉名称。可见，这位女领导人对历史、地理、军事及政治学、传媒学、社会心理学等有着颇深的造诣。杨纯这位富于学识和魄力的“女强人”，还有和蔼可亲、礼贤下士的风度。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到北京采访她，那时她已从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位置上离退，竟为我们初接触的人联系提供两张“毛主席居所参观券”。写到这里，不禁联想起淮安女县委书记李风，在一次统战对象座谈会上精采讲话，让一位社会绅士惊呼：“共产党里有能人，天下属于毛泽东！”像杨纯、李风这样的巾帼英豪，在革命队伍里确是人才济济。李风来淮安之前，在淮河大队任政治教官，随部队摸爬滚打了几百个日日夜夜。1940年8月，正是李风受杨纯的指派，扮成农村妇女，带着一个交通员，到淮阴西豆瓣集一带接到八路军主力一支队大队长胡炳云。李风作向导，带领一支队与淮河大队顺利会师。从此，淮河大队结束孤军奋战的局面。
  第二部分  淮安北乡与淮河大队天生有缘
  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视这种缘份，也可说成“三缘”吧。
  1、地缘——“一衣带水”家相连。
  淮安与涟水相拥淮河下游的这段水路有一百多华里。虽说“隔河千里远”，但这里少有“远”的感觉。二三十米宽的河面上，渡口多多，约一公里一码头。摆渡撑船人，或单边设，或双边互设，看住户离渡口远近而定。冬天枯水季节，河床上打起一条土堰子，中间留下几尺宽的口子，行人从上面一跨而过。正因如此，住在河两岸的人们，往来频繁，生活上生产上交易上基本没受“千里”之隔。北乡钦工南王庄有几十亩地一直就在河西涟水境内耕种着。笔者是河东赵码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在河西周集小学读完两年高小。淮安北乡的马厂、钦工、宋集和涟水的喻滩、周集、张渡都是两岸人互相“赶集”的市场。至于河东（河南）的丈母娘，河西（河北）的大舅爹之亲戚姻缘关系那就更比比皆是了。
  从地域的行政区划上看，淮涟之间一直有互换易置的状况。当年，河西的“夹滩区”（今涟水保滩）隶属淮安，而今天苏嘴镇的龚营、吴码等村那时系涟水版图。说得再远些，清末民初淮安北乡的宋集属安东（今涟水）。近据传闻，北乡宋集又将划归给涟水。
  战争年代，这种“一衣带水”的依存关系益发显现了出来。农民革命战争年代的北乡“横沟寺暴动”，因力量悬殊而败北时，淮安县委及暴动指挥部就是从茭陵渡河，到涟东隐蔽下来，保存了革命火种。淮河大队前身在“钱集战斗”失利之后，化整为零，兵分五路，其中两支到淮安。朱慕萍带30多人的小分队在北乡钦工的李码、赵码一带活动，另一支到河南的吴码、龚营一带周旋。“一河之隔”的地理成了两岸遇事互相利用的“避风港”。
  淮河下游的这段“一衣带水”确确实实把淮涟两地连成一片，合为一家。唐诗有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不也可以步其韵呼应之么，“两岸本知己，隔河亦比邻”啊！就是说，只要有互相帮助的需要存在，尽管“隔河”，彼此也无异于庄前村后，左邻右舍。
  2、人缘——你我交流情相依。
  人缘在“三缘”中是最核心最本质的缘份。这可从三个角度来诠释。
  一是从头衔职位上看互为“父母官”。淮安北乡横沟暴动失败后的年代，白色恐怖严重而漫长。就在此间，涟水有三位同志担任淮安的领导。1930年10月，淮城划出，建立淮城区委，书记是陈书同；1931年7月至冬季，薛味五为淮安县委书记；1932年春至9月，陈亚昌一度也是淮安县委书记。须知，这三位后来都是淮河大队的重要成员。而北乡陈治平在1928年春，就在涟东发展了中共地下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抗战时期淮安人罗清渠参加了涟水县委领导班子。战争年代里的县委书记、区委书记与地方干群形成了怎样的关系？建立了怎样的情感？淮安、涟水的干群由此激发了怎样同仇敌忾的斗志？这些历史早就给出了明白无误的结论。
  二是从力量组建上看互作补充。地方上武装力量的组建和扩大往往要从办训练班开始。涟水“八景之一”的金城庵就是淮涟最早的抗日训练班所在地。1938年冬至次年2月，连续办了两期。北乡去的人员先后有颜景詹、王福泉、李直、陈勺山和赵秉杰、赵秉应等等。1939年7月三地委决定在8团开办“随营干校”。这时，淮河大队前身之8团已初具规模。上级派来淮安发展党组织的杨汉章同志把淮安的许邦仪、周兴、罗清渠、任家骥等一批爱国青年介绍到成集参加随营干校。与此同时，家住涟水保滩的唐堂因战乱失学在家，一心抗日却报国无门。北乡的赵秉衡来动员唐堂参加8团，唐堂又约了高松、张民等同学同往。加上赵秉衡从李码带去了李玉宣、李玉奇等，又是一批到了随营干校。10月，随营干校结束，人员的去向一分为四：多数留驻8团，其余为三地委机关和涟水、淮安两个县委。
  1940年春，吉乐山受淮河大队政委万众一的委派，回到淮安再建抗日武装。吉乐山是北乡顺河人，有较好的军事素养，为淮河大队的军事教官。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很快于苏嘴大桥乡建立了“抗日淮阜大队”，任大队长。还利用关系打着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的旗号，组建了一支四十多人的骑兵队。该大队一百多人，五十多支长短枪，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淮安北乡。当年10月，抗日淮阜大队奉命改编，骑兵队划归淮河大队，其余兵员编入淮安县大队。至此，人们不难发觉，淮河大队与北乡的淮阜大队之间，不是在演绎着“母公司”与“子公司”，或谓“兄弟公司”的相互嬗变过程吗！
  无独有偶。淮安北乡的民间武装“小刀会”是由我地下党掌握的。谢荡刀会会众70多人，“会长”李朝东和“堂主”孙志安皆为我地下党员。刀会在打击土匪、抵御日伪上有一定作用。三地委派陈少兴、朱慕萍、胡剑锋等三位“武术师”到谢荡助威传艺，扩大声势。杨纯书记在杨汉章陪同下曾到谢荡巡视并参观刀会会堂。谢荡刀会进而掌握了水晶、周崔、大桥、小丁庄等刀会。积极活动的刀会引来了顽军的重兵围剿。不得已谢荡、水晶等刀会近百人转移到河西保滩，编为“黄河大队”。这“黄河” 指的就是“淤黄河”、“废黄河”，也是淮河大队之“淮河”。不久，黄河大队编入淮河大队为3营8连。这“淮河”、“刀会”、“黄河”、“淮河”之演变不又是一次活脱脱的“母子公司”或“兄弟公司”在互帮互助么！
  三是从骨干纷呈上看互有特色。淮河大队的领导班子和队伍成员自然主要依靠涟水本地的济济人才。但淮安北乡提供的骨干力量不可低估。作为大队的参谋赵秉衡在多方面都是位资深的人物。他曾亲自发动和领导过横沟暴动。1935年2月于淮阴北乡以淮盐特委书记身份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因叛徒吴希才出卖被捕于会场，次年“西安事变”发生，被释放回淮。自此，淮涟地方的党组织活动销声匿迹，断层整整四年）。一个武装集团的“参谋”其能耐、作用和贡献自不必说了。军事教官吉乐山也是个挺有特点的角色，他在军事教授上，在北乡与淮河大队的联络互促上，是他人无法替代的。这里，想继续介绍一下，北乡人在淮河大队有“李家四条龙”之说。“四龙”即李码的李玉宣、李如爱，龚营的李岸、李硕典。李玉宣是淮河大队特务连指导员。当他任排长时，小马庄一战就显示出骁勇善战的才干。在钱集战斗后的分散突围中，他主张装扮成县中学生，一行人竟从顽军33师眼皮下安全归队，再见其机敏的一面。李玉宣归属主力部队后，又历任营、团、师、军各级领导职务，1983年由40军副政委任上离休。李如爱是特务队的短枪突击队队长，积极参与在保滩建立地下联络站活动。一方面严防涟水城里敌人的突袭，一方面保证盐阜地区与地工团联系。一次于涟城做敌工工作时不幸被捕。年纪轻轻的他在搞情报传信息的风险生涯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龚营的李岸是个“胆大勇敢，革命坚决”的好同志。当形势处于低潮时，他在会上带头喊口号，甚至赌咒发誓，痛下革命到底的决心，他“态度坚决，影响、带动了一批人”。独立中队攻打涟城时，李岸是敢死队中的五人之一。他在爬墙时被妙通塔里的日军射中负伤，后在徐集疗养。与李岸同村的李硕典，是位社会贤达。他自筹十多支枪枝，动员一批青年，带头参加淮河大队，成为党的统战工作的一个典范，一面旗帜。
  3、事缘——举事呼应志相同。
  在那革命岁月里，淮河两岸发生的斗争故事往往出现此落彼起、相互策应的现象。淮安北乡横沟寺暴动时，涟水的刀会跃跃欲试地攻打县城门。1930年涟水县委书记吴长来在金城庵坐镇指挥全县的“八一暴动”时，淮安县委书记陈伯扬和红军（15军）独立师特务营营长张伯英正领导游击队和农民群众，在北乡发起“八一暴动”，杀死贾庄富农兼高利贷者贾保满和徐荡地主徐正轩，烧掉国民党淮安县党部负责人刘锡藩家房子。1937年11月，北乡赵秉衡、吴乐群、吉乐山、王一香等人，组织召开了“茭陵万人抗日大会”。会上陈述了日军侵占东北，人民有家难归，学生无法读书的情况，控诉了上海沦陷后日军到处烧、杀、淫、掠的罪行。与会者除广大北乡人民，涟水、阜宁等县都有各界人士莅临。能说这“万人大会”的声势和激情，对“淮河大队”的孕育和诞生没有启发和鼓动作用吗！两地举事相呼应，不仅是出于地域相邻宜传递，人头相熟宜合拍，更在于意志相投，敌忾同仇啊！
    第三部分  一部彪炳千秋的史诗
  “淮河大队”早已定格在淮涟人民用血与火御侮抗敌的辉煌史册上。土生土长的淮河大队不是孤立的偏狭的产物，她以历史宠儿的角色活跃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她反映了一个大背景，在“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舞台上，导演了一出出威武雄壮的抗战活剧；她阐释了一个大主题，只有建立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打败日寇，解救中国；她揭示了一个大规律，要夺取反侵略的胜利，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大打一场人民战争。无疑，“淮河大队”是一首赞颂抗战精神的凯歌，是一部记载英雄业绩的史诗。
  《淮河大队》忠实于还原于“淮河大队”。作者王继华是位有良知有品格的史学工作者。他坚持主张“存史”“资政”“育人”的关键，在于一个“信”字。无“信”则无“史”，只有信史才有资格为“史”、入“史”。鉴于此，他丢弃“演义”的手法，恪守“史”、“志”的规范，拒绝红花绿叶的点缀。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真实的史料面前，甘当“一个剪贴师而已”。打开书的“目录”，印入眼帘的多是人物、事件、地点的原名，不是章回小说的对仗骈句，不见散文诗词的华丽辞藻。正如古人所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也。这不会让人“感到平淡”吗？不！须知，“大味在于‘淡’”啊！正是这个“淡”，在事物上保留真实，在情感上体现真挚，在哲理上蕴存真谛。
  如果说“淮河大队”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座丰碑的话，那么，《淮河大队》用爱心和责任塑造了一座丰碑。这丰碑承载着历史，振撼着当世，召唤着未来。
  丰碑高高耸立在淮涟红色大地上，
  丰碑深深埋藏在苏北人民的心坎里。
  感谢“淮河大队”，
  感谢《淮河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