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自幼即以“中华崛起”为己任，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更是把富民强国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目标。然而从新中国诞生直到他重病缠身，离他的强国梦似乎还有着一段较长的距离，特别是台湾还未能回归祖国，这就使他多少有点遗憾。因此越是到他的生命最后，台湾问题越是萦绕着他的脑海，成了他临终前最最关注的一个最大情结。
  一、致信台湾，首倡“一纲四目”
  1955年周恩来在出席亚非会议期间，就明确代表中国政府宣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向。1963年，周恩来又请张治中、傅作义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致信台湾的蒋介石、陈诚等，转达由他归纳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纲四目”方针。
  一纲：
  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时在台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意见妥善处理。
  四目：
  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
  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
  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在这封信带走前，周恩来又在信封的背面写下四句诗：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透过“一纲四目”和诗句，周恩来那殷切期盼台湾回归祖国的心情已跃然纸上。1997年笔者曾到北京西郊登门拜访在周恩来身边工作40余年、担任过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同志，他告诉我，1965年，总理已答应台湾方面，实行“一纲四目”后，我们国家将把庐山划为特区，交由蒋介石先生安度晚年，我们不派一兵一卒上庐山，由台湾方面派两个团的兵力保卫蒋先生的安全等等。后来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才延宕了“一纲四目”的落实与实现。
  二、读《参考消息》，连写四个“托”
  周恩来临终前，仍坚持看中央文件和主要报纸、杂志。
  1975年9月4日，周恩来看到3号出版的《参考消息》上转载有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的一篇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在这篇文章里，蔡省三针对四月份蒋介石的去世，分析了台湾的局势，介绍了将成为蒋介石接班人的蒋经国的经历等其他情况。周恩来看了很感兴趣，特意用铅笔把报纸批给罗青长和钱嘉栋，要求他们了解蔡省三的谈话内容，并进行分析，最好再找王昆仑，屈武等人弄清真相。时周恩来已经进入到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写字时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可他却在签上自己名字后，颤抖着手连写了 “托、托、托、托” 四个“托”字，可见他对这篇专访文章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对台湾问题的关切。
  周恩来的这一批示虽然很短，但内涵丰富。特别是其中的人物身份，读者清楚了就更能了解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和思维的慎密。
  罗青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长期分管对台工作。钱嘉栋时任周恩来的主要秘书，后来曾是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第一任首席代表。王昆仑早年投身国民革命，1926年起就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的政治教官，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41年就参与中国民主同盟和三民主义同志会的筹组。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职务。由于他的身份地位特殊，对台湾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情况非常熟悉。屈武是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的女婿，1924年就参与了冯玉祥的北京政变，曾任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教官，立法委员，1949年是李宗仁任命的参与国共和谈的国民政府代表团顾问。李宗仁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后，屈武由南京出走香港，然后辗转到新疆，参与了新疆和平起义。后曾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职，他也是十分熟悉台湾事务的人。
  周恩来批示中的蔡省三这个人比较复杂和特殊。蔡省三多才多艺，年纪轻轻时就追随蒋经国，升任少将总队长。他身兼数职，风光无限。1949年蒋家王朝败逃台湾，蔡省三却执意不走，坚持潜伏反抗。他东躲西藏，数度逃亡，九死一生，苦苦熬了五个多月，终于被人民政府抓获。在监狱里一呆就是25年。尽管他的思想还是那个反共的思想，但人民政府宽大为怀，于1975年全部特赦所有在押战争罪犯时也特赦了他。这是蔡省三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当时在台湾没有任何亲人，但他自认为蒋经国对他有知遇之恩，便断定老上级蒋经国将是他在台湾的唯一“亲人”，所以还是选择去台湾。为此，他在北京时还用政府发给他的路费到王府井买了一幅刺绣，好送给他的老上级蒋经国，并想像着度尽劫难之后再见到蒋经国、并与之谈心叙旧的激动场景。然而，台湾方面却太绝情：就在蔡省三和原国民党中将军长王秉钺、陈士章等十人来到香港，等待赴台湾时，台湾方面却对包括蔡省三在内的所有十位刚被大陆人民政府特赦释放而申请去台湾的人说了一声“不”！，还说，“因为这些人已经被中共洗过脑，是中共的统战工具。”于是，蔡省三滞留在了香港，一些反共的人权组织找到他，希望他能公开发表一个反共讲话，然后可以把他带到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并供养他一辈子。蔡省三拒绝了，他说：“我是个中国人，我死也要死在中国！”他就呆在香港，毅然抓起手中的笔，靠笔杆子养活自己。1975年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即将执掌台湾军政大权。对于台湾今后的政治走向，施政方略等等，蔡省三对来访者分析得很透彻，所以，重病之中的周恩来看了之后引起了极大重视，就颤抖着手，一连写下四个“托”，其对台湾和台湾人民的关切，今人读起来也无不为之动容。
  三、召见罗青长，不忘台湾朋友
  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平静地躺在病床上。当时，他的体温是38.7℃。从是年12月中旬起，他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营养靠管子通过鼻饲直接送到他的胃里。笔者访谈过周恩来副卫士长张树迎和贴身卫士高振普。他们说，当时总理生命已经垂危，医护人员为了执行小平同志“延长生命、减少痛苦”的指示，给他输血、输液、导尿、鼻饲、排液等等。最多时他身上同时插着17根管子，还要经常为他使用安眠药和止痛针。他身上的病痛是常人所难以想像的。
  那天上午11点左右，周恩来醒来，说：“我要见罗青长。”并且连续念叨了几遍。由于他身体虚弱，加之高烧在身，话说得不是很清楚，正在他病房值班的张树迎开始没有听清，直到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才核实清楚是要见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罗青长部长。那天是星期一。张树迎通过专线电话与住在北京西郊的罗青长联系上，然后让杨金铭同志用周恩来的专车去接罗部长。
  罗青长听说周总理找他，感到很意外和突然，立即答应马上就来。张树迎转身回病房打算向周恩来报告已通知到罗部长，然而周恩来又昏睡过去了。张树迎不能叫醒他，就立在病床前默默等待。二十几分钟后，周恩来醒来睁开眼便问：“通知到罗青长了吗？”这次周恩来吐字清楚，张树迎听得真真切切。他马上回答：“已告诉他本人。”周恩来说：“他一到就让他马上进来。”
  罗青长到医院后，周恩来又已经昏迷过去了。他只好坐在外边等。这时天已中午，接张树迎班的周恩来贴身卫士高振普已来换班。罗青长等了二十多分钟后，周恩来醒来了，罗青长赶快在高振普引领下来到周恩来病床前。周恩来认出了罗青长，可他想握手已经没有了力气。罗部长也是把耳朵凑到周恩来的嘴边。然而，周恩来还没有说几句话，有的话还是高振普听过之后再告知罗青长。还有些话，高振普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罗青长知道。正说着，强烈的病痛就又一次向他袭来。周恩来连忙对罗部长说：“我太累了，要休息一下。”说完，很快他又昏迷了过去。罗青长只好又退到病房外再等。等啊等，一直又等了好长时间，他已经在医院和邓颖超一起吃了午饭，和邓颖超谈了很长时间的话，时间已经到了下午，周恩来也没有醒来，罗青长见总理短时间醒来的可能性不大，只好含泪离开医院。
  1993年9月笔者在京访晤罗青长同志时，曾问他周恩来当时和他说了些什么。罗青长告诉我，总理主要是交待他不要忘了台湾人民，更不要忘了在台湾的朋友，像张学良、张镇等人。还要他要以外交部153号外交简报为教训，谨慎工作等等。
  张学良为世人所熟知，张镇是何许人呢？罗青长告诉我，张镇是湖南常德人，黄埔一期生。他后来追随“校长”蒋介石，一直身居要职。那么周恩来临终前为什么会想到他呢？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经国共双方代表努力，于是年10月8日达成国共和平建国的协议并草签。于是，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由于高兴和喜悦，在重庆军委大礼堂邀毛泽东、周恩来和国民政府要人一起举行鸡尾酒会，还请了重庆魏家班子来唱京剧名段《打渔杀家》，以示庆祝。
  就在一派喜气，各方愉快的氛围中，柳亚子先生突然造访，他说想要见见润之（毛泽东）先生，因为事先无约定，现场又无法回避，于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请柳亚子先生改日约会，并让自己秘书李少石用“八办”的吉普车将柳亚子送回家。
  由于当时重庆的“八办”只有这一辆车，而毛泽东又在礼堂看戏，随时可能用车，刚刚雇用的司机便一心想着快去快回。所以在回来的路上不小心碰撞了一队从前线刚下来的国民党伤兵的一位。司机又怕处理事故时耽搁太久，便想一加油门离去。哪知带队的排长见吉普车肇事后竟然企图逃逸，于是举枪就射。子弹打穿油箱后刚好穿进李少石的心脏。驾驶员转头一见李少石胸部涌血，知道闯了大祸，立即将车开到医院送医抢救李少石，然后自己开车到办事处，告知李少石出事，接着自己逃之夭夭。办事处的同志一边派人去医院请医护人员救治李少石，一边派人来到大礼堂，悄悄向周恩来报告李少石在途中遭不明枪击已成重伤，生命垂危。那时已是深夜，周恩来闻报后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设想是否是蒋介石有意要对毛泽东等人下毒手，但又怕惊动毛泽东，只轻声对坐在自己身边的毛泽东说：“我出去有点事。”
  周恩来一出礼堂就立即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年在黄埔军校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张镇将军，当时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宪兵司令。周恩来用电话和他联系上，十分严肃地告诉张将军，说自己在军委大礼堂，现在出了重要事件，必须要他亲自来一趟。
  张镇在电话里感到当年温文尔雅的老师周恩来心情焦急，估计到他确有要事，就飞快地乘车赶了过来。他一见周恩来马上立正向周恩来敬军礼说：“报告周主任，学生张镇到！”
  周恩来一边向张镇还礼，一边感到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周恩来判断：如果是蒋介石下令对当时在重庆的共产党人下手，就少不了对身为宪兵司令的张镇委以重任，而张镇也决不会还对自己恭恭敬敬地执弟子礼。于是，他在向张镇简要说明李少石在路上遭枪击后向张镇提出了两点要求：一、迅速查明真相，缉拿凶手；二、一会儿散戏后，请张镇用自己的座车将我们的毛泽东送到我们指定的地点，确保他的安全。张镇不仅答应了周恩来，后来也完全做到了。就这一点，周恩来一生心存感激。他曾对罗青长、童小鹏等人说过，“一个人哪怕他一辈子只做过一件好事，而这件事对革命是有益的、重要的，我们就不能忘记他。”
  这就是重情重义的周恩来临终前还牵挂着早已去台湾，并且已于1950年就已在台湾病故的张镇将军，只是因为那时两岸不通信息，二十多年了周恩来还不知道。
  周恩来召见罗青长的事发生在周恩来逝世前的二十多天，可见他是多么地关心台湾、想着台湾人民、想着那些曾经和他亲切相处过的台湾朋友。
  至于外交部的“153号简报”事件是指外交部于“文革”期间出的一期简报。简报对世界局势的分析提出了一些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结果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也是导致1973年年底至1974年年初毛泽东下令“批周公”的导火索之一。周恩来十分关心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所以希望罗青长能记取教训，在工作中不要犯类似错误。
  四、骨灰放在台湾厅，让他最后一夜在“台湾”过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结束后，根据当时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安排，骨灰第二天才撤。那么这最后一夜把周恩来的骨灰放哪儿呢？按一般人家习惯，他的骨灰应该回家放置在西花厅，和家人、亲人们在一起，度过这最后一夜。但是，周恩来在生前已经对邓颖超有所交待：他的骨灰要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让他的最后一夜在“台湾”度过。
  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就是周恩来当年亲自提议设置的；在这个厅内的一切摆设和布置也都是他精心安排的。墙上的一幅郑成功画像，也是他交待罗青长从故宫博物院调来的。还让罗青长找故宫的专家复制了一张，通过有关渠道赠送给了台湾的蒋介石父子。从这件小事可见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和他那期待祖国宝岛台湾早日回归的一片深情。
  据周恩来的贴身卫士韩福裕对笔者回忆：1月15日总理的骨灰盒放置到台湾厅之后，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在骨灰盒的左右两侧，还放置有六盆盛开的水仙花。那翠绿的叶子，鲜黄色的花蕊，是那样的圣洁，正象征着周恩来的崇高品格，那情、那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周恩来是位伟大的爱国者，在从事革命和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半个多世纪里，他的足迹留在了祖国大部分的山山水水。唯有让他遗憾的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都未能去过西藏和台湾。西藏毕竟早就和平解放了，已归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而台湾至今还孤悬海外，这是他临终前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因此，他要让自己的骨灰最后一夜放在台湾厅，以表达他最后一夜还要和“台湾”人民在一起的心愿。
    五、骨灰撒进黄河口，期盼海潮携他去台湾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当天邓颖超即向党中央提出了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个请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
  三天后，邓颖超把张树迎、高振普叫到她的办公室，说：“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党中央已经批准。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研究一下，把他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
  周恩来的逝世，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悲痛。在他身边工作了几十年的张树迎、高振普就更不用说了。邓颖超继续说：“你俩是跟随恩来工作多年的人，他的最后一个请求已得到中央批准，现在就由你们二人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也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做的最后一件事……”
  邓颖超说到“最后”两个字之后几乎说不下去了，张树迎、高振普两人泪水也已止不住夺眶而出。邓颖超强抑悲痛，安慰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撒掉恩来骨灰的消息后，我很高兴。我高兴的是，恩来生前对我说过，他担心如果死在我前边怕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终于可以办成了，他的遗愿终于要成为现实了。我们要共同为实现他的这一遗愿而继续工作。我也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已不允许我去做了。因为天气太冷了，我年岁又大了，一旦出去‘目标’就大。所以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做这件事。”
  邓颖超的一番话，既道出了周恩来的遗愿以及他为实现这个遗愿所做的安排，同时也是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莫大信任。她所说的“目标”是指当时全国人民对周恩来逝世而表现出来的巨大悲痛。因为当时周恩来的骨灰不论撒到哪里，哪怕冰上、山上、地上……人们知道了都会想方设法地弄点去搞纪念。最后，还是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撒的地点是四处：北京上空、北京密云水库上空、天津海河入海口和山东黄河入海口。
  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密云水库是周恩来亲自领导并参与设计规划而建成的大型水利工程，天津是周恩来革命起步和认识他人生另一半邓颖超的地方。但他最后一把骨灰为何要撒到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呢？
  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周恩来生前曾无数次表达他对母亲的爱和对母亲的怀念。1920年周恩来在天津被捕坐牢期间，就在狱中悄悄写下了一篇《念娘文》，记述了生母的一生和他对母亲的深厚情感，并利用春天换季时缝在自已棉衣里带回到四伯父家。当年夏天他出狱后在四伯父家对小弟周恩寿说，“你对母亲一无所知，有空你读读我的《念娘文》你就知道我们的母亲了。”可惜的是，周恩来的这篇《念娘文》现在已经失传。
  如果说《念娘文》是周恩来对生母怀念的话，那么他在1918年的一月二号嗣母去世十周年那天记下的念娘日记则又是他对嗣母深厚情感的体现。
  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了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时候母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十年，不知道还想着我这个儿子没有。
  1964年8月2日下午，周恩来利用星期天，找来他在北京、淮安和河南焦作等地周家亲属，和他们谈周家家史。这份由周恩来嫡长侄女周秉德记录、经邓颖超亲自阅改、题为《七伯谈周家的末落封建官僚家史》的珍贵材料上，周恩来很动感情地说，“现在看来，封建家庭一无是处，只有母亲养育我，还是有感情的。”
  对母亲有着无比深厚情感的周恩来期望他的骨灰撒进母亲河，以报答生他养他的母亲的恩情，实现他“生前不能奉养，死后一定陪伴”的孝道。同时，祖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他回归了母亲河，也就回归了大地，回报了祖国母亲。
  周恩来生前曾说：“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和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在水里的可以喂鱼虾、营养水生植物；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这是周恩来的卫士韩福裕1992年10月25日在北京他的家中亲口对笔者讲述的。
  1993年，笔者在访谈周恩来最后召见的一位中央部长罗青长时，他还对笔者说，（周）总理遗言把他的骨灰撒到黄河入海口，还有想通过海潮的作用，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海峡，以表达他对对台湾同胞的关心，祈盼着台湾早日与祖国大陆的统一。
  周恩来临终之前对台湾的殷殷之情、拳拳之心真切感人。我们期待着周恩来的愿望能够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