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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情缘——浅说罗振玉与刘鹗及王国维

2015/1/26 10:15:30    作者:马犇    阅读:4317    评论:0

    1899年秋,大清王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痢疾,遂往达仁堂抓药,竟遇“龙骨”,大喜之余重价贾之。1900年,王在率京师团抵抗八国联军失败后羞于外辱,悲愤之下携内人投井殉难,其子困于丧事、债务,痛将一千余片“龙骨”卖给王氏弟子刘鹗。
  上述“龙骨”即龟甲。我国商后期先民尤信占卜,常将占卜结果(卜辞)刻于甲(龟甲)或骨(兽骨)上,这就形成了甲骨文。何以择龟甲,《礼记·礼运》有言: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这正缘于古人对神圣之龟的景仰。甲骨文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文字,与已失传的埃及纸草文、巴比伦泥版文书堪称人类社会最早的宝贵文化遗产。
    抱残守缺,揭开惊天之谜
    光绪二十年,淮安城的一家碑帖店里,一个身材偏胖着短衣的中年男子手持一张拓片,正专心地对着四周满是疑问、洗耳恭听的人们大声讲解。一个刚散学的青年人也好奇地加入其中,他向身边人打听那胖先生是谁?有人小声答道:“秋梦轩刘二少爷也。”不一会儿,青年人和胖先生就作揖谈笑,原来他们早先就知道对方姓名并互为欣赏。打这次后,两人总不期而遇,不断往来,感情颇深。那个胖先生便是刘鹗(1857~1909年,字铁云,别号老残,生于六合,寄籍山阳。《老残游记》作者,又因精通数科,遂多被人称为杂家),青年人便是罗振玉(1866~1940年,字叔蕴,号雪堂,祖籍上虞,客籍山阳。金石学家、甲骨学家、敦煌学家、古文字学家、文物收藏家)。
  刘鹗在收购了王懿荣留下的1500多片甲骨的基础上,继续找寻搜罗,最终藏得甲骨5000余片。为了不损伤甲骨,便于翻阅考究,他试着在宣纸上拓出甲骨上的文字。1902年,在刘鹗的抱残守缺斋中,罗振玉第一次看到了甲骨文字的墨拓本,大为惊喜,为自己能亲眼见识古之众贤未能见得的文字而深深庆幸。他怂恿铁云尽快把墨拓本编印成书。翌年,刘鹗的《铁云藏龟》付梓,该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甲骨文专注,刘鹗的自序也是甲骨学的首篇成书的论文,亦被胡适称为研究甲骨文字的“开路先锋”。至此,甲骨由束之高阁的文物走向民间,也让更多的人得以研究它。罗振玉在刘鹗的影响下也于1906年起收集甲骨(近两万片),不断地与刘鹗进行交流。“抱残守缺”既是刘鹗的斋号,又是刘罗二人共同喜好的象征,其中也暗含了二人执著的学术精神,刘鹗的成功即缘于此。罗振玉也正是因“抱残守缺”,才得以在刘鹗的基础上继续钻研,开始调查甲骨的出土地,在探明是安阳小屯后,让其弟驻当地收集,后来自己也亲自实地考察。他在1910年著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中明确指出安阳小屯即为殷墟,还正确断定甲骨是殷商王朝的遗物。又于1915年辑得《铁云藏龟之余》。他还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陆续编订了《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等书。
  刘罗二人除在甲骨研究中十分投缘,刘鹗对罗振玉在经济、学术、事业等方面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罗振玉早年贫困,被刘鹗聘为家庭教师,并得到了很高的薪水。1901年,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在闲暇时创办了刊物《教育世界》,刘鹗提出了相关建议并在经济上支持了刊物的出版。后来,罗振玉还把长女罗孝则嫁给了刘鹗的四子刘大绅,结成了儿女亲家。刘鹗常尽己所能推荐罗振玉在学部做咨议官。但在刘鹗的晚年,刘罗二人因一些小事生发了矛盾,后期甚至不相往来。至于其中的是非,今人已无从知晓也不必猜测,但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是:他们为了探寻中华文明而锲而不舍、开拓进取的精神。
    甲骨之学,成就一代宗师
    罗振玉与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我国近现代文史哲学、美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诸多学科的学术巨子)开始研究甲骨时,皆以刘鹗的《铁云藏龟》为基础,不断的努力使他们一直在超越,开启了“罗王之学”,成就了一代宗师。
  罗王二人是如何相遇的呢?据罗振玉外孙刘蕙荪介绍,罗振玉于1898年正月初二到《时务报》馆拜年,见一年轻人在读《文选·两都赋》,正是《时务报》校对员王国维。两人谈得相当投缘,并初步领略了各自的学养之深,罗氏还瞥见扇面上王国维为同学撰并题的咏史绝句,在读到“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时大叹一声,心想此人正是所要寻找的千里马,便邀之加入东文学社。他还替王国维在《农学报》馆挂了名,给予月薪40元使之得以维持生活。至此,22岁的王国维顺利进入东文学社学习。王国维对这人生的转折极为感激,曾诗云“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此处的匠石即指罗振玉。
  有史料表明,王国维因在1914年帮助罗振玉整理校订《殷墟书契考释》而对甲骨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该书考定帝王22个,先妣14个,人名78个,地名193个,文字485个。至此,商王朝的秘密才得以大白于天下。1928年,身在东京的郭沫若也正是由《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王国维在罗振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在考释甲骨文文字的基础上把甲骨文作为史料来研究,如对商周的礼制、地理等诸方面的研究。他于1917年发表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除了考证出《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与甲骨上刻下的先公先王等姓名基本一致,还纠正了《史记》中的零星谬误,证明了《史记》确实是一部信史。这也标志着甲骨文已由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也正是基于罗王二人对甲骨文研究的巨大贡献,两人均被世人列入“甲骨四堂”,“四堂”取甲骨四大家名号的同一“堂”字,即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
  据罗振玉亲属回忆,1911年王国维与罗振玉一起东渡日本,受罗影响,遂由研究哲学、教育学和美学转为研究经学、史学,成了近代中国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先行者,也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拓者,并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除了甲骨学,罗王二人在众多的学术领域皆有联系,罗振玉与蒋斧、王国维等人,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贿买的十多种石室遗书编订为《敦煌石室遗书》,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914年,他还和王国维分工合作,将考古学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集并考释,出版了《流沙坠简》,这部书是我国学者整理研究汉晋简牍的开山之作,亦在学术界产生过深远影响。正是缘于罗王二人在学术上的探讨互助,罗振玉才得以更好地把握住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域简牍、中原碑志等相继出土的机会,广泛地收集、整理和研究,为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王国维也得以更出色地钻研学术,被时人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还被梁启超赞为“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王国维的一生与罗振玉息息相关。1901年,罗振玉资助王国维东渡日本留学,王氏回国后又经罗振玉推荐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1906年,他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等职。辛亥革命后,他携眷跟随罗振玉逃往日本京都避难。1918年,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娶了罗振玉的三女儿罗孝纯为妻,罗王两家从此结成了亲家。1923年,他又与罗振玉等一并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但在晚年,罗王因家庭琐事及在“小朝廷”中政治上的误会而不相往来。1927年6月王国维在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留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十六字遗言。罗振玉晚年追忆往事曾对晚辈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可惜,悔之晚矣!”
    摩崖石刻,留下难解疑团
    2009年4月,《南湖晚报》报道称,有市民在山凹里一块巨石上发现了鲜为人知的摩崖石刻。摩崖石刻底部长约0.5米,高约1.5米,自上而下写有“老残安宅”。有文史界人士认为,这块摩崖石刻是王国维的好友刘鹗百余年前旅浙时的见证。王国维和刘鹗因罗振玉而成了亲家的亲家,有人指出王国维生前曾在乡亲、故人面前推崇刘鹗的著述和收藏,使得刘鹗深得海宁文人雅士敬仰。但石刻上的字迹是否为刘鹗本人所书,目前仍有争议。
  摩崖石刻留下的这一难解疑团以及刘王之间又有什么趣闻轶事,全待后人的细心发现与考证,这段特殊亲缘及潜藏其中的秘密值得人们期待。
  罗振玉与刘鹗及王国维之间的恩恩怨怨扑朔迷离,是非功过颇为复杂,学界尚无定论,可谓见仁见智。但甲骨情缘,却始终维系着他们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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