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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研究家季镇淮

2015/8/7 8:46:26    作者:马犇    阅读:2978    评论:0

    有一弟子曾和其师对《左传》中的一处句读存有不同见解,久别重逢时,老先生向该弟子重提当年“疑问”,并承认自己的观点有误。老先生便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而这位弟子正是季镇淮。
  记得数年前,我在图书馆偶遇《司马迁》一书,见“季镇淮著”几字,顿时生发好奇,难道先生与淮安有些许渊源(淮安城有一标志性建筑,即始建于北宋的镇淮楼)。待看完作者简介得知先生正是淮安(生于淮安区季桥乡的一个贫苦农家)人,欣喜之余即引此邑人为豪,后常拜读先生专著并搜集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今以陋文脞谈,权当同乡小辈对先生真诚的纪念。
  平生风义兼师友
  无论从情谊还是从风骨气节来看,季镇淮先生与他的恩师及同辈学者都堪称师友的典范,他们之间可谓亦师亦友。季先生于1938年入西南联大学习,1941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深造,由于他生活困窘,导师闻一多先生专门致信校长梅贻琦,推荐他为研究所助教:“季君本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国文系……研究所半时助教一职,以君当之必胜为荷。”1944年,闻先生再次致信梅校长,说明镇淮研究院毕业初试及格,目前只用助教名义,“一俟正式毕业,则宜升为教员”。这在《闻一多全集》中有两封书札为证。闻、季师生间还留有一段学术佳话,闻、季与何善周“集体考据”了季先生的一份读书报告,后由闻先生修改,刊成《七十二》一文。闻先生有文强调“这篇文章主要的材料和意见,还是镇淮的”,并在文稿上署了三人的名字。季先生执意只署闻先生的名,且一直未将此稿收入自己的《来之文录》。战乱期间,闻先生让季先生暂且停下论文先去做事。季先生带着老师的嘱托踏上了征程,谁知刚行至贵阳,就传来闻先生被特务暗杀的噩耗。季先生回想着闻先生“到了北平,我们要在一起好好读书”的临别之言,陷入大悲痛中。他撰写了一批关于汉末魏晋时期的研究短论,借古讽今地表达了对暴徒的憎恨,以此抒发失去闻先生的悲痛之情。
  1942年,朱自清先生讲授《文辞研究》,只有两位学生(王瑶和季镇淮两位先生),朱先生的认真精神感动了季先生。一次,朱先生请季先生在昆明的一家小馆子吃饭,特意点了季先生爱吃的淮扬名菜——炒鳝丝,席间流露着师徒间特别的淮扬乡情。闻先生去世后,朱先生还常督促季先生写作,并助其论文屡屡发表,这无疑坚定了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决心。朱先生去世后,季先生写了几篇怀念朱先生的文章。他还倾其心力,编成《闻朱年谱》,这可谓是在闻、朱两先生身边学习工作长达十年的季先生对其恩师最好的怀念。
  众所周知,季先生与王瑶、吴组缃、林庚并称“北大中文四老”,陈平原曾言:“四老各有专长,且性格十分鲜明,王之睿智、吴之豁达、季之忠厚、林之儒雅,均无法追摹。”王居镜春园,吴、季居近旁的朗润园,林则居较远的燕南园。四老友情不言而喻,季、王二人更密。季、王同学于清华,又同教于北大,被外界视作“清华学派”同北大精神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吴先生的仙去以及王先生的突然病逝,对季先生造成很大打击。校方和家人担心季先生的身体状况和心理感受,或将其老友的去世保密,或不让其参加告别仪式。但他仍以文章表示怀念,如感人至深的《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等篇什。
  吾亦自有三别好
  龚自珍自题《三别好诗》表达其最喜吴梅村诗、方百川文、宋左彝《学古集》,季先生仿效龚诗亦自题绝句:昌黎文集定庵诗,汉史诤诤血泪词。吾亦自有三别好,江河万古令人思。不难看出先生面对浩瀚的中国文学史,一心主攻先秦两汉、唐代和近代,并相应地选取司马迁、韩愈和龚自珍作研究对象,进而推及开来,独到地掌握了整个中国文学史。他对待学术研究极为苛刻,终生追求着杜甫“毫发无遗憾”的精神。
  季先生主张作古代文学的论文也应该写得像“文章”一样讲究,这在其《司马迁》中体现的最为具体。但他仍不断“讲究”,常对此书进行认真修改,为忠于史实,他将相关考古新发现加入,重新梳理。为普及大众,他把一些晦涩的古语改由其直陈,深入浅出、化繁为简。他还特别在再版前言中写道:“因为我对于《史记》并没有真正深入的研究,青年读者不能希望从这本小书中得到解决难题的锁钥。”这不正暗含了他对于年轻人深入探究再出新说的期望吗?
  季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就完成了《韩愈传》书稿,陈平原夫妇都曾建议他将此书出版,但先生不愿以旧作示人,一直不肯脱手。他直至暮年才接受建议,但决定大改。他不顾“文革”时落下的哮喘以及晚年高血压、眼肌麻痹的加重,编撰详细的《韩愈年谱》,还对长安“十二街”确址等众多细枝末节的问题进行考证。令人惋惜的是:他的最后冲刺还是没能如愿。
  龚自珍有句诗叫“金粉东南十五州”,很多注解都极不详细。也从事龚诗研究的季先生从未放弃对这一问题的考证,为详解“十五州”,他广查典籍,问了冯沅君、吴晗等先生均不得解,又重读了《资治通鉴》才解决这一困扰他十余年的疑案。对此,他的诸位好友和弟子无不赞叹。他的弟子孙文光曾提及,正是在季先生的支持下,众学者的联名倡议促成了龚自珍纪念馆的建成。
  他的另一弟子孙玉石概括的好:季先生是一个“崇大德”的人。这里有司马迁的严峻的史家精神,韩愈的战斗反抗的态度,龚自珍的关注国家民族命运不为己忧的人格光辉。
  夫子严苛亦谦和
  关于季先生的严苛,最具代表性的当是1981年,北大中文系“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即将毕业,一学生论文做的是关于“南社”的,季先生是其指导老师。但这学生准备的极其仓促,季先生自然很不满意,可答辩时间已定,只能让其投入“战斗”。季先生向学校申请让没有高级职称但对南社很有研究的杨某破例参与答辩。出席答辩会的杨某提出了很多意见并最终投上反对票,结果该生未能通过。这在当时使包括温儒敏在内的许多人不能理解。其实杨某也曾是季先生的学生,先生对杨某投反对票还是很赞赏,同时他对这位与之关系不错的答辩学生也没有任何通融,这一切其实都缘于季先生对学生的严苛。
  先生的严苛还有一例,即其弟子张永芳曾将自己的文章集成《清代近代诗文述略》一书,请先生作序。先生并未趋同于盛行的序言潜规则——“赞扬得豪放,即使批评也得婉约”,他在其中写道:“总的看来,张永芳治学明晰条贯,但不够警譬深刻,还缺乏驾驭大格局的能力,行文语调词采也欠丰富和变化。”平日的大加夸赞却被先生省略了。
  季先生严苛的同时还很谦和。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筹备建立时期曾一致推举季先生任会长,但先生执意回绝,学会即委托他的弟子张中劝先生出山。结果他以“年老体衰,不能多为学会做事,于心不安”为由,依然坚辞不就。巴蜀书社曾向季先生约稿,准备收入“学者自传”丛书,先生深思熟虑后婉拒。有弟子追问原因,“我的主要著作中国文学史还没有写出来”,先生的回答就是这样简单。季先生对后辈学者及弟子更是谦和,他出的书稿均送其后学或弟子,并请他们指教;先生晚年行走不便,偶尔请弟子代他借还书籍,每每总要再三表示感谢;先生请他的关门弟子夏晓虹为其重要著作《来之文录》作序。先生的谦和似乎无处不在。
  季先生永远丢不掉深藏于内心的家乡情结。很多弟子依然非常熟悉先生上课时那浓重的淮安口音;其子女和身边弟子也特别喜欢品尝季先生和夫人一起烹饪的淮扬菜,先生曾给《中国烹饪》杂志撰稿专谈家乡口味;而回乡探望一直是先生一个未能完成的夙愿……
  上世纪60年代,季先生与游国恩等诸先生编写的那部《中国文学史》成了几十年间我国高校中文学科的必选教材。季先生的导师闻一多先生曾对重写文学史有完整构想,因被暗杀而未能继续。而正如王瑶先生所说“几乎每一位研究中国文学学者的最后志愿,都是写一部满意的中国文学史。”季先生也有此意,但终未能完成闻先生的遗志,未能独立编写一部文学史,这是他最大的遗憾。
  “在季先生人生的最后阶段,他的神志已经很不清楚了。我去看他,他想起我一个师兄的名字,问我叫什么,我说叫张中,他又问为什么叫张中。”这正是夏晓虹永生难忘的季先生的最后时刻(先生曾嘱丧事从简,遂去世当日即火化)。
  季先生最为纯粹的学者遗言,将永远伴着我对他的敬仰永恒于心间。

  
  季镇淮(1913-1997),字子韦,一名正怀,字来之,江苏淮安人。民盟成员。历任清华大学助教、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民盟中央第二届委员,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著有《闻朱年谱》、《司马迁》、《来之文录》,评论《韩愈论》、《近代散文的发展》、《王国维古史新征讲义跋》,主编《中国文学史》、《近代诗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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