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誌续史，目的是为了“以史为鉴、以史存查”、“以史育人、弘扬正气”，使社会不断进步从而得到发展，最终达到更高层次的文明。据《辞海》记述：“史：如实记载过去事迹的书；誌：亦是如实记事的书或文章”。“如实”二字客观的强调出所载内容的性质，即真实性。如历史事迹、数据的夸大，就不叫“史”或“誌”，若如此，历史作用则尽失。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的脚步放快，淮安历史文化建设的速度也与日俱增。在复兴淮安文化的同时，媒体对淮安康乾时期城市的规模和人口数越发夸张，从淮安城30万人口、到清江浦54万人口，再到淮安有100余万人口等等。更有甚在台湾某档运河行节目中，称淮安在康乾时期城市规模仅次于北京。那么，究竟是否如此，当时淮安城的繁华程度究竟如何？一直被频繁提到清江浦的面貌又如何，人口到底有多少呢？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江浦镇从山阳县乡镇中划出，作为临县清河的县城之后，城市规模又是如何？我们必须从权威史料入手，现存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历史文献与誌书是尤为重要的史实依据。

在由《学习时报》编辑部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要求全体中央干部学习的权威书籍《落日的辉煌》一书中记载：到19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六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此书主要反映整个中国在明清时期至近代的兴衰沉浮。书中有部分有关城市规模的描述，如南京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有丝织工人数万人，“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在各段中未见有对淮安以及清江浦的任何记载。

据《光绪丙子清河县誌》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江苏巡抚陈宏谋疏请山阳立清江浦，而割山阳近浦十余乡，计地291顷70亩7分9厘4毫1丝1忽，并入清河县。治所设在清江浦。此年清河县人口4939丁（妇女儿童均不列入统计），包含清江浦镇后，增加了5438丁，合计11377丁。据同年包含清江浦镇的山阳县人口核查，山阳全县有11余万口。在《重修山阳县誌·卷七》中有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划分清河当差人丁5438丁，总计新旧人丁共为数13077丁。十余乡划出仅有五千余口人，此时山阳全县有10.48万口。可见当时，被划出的清江浦等十余乡镇，连同清河县总人口并不足2万人。再根据清江浦集镇形成的时间段，时间再向前推移，依据《山阳县誌》中记载：明景泰三年（1452）山阳县核查户口，全县有15.57万口；万历四十一年（1613）全县有12.6l万口；清康熙四十年（1701）全县有16万口；乾隆二十六年（1761）全县有10.48万口（划出后十余乡后的统计，划出前为11余万口）；道光九年（1829）全县有54.05万。再看乾隆《淮安府誌·赋役·淮安府户口·山阳县户口》中（均含清江浦等十余乡）的记载：明景泰三年，户16763户，口155700……天启四年，户23830户，口128983；清顺治初年，原额人丁159829丁；康熙至雍正九年，全县162621丁……雍正十年，“请分繁剧等时案”内划分阜宁县户口人丁49114丁；今订实存当差编户人丁112590丁……六次编审，滋生人丁350。再看看时驻淮“部队”的人口情况，淮安卫军丁：原额户口军丁6720名，内除逃亡、故绝军丁5074，实存当差屯丁1648名，额外清出军舍374名，共屯田军舍2020名；今订实屯丁、军舌3244名。滋生人丁……共82名。大河卫军丁：原额户口军丁8970名，内除逃亡、故绝军丁4849，又除运粮军丁3263丁、门军40丁，止存军丁818丁，又于康熙三十三年清出减丁346丁；今订实纳银军丁1164丁，内中则军丁52名，下则军丁1112名。滋生人丁……四次编审，共142丁。

在清江浦镇未划分给清河县时，顺即摘录乾隆《淮安府誌·赋役·淮安府户口·清河县户口》中无清江浦镇的清河县人口记载：明景泰三年，户5446，口45567……万历三十一年，户4888，口13333；国朝（清朝）原额当差并不免除余丁9625丁，内于康熙四十年审缺人丁4660丁……此次编审，滋生人丁154丁。

再看1998年版《淮安市誌》中关于淮安20世纪初的人口核查记载：宣统三年（1911）核查人口，府治山阳县全县有69万口。据宣统末年统计，清江浦仅有十万人。民国年间，淮安城市先后受到侵华日军以及国内战争的多次严重破坏，到1949年解放之时，清江浦仅剩3.6万人，王家营不到4000人。

淮安城市因运河而繁华，并称为 “淮、扬、苏、杭”，历来文人对淮安的赞美，如“店肆酒楼鳞次栉比”、“市不以夜息，十分繁华”、“闾阎栉比，楼阁竞雄，街巷如织，人烟稠集，市井繁荣，百货山列”等，让我们感受到当时淮安城的昌盛。根据乾隆《淮安府誌》所载，淮安城格局由旧城、新城、夹城三城相联，旧城“周长十一里，东西径五百二十丈，南北径五百二十五丈，高三十尺”，新城“围七里零二十丈，东西径三百二十六丈，南北径三百三十四丈”，联城“东长二百五十六丈三尺，西长二百二十五丈五尺”。拥有街32道、巷40条（仅大巷）、市35处、桥91座、坊表123座。其中，清江浦镇：因国朝河院移驻于此，舟车鳞集，冠盖喧阗，两河市肆栉比，数十里不绝。有街12道，巷5条，市2处，桥10座、坊表9座。清河县城（移治前）：土城三面，周围六里，东西北三门。城有街4道，巷5条，市5处，桥17座，牌坊15座。

据府誌的记载，清江浦实因河院驻节而催生了城镇的发展。雍正七年（1729）江南河道总督正式驻节淮安府山阳县清江浦镇总河行馆，逐渐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此时康乾盛世已经过半。

再说，如若康乾时期的淮安，三联城尚可容纳下30万人口，那么当在康乾时期的前101年为镇，后34年为县城的清江浦，如何可以容纳浩瀚的54万人口。如果实际有这样的情况，清江浦镇的城市规模至少应大于淮安府城，最次也应该与前文中提到的排名第六，即大城市规模排名最后一位的广州城规模相当。当时的广州城拥有旧、新二城，东、西还建有翼城；旧城，周长3796丈，城高2.8丈，城门8个，城楼10座，角楼4座，炮房250间，炮位304个；新城，周长3786丈，东西长1124丈，城墙高2.8丈，城门8个；东、西两翼城长各20丈，城墙高各2丈，城门各1个。至同治年间，吴棠在清江浦新建清河县城城墙时，包容了最大的城镇范围，东西长不足3华里，南北平均宽约0.8华里，西边最宽处约1.2华里，东边最窄处仅宽0.6华里，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同治三年春至四年秋竣工，计长一千二百七十三丈，高一丈八尺，费白金十二万两。建城门四座，东曰安澜，西曰登稼，北曰拱宸，南曰迎熏。另有水门一座，水关两座。”吴棠新建的清河县城直至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外农田之上才逐步盖起了高楼，修建了马路，发展成了市区。顾炎武曾有诗《王家营》就描述了当时清江浦镇北王家营的荒凉：“荒，据淮津，弥望遍秋草……”说明了当时清江浦城镇以外地界的荒凉和人口的稀疏。3平方公里的城镇面积，如何跃身成为世界级的大城市？依据史料中所记载的城墙长度、城池面积换算，淮安府城面积是清江浦城（清河县城）面积的约4倍，广州府城面积是清江浦城面积的约6倍。所谓清江浦居54万人口的数量，如果分布在3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平均每人5.5平方。在此县城之中能拥有如此人口密度，确实匪夷所思。

21世纪是经济腾飞的世纪，各项数值指标都在逐日攀升。而对于严谨的历史研究，任何的历史数据绝不能靠自己的主观意识来“断定”和“虚标”，必须依靠正史誌书、权威资料来作为其支撑。认真、严谨的历史研究，是对社会负责、对城市负责、对人民负责的表现。否之，便是违背了研究历史的初衷，也就无法做到“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