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到邮递员把报刊送到门口，我就想起参军后沿着涧河送信的时光。
  我生于1933年8月，1949年2月参军，当时仅有16岁。参军后在盐城军分区集训学习，后分到淮安县县大队部通讯班任通讯员，除了白天送信件，晚上送口令外，还要送信到盐城军分区。当时大队部就设在淮安城镇淮楼西路路南（现在粮食局大楼对面），这是一幢具有上百年欧美风格的庭院（现今为“淮安福音堂”）。队部首长住楼上，我们通讯班住在楼下。
  那时送信，没有交通工具，完全凭两条腿走。天麻麻亮就起来（头天晚上领受任务备好路粮），把信包贴身挎，外穿军衣，背上7斤半重的步枪及75发子弹、4个手榴弹、4斤重的被子、6斤重的粮袋子，从住地出发到城东东关，沿着涧河（涧河起自淮安城，东南入流均马家荡，系宋代循邗沟故道开挖，民田赖以灌溉，兼泄城中积水）走，经石塘、朱桥、车桥、泾口、流均到头桥，然后搭民船过受成荡，到受成镇、建湖，再到盐城军分区。一来一去要四天，往返约400华里，一天要走100华里路。
  自从首次完成去盐城军分区送信任务后，队首长见我是淮安流均人，熟悉本土情况，人机灵又勤劳不怕苦，就专让我往盐城军分区送信，四天一趟，马不停蹄，沿着百里涧河来回走了一百多趟，吃了许多苦，但也锻炼我，增长了见识。1949年11月，沿着涧河走到朱桥段，有个赶毛驴的老乡，见我年纪小，身上又背枪、背包、粮袋等，好心让我坐上他的毛驴，我也没想多少，就坐上毛驴，老乡牵着毛驴走，我坐在驴背上晃悠悠，不时碰到路人，我感觉路人的眼神不对，我细想：是啊，一个解放军战士坐在驴背上，让一位老人牵着驴走，这不有损于解放军战士的形象吗？难怪路人投来不好的眼神。于是我赶快从驴背上跳下，掏了些钱给老乡，老乡不肯要，我就把钱放在驴背上，向老乡敬了个军礼，说了声：“谢谢！”就赶紧走了。还有一次是1950年7、8月间，我从军分区回来从受成镇搭船过荡到头桥，坐在船上远远就看见父亲站在岸上（我家流均溪南离头桥很近），上岸后扑到父亲怀里，问父亲怎么知道我今天到头桥，父亲说，前天他来过，乡亲告诉他，你儿子今天早上过荡了，因而估计今天你要回来。说话间父亲见我有气无力、脸色不好，摸摸我的额头说，你发烧了。让我回家休息休息，明天再走，我说不行，有信件要带回队部。于是父亲就跟乡亲借了一条小船，我躺在船舱里的稻草上，父亲撑船到流均找一郎中给我看了看，熬了一碗药汤给我喝下，又上小船。父亲撑船沿涧河把我送到车桥。车桥有帮船到淮安闸口，我让父亲回去，因为我知道哥哥和弟弟还在船上等他回去开船（我母亲在我9岁时就去世了），自己搭帮船回淮安。那知涧河两边长的高高芦柴、蒲草，密不透风，蚊虫打脸，坐在船上非常难受，从晚上8点多钟上船，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才到淮安闸口，支撑着身体走回队部交上信件，便躺下休息了。
  沿着涧河送信的日子里，不仅要顶烈日、冒寒风，有时还碰到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1950年冬天的一日，快要过年了，那天天快要黑了，我加快步伐打算到前哨村入驻，不料在我一前一后窜出两个人，一个手拿粪叉，一个手拿铁锹，夹我而来，并喊让我把枪、子弹、手榴弹给他们。我迅速端枪便刺向前边一个，那知那个家伙，见我来势凶猛，慌忙后退倒在地上，手中粪叉又抛了出去，我一脚重重踩在他胸上，对着那一个说：“你要再上，我就先打死他，再打死你。”那个躺在地上的家伙连忙求饶命，并让另一家伙不要再打。我让他们拿起农具前面走，我端着枪后面押着他们进村，交给村组织处理。
  顺百里涧河来回送信，涧河两边许多乡亲都认识我，关心我、帮助我。涧河两岸的人真好，尤其是那些烈士、军人家属，他们见了我感情格外不一样，到他们家吃饭、睡觉、息脚，都帮我把饭、洗脚水烧好了，床铺铺好，给他们钱还不肯收，有时还煮些鸡蛋、鸭蛋塞我口袋里，让我路上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