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坰作为编者，在那些随时袭来的干扰中坚持顶住，终于保护了作品完整面世，为中国文坛留下划时代的巨制，是功不可没的。”黄裳的评价相当中肯。
  “香港酒多酒友少，对饮幸有潘际坰”，杨宪益先生的诗句直抒胸臆，自然地道出潘际坰于其心中的地位。能让译坛大家生发此等感慨，潘先生的魅力与神秘实在引人遐想。近日读巴金书简，“巧遇”潘先生，其传奇一生恰似美酒，耐人寻味。
　　潘际坰，笔名唐琼，1919年出生于江苏淮安，是清代著名学者潘德舆（潘四农）的裔孙（据著名散文家黄裳先生回忆，潘在上海时曾为其展示过家藏的潘四农墨迹）。194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历任《大公报》翻译、编辑，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评论员，商务印书馆编辑、世界史组组长，香港《大公报》编辑部副主任。著有纪实文学《朝鲜战地散记》、《末代皇帝传奇》、《牛顿》、《慕尼黑阴谋》，散文随笔集《八方集》(合作)、《京华小记》、《娱情集》、《快意集》、《唐琼随笔》，译著《美国内幕》(合作)等。
　　潘际坰与故乡
　　“童年何时开始饮酒的呢？答不出。只记得第一次喝白酒（也许是洋河大曲）。不许用酒杯，只可以用筷子伸进大人的小酒杯，用筷头蘸那么一蘸，而且要浅要轻要快……”从潘先生《谈酒》一文的片段即可感受到他对童年、家乡的那份缠绵的回忆与情思。他嗜好不多，烟、酒与桥牌“三分天下”，自其戒烟后，酒却一直与之相伴。他自谓“酒量不大但酒兴甚高”，似可从中窥见淮安的酒文化早已深烙在这个游子的身上。
　　潘氏为人低调，其青少年时期的资料十分有限。曾于旧书网意外地看到漫画家陈惠龄致袁鹰的信札，且陈信主要回忆了潘先生的轶事。潘先生1932年考进淮阴师范初中班，坐在陈的后面，因成绩优异，1934年即以同等学历被省立淮安中学录为高一学生（跳了一级）。1935年，淮阴师范的语文教师、烈士顾民元把学生的语文作业选印成册（《春草》），收有潘先生初中时从英文教材中选译的作品《丑小鸭》，其天资与勤奋不言而喻。
　　1951年春，潘先生曾以记者的身份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三个月，随后黄裳即告知巴金想请他俩编一套适合新时代阅读的丛书，潘黄立即开展工作，合编了《新时代文丛》，丛书分为几辑，每辑数本，内容丰富，包括文学作品、美术作品和学术著作，兼及译作。
　　“编得很乱，无系统，办了两三年，未见成效……”潘先生非常谦逊，对自己的要求也极苛刻，所以他对这套丛书曾有上述评价。细览这套丛书散佚的篇目，我倒感受到他于学识渊博、认真严谨之外的那份寄于书本的浓烈乡愁。
　　比如其中魏泯的《老戏剧家王瑶卿及其他》一书，开篇即详细介绍了原籍淮安的王瑶卿。书中附录还收有淮安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的《我所知道的刘喜奎》一文。不难想象潘先生在编校此书时的喜悦与享受。
　　还有如白得易的《苏北民谣》一书，收集整理了苏北地区的民谣（包括口号、顺口溜、墙头诗等），其中亦有较多淮安地区的民谣。该书序言详实，还列举了淮安县石塘区的两则民谣，生动形象，极富时代气息，顺摘如下——“土改前，在石塘区有个姓林的地主，自己夸口说：穷了我林百万，海枯石头烂。驴驮钥匙马驮锁，哪能穷到我？土改时，农民说：天动地摇打个滚，如今佃户做主人，看你百万不百万，海枯石头烂不烂？”在民谣尤其是苏北地区的民谣搜集整理工作还较滞后的年代，若无潘先生个人的故乡情结，《苏北民谣》怕是不可能作为学术著作被收入丛书。
　　黄裳在《悼际坰》一文中提及他曾与际坰、辛迪、袁鹰（后三人均为淮安人）同游淮安，此旅令其难忘。当地资料亦有记载，1982年10月4日，淮安县政府召开会议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并于10月6日起，与多家单位联合举办了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上述四人同为应邀与会的学者，黄裳所回忆的正是此次活动。
　　为溥仪撰写传记
　　1950年，溥仪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皇帝变囚徒的消息引发了百姓们的好奇与关注，但几乎无人萌发走近、了解他的想法，然而就在1956年，潘先生改变了这样的局面，他以记者的身份专程从北京赴抚顺采访溥仪。为提高效率，他在监狱呆了十天，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很快便写成《末代皇帝秘闻》（香港文宗出版社版）一书。
　　随后，京版的《末代皇帝传奇》（通俗文艺出版社版）成功问世，该书分为“宫廷轶事”、“寓公生涯”、“傀儡滋味”、“囚居境遇”、“狱中见闻”等五个章节，并配有数张溥仪及其牢狱生活环境的照片，著名画家黄永玉为其设计绘制了封面及章节题图，使得京版同港版一样热销。
　　在那个特殊年代，竟对曾经的封建帝王进行详细地挖掘、报道甚至“立传”，我们不难想见潘先生的遭际。很快，山河和端木蕻良就大肆批判潘书。潘先生落入窘境，被逼无奈，于1958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检讨文章《批评使我清醒过来》。我们不妨以另一种视角重读此文，“在书中的不少地方流露出对战犯溥仪的同情”、“卖弄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所惯用的‘技巧’，夸耀‘独得之秘’”、“这本书的初稿在报纸上发表期间，就被赶印成书，在当地抢先销售……更出于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追求，我又毫不犹豫地答应将它交给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单列三句便可看出，第一潘先生撕掉标签，将溥仪作为一个人来看待，尊重受访对象；第二至少他的采访是认真而有计划的；第三该书吸引读者，轰动一时，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其实正缘于潘先生的采访与书写过于写实、客观，“资产阶级新闻观”、“替汉奸涂脂抹粉”等罪状的降临也就成了一种必然。但这无法改变一个事实——该书为日后溥仪写作《我的前半生》提供了借鉴，更为后世关于溥仪及那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