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四年（1726），淮安出了个爆炸性案件：淮关监督、皇舅庆元被人以抢劫5000两银子的罪名告上了淮安府大堂，“肆其喧嚷，势不能隐”，淮安府知府刘之顼只好派人去抓劫匪。此时街市上人都知道劫匪是何人所扮，淮安城守营参将方文登很顺利的就抓获了“劫道贼”——庆元的家丁。
  庆元是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出身非常显赫。他的祖父是固山额真（旗主）、定南将军、太子太保佟图赖；父亲是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一等公佟国维；姑姑是顺治皇帝的孝康章皇后，康熙皇帝的生母；哥哥是步军统领、吏部尚书、太保、一等公隆科多；姐姐是康熙皇帝的孝懿仁皇后，雍正皇帝的养母；还有一个妹妹是康熙皇帝的悫惠皇贵妃。就是说，庆元是康熙皇帝的表弟兼内弟，雍正皇帝的舅舅兼表叔，权臣隆科多的弟弟。雍正的生母出身低微，而养母佟佳氏家门贵盛，雍正尚为皇子时就有意识地接近佟佳氏的娘家人，对庆元这位长辈舅舅尊重有加，后来雍正又是依靠庆元的哥哥隆科多登上皇位。庆元任淮关监督时期，佟佳氏一门贵盛，入朝为官的不计其数，人称“佟半朝”。雍正皇帝对他的这个庆元舅舅也是格外关照，让他做了方便捞钱的淮关监督，还破了康熙60年间淮关监督一年一任的规矩，一连任至三年。
  正是由于这么显赫的出身，庆元因而自满，在淮关监督任上豪横贪婪，曾截留运往京城宫苑的石狮一对放在关署前，变着法设置花样繁多的征税附加项目，公然敛财。庆元上任一年多，雍正听闻其名声不好，曾屡次询问漕运总督张大有，令其据实陈奏，张大有却不敢说出实情，坚称庆元“秉公奉职，商、民皆便”，雍正又询问江苏巡抚张楷，张楷亦称庆元“居官甚善”。又过了一年，庆元的横征暴敛更加肆无忌惮。私设税口五六处，商货一到，勒要验票钱、纸笔钱、饭钱等费用，本来只要纳关税银一两的，这些额外增加的杂费却多达一两六七钱。将例不上税的肩负米粮小民凑够货物后合算征税，将返程带回女装的商贾当做贩卖旧衣服的上税。此时隆科多已失势，江苏巡抚张楷权衡利弊后向雍正密报：由于花样繁多的征税附加项目，一段时间以来，商人们不敢从淮安关经过，宁可绕远路从南京、仪真（征）那边走，这些商人们都说我们宁可多花些路费走远路，也不敢过你这个“阎王关”。然而雍正看到这个奏折后还是没有处理他的这个舅舅庆元。
  淮徐道潘尚智因事被参革，在被抄家前他将一万一千两银子寄存于庆元处。等事情过去后，潘尚智的儿子到庆元处要还所存银子，庆元当面如数奉还，暗地里他却让家人持弓箭、刀枪在半道上劫走了五千两。庆元估算潘家的这笔银子来路不正，自己势力又大，因此潘公子不敢声张。谁知道这位潘公子却直奔淮安府大堂，上演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河道总督齐苏勒将此事参奏后，雍正命刑部左侍郎黄炳赴淮审理。此时庆元已率家口数十人分乘船只离淮返京，黄炳乃牌委淮安府知府刘之顼追赶。终于在山东德州至直隶东光一线截住庆元前后船只，先于后3船上截获资财箱柜物件共封贮280号，又于前6船上搜得赃银59500两及其他财物甚多。刘之顼将庆元一行带回淮安后，由黄炳、齐苏勒及苏州织造高斌会审，“坐察院审治，夹棍如流水之施”。查出庆元在担任淮安关监督的3年时间里共得赃银约20万两，庆元用此赃银发放高利贷，在通州购置房屋、土地，开当铺、粮店，同时还查出庆元伪造账簿来应付户部的稽查的罪行。
  此案审理中牵入两位淮安盐商，最后均花巨款消灾。一位是程埈，河下名胜柳衣园主人。先是李宗奭被人捏告收囤杂粮，店内布匹漏税，庆元即将李宗奭及其子李懏拿禁，由庆元家人陈八讹诈银1420两。李懏回家后心怀不平，意欲控告，被程埈从旁劝阻中止。后庆元欲退还此银，即由陈八授意程埈从其本应赴淮关交纳的盐税银中兑出银数，还给李懏。黄炳、高斌认为，程埈应治重罪，“惟查该犯为淮安总商，家颇富饶，访其平日亦属好事。以臣等愚见，将该犯罚银十万两，限一年内缴于淮安府库，发令府属州县买谷备用，以赎其罪”，后改为捐银8万两充河工之用。另一位是程树先，河下懋敷堂主人。庆元将4万两银子借与程树先为本，月息一分半。因程树先赴京未在淮，其父程巨函被行提到案。程巨函除照数归还本利外，又捐银4万两充河工之用。
  案件查清后，雍正勒令庆元自尽，那位潘公子也因银子来路不正被治以重罪，而获盗有功的淮安城守营参将方文登则得以超擢，后官至浙江总兵、署理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