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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之陈琳籍贯考辨

2016/3/25 13:33:14    作者:华炜    阅读:4265    评论:0

 

    陈琳(?-217)字孔璋,主要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生涯在东汉末、三国时期。《后汉书》、《三国志》以及明、清《淮安府志》均有传记。原有《陈琳集》十卷,已散佚;明代人辑有《陈记室集》;我国编选最早的文集《昭明文选》中,收有《饮马长城窟行》、《游览诗》、《宴会诗:》等篇,是现存确属陈琳的作品。
    陈琳籍贯考辨
    《三国志·陈琳传》称陈琳的籍贯为“广陵”,因广陵治所多在今扬州,后世诸多著作,包括《辞海》、《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南大历史系编)等工具书,都称陈琳为江苏扬州人。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据宋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下)《嘉庆一统志·九六扬州府》载:广陵作县名,始于秦,属九江郡,隋初改邗江,后又改江阴;广陵作郡国名,始于战国楚,汉景帝四年为江都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广陵郡。广陵郡的辖境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交界的洪泽湖和六合以东,泗阳、灌南以南,串场河以西,长江以北地区。治所多在广陵县,而“三国魏移郡治于淮阴,东晋复以广陵为郡治。”
    《资治通鉴》六十三卷记载:“魏之广陵郡治淮阴,汉之广陵故城废弃不治”。
    明《天启淮安府志》淮南淮北沿革表也称:“魏吴,广陵郡治淮阴,屑徐州,晋统淮阴、淮浦、射阳、盐渎,治淮阴”。
    可见在陈琳生活的三国魏时期,今扬州市虽属广陵郡,但郡治所并不在今扬州,而在古淮阴。《三国志》署陈琳籍贯为“广陵”,此广陵不能说就是今天的扬州。
    那么,陈琳的籍贯究竟在哪里呢?《三国志·魏书》臧洪传提供了重要线索:
    初平四年(193),曹操围张超于雍邱,东郡太守、广陵射阳人“臧洪闻之,徒跣号泣,并勒所领兵,又从绍(袁绍)请兵马,求欲救超,而绍终不听许,超遂族灭。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绍令洪邑人陈琳书与洪,喻以祸福,责以恩义。”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首先,袁绍让陈琳致书臧洪,因为他们同是广陵射阳的“邑人”;其次,陈琳与臧洪还是交情甚笃的故友或者还是什么亲戚。也就是说他们是乡亲,都是广陵射阳人。
    “邑”在古代主要是指区域单位。《周礼·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颜师古注“四井方邑方二里”,这个意义见于《尚书》、《诗经》、《左传》等书。邑作为城镇,见于苏洵《六国论》“小则获邑、大则得城”。邑作为县的别称,见于《汉书·傅宽传》:“赐食邑雕阴”,孟康曰:“县名,属上郡”。三国魏、晋时期,邑的范畴无非是县或镇,而不会是郡。“邑人”就是“乡人、同村人”,由此可以说,臧洪为广陵射阳人。他的故友、邑人陈琳,也应为广陵射阳人。
    由清李鸿章题词、著名学者范以煦撰写的地方风物志《淮流一勺》“陈琳”条中,明确地说:“琳为广陵射阳人”。历代的《淮安府志》亦称“琳为广陵射阳人”。
    人们不禁发问,《三国志·陈琳》署陈琳为广陵人,而在《臧洪》传中,又称陈琳为广陵射阳人,为什么会出现两种说法呢?
    我们知道,《三国志》主要记载了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20-280)魏、蜀、吴三国六十年较为完整的历史(属于正史,不是地方史)。因此,在写曹操、诸葛亮、吕布等政治、军事主要人物时,郡县记的都详实,但文学家之类只是概略的记录了大的区域名称。如称“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为“北海人”,阮瑀为“陈留人”,应王易为“汝南人”,刘祯为“东平人”。因此,称陈琳为广陵人,用的是同一种手法,都是“取其本郡,略其县邑”的简称,广陵射阳才是全称。
    广陵射阳又在今天什么地方呢?
    《后汉书·志二十一》载:“广陵郡十一城”,“射阳故属临淮”。《资治通鉴》卷六三:“广陵太守陈登治射阳。射阳县前汉属临淮郡,后汉属广陵郡,今楚州山阳县。”《旧唐书·地理志(一)》曰;“山阳,汉射阳县也。”《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亦称:“淮安县南齐置,汉射阳县,东晋改曰山阳县”。由此可知,广陵射阳就是今天的淮安,陈琳的籍贯,也应为淮安。
    主要政治活动
    陈琳在汉灵帝时,为国舅、大将军何进的主簿,他的政治见解颇为高明。当时,宦官擅权,何进欲诛宦官,太后坚决反对,何进欲召集地方豪强,引兵来京城咸阳,以此恫吓、劫持太后。陈琳力谏,他对何进说:“《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家大事?”他反复劝戒:您掌握着国家兵权,总揽着皇威,整肃朝纲,是很容易办到的事。而现在,您放弃有利的条件不去做,反而召集地方诸侯豪强进京恫吓太后达到整肃朝纲的目的,无异于引狼入室,功必不成,只会造成国家大乱。可是,何进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坚持从地方引兵入京胁逼,结果不出陈琳所料,地方实力派董卓率兵进京,自立为太师,废少帝,立献帝,社会动乱四起,加快了东汉王朝的覆灭。何进也在乱中被杀。何进死后,陈琳避难依附于另一个地方实力派袁绍。公元196年,曹操派兵围攻臧洪的盟友张超于雍邱。此时,任袁绍东郡守的臧洪“徒跣号泣、求救于袁绍”,袁多与曹操新和,不予救兵,雍邱被攻破,张超自刎于城上。于是臧洪义愤填膺,与袁绍对抗。袁绍派兵攻打,可“历年不下”,而臧洪以弱兵敌强,抱必死打算,誓守穷城,战斗到底。见此情景,此时,也在袁绍帐下效力的陈琳,感到事态严重,连忙写信“譬洪,责以恩义,喻以祸福”。臧洪特意回信故人,《后汉书·臧洪传》,作了全文抄录,这里不一一赘说。袁绍败后,他又归附曹操。曹操让他担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所作,为曹操统一北方的大业作出了贡献。总的看来,陈琳的政治主张,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文学成就
    陈琳的文学成就是颇值得一书的。避难冀州依袁绍时所写的《为袁绍檄豫州》,痛斥曹操,文辞铺张扬厉,纵横驰骋,具有纵横家的特色,文中多用排比对偶句法,表现了散文逐渐向骈体发展的倾向。袁绍败后,他为曹操所得,曹操爱其才而不加罪于他,让他负责起草军国文书。据史载,有一次,他起草了文告呈给曹操看,其时曹操正犯头痛病,躺在床上,读到他的文告,忽然坐起来说:“这篇文章治好了我的病。”由此可见陈琳作品的魅力。《淮流一勺》称赞他:“翩翩记室建安骨,大笔淋漓垂著作”。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陈)琳、(阮)瑀之表章书记,今之隽也。”称赞陈琳和阮瑀的奏章,表文和书信是当时的杰出代表,高度评价了陈琳的文学成就,把他列为“建安七子”之一。“建安七子”除孔融之外,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祯六人都是曹操、曹丕父子的僚属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作家。他们目击汉末的动乱,有的还经历困苦流离的生活,又都有一定的抱负,想依曹氏父子做一番事业,所以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动乱的现实,表现了建功立业的精神,具有建安文学的特征。“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弗驰”。他们继汉乐府之后,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文人诗歌的高潮,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同时,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他们和曹氏父子共同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的新局面,后代作家在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内容,反对形式主义的时候,也常以他们为学习的典范。
    陈琳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又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因此,他的作品在书写个人理想的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动乱和人民生活的苦难。其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就是假借秦代筑长城的事,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羁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言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这正是当时永远服不完徭役的象征。诗中役夫忍痛劝妻子改嫁和妻子愿以死相守的情节,艺术地概括了繁重徭役给无数家庭带来的悲剧。诗中运用对话展开情节,真实地表达了人物内心世界,这是乐府民歌中的艺术杰作,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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