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淮安城内驸马巷有两位有名的寓客，一个是仗义好客的倪之煌，另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毛奇龄。

　　据吴玉搢《山阳耆旧诗》注及其他资料，倪之煌字天章，山东临清人。其父名倪鸾，字和鸣，明末为总兵官，镇守宿迁，明亡客于淮。倪之煌在淮安娶了老婆王氏，便在淮安定居下来。他“为人坦易简直，不乐仕进。雅好为诗，慷慨苍凉，意兴豪肆，至于酒阑香灺，触绪成吟，亦复流宕清华，沉绵婉约，一时操觚家莫有过之者。”他是诗人之雄者，人皆“不敢以武人子目之。”他在淮安的寓所叫一草亭，就在驸马巷中。当时凡海内名流往来过淮者，“无不延揽结纳，唱酬无虚日。”他在淮安最要好的朋友叫刘汉中。倪之煌将自己的寓所，割出一半给了刘汉中，让他住到自己身边，因而他俩“晨夕聚乐，不知为两姓也。”

　　淮安的各种版本地方志中都有刘汉中（1621—1701）的传。他字勃安，晚号拙安，贡生。他家本是振武卫人，其地在山西代县，在太原的北面，靠近雁门关。他的曾祖父开始来淮，经营盐业而定居于淮安，当时属于商籍。到了刘汉中时已经衰落，但他家贫力学，仍然仗义好施舍。亲故在他家吃饭的正常情况都有十余人，丧葬婚嫁不能办者，他便倾资帮人家把事办了。萧山毛奇龄避难淮上，还有临清倪之煌皆与之友善。八十岁时曾选官东流县训导，因年老未去赴任。他的儿子叫刘信嘉，字孚众，进士，官岑溪知县。孙子叫刘培风，字万吹，性纯笃，以文行并优贡入太学；刘培元，字万资，拔贡生，笃行绩学，文名冠一时。官虞

　　乡令，改咸安宫教习。此二人都是曲江十子中人，大名鼎鼎。

　　另一寓公是毛奇龄（1623—1716）。毛奇龄，字大可、于一、齐于，又名甡、晴，号秋晴，萧山人，明末诸生。明亡，入保定伯毛有伦军中抗清。因言得罪了南明权臣方国安，方国安欲杀他，他随即逃亡。又被怨家屡次陷害，便改名为王士方，亡命浪游。后事情缓解，以原名荐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当时淮安同去应试的有张新标、张鸿烈父子，以及邱象随、李铠、阎若璩等。后来毛奇龄得了痺疾，遂不复出。他是清初经学家、文学家，治经史及音韵学，著述极富。所著《西诃合集》共400余卷。

　　当毛奇龄避难至淮安时，匿迹寺中，没有人知道，惟刘汉中及倪之煌一见奇之，即定交于萧寺之中。后听说有人还在追踪他，刘汉中便将他藏到自己家中。毛奇龄回忆此事说：“他家无偏僻小屋，在‘屏牖之间’用芦苇给他搭了一个床铺，刘家上下人说话声音都能听到。刘汉中‘日夕备酒脯，洁旨恭敬’，如是者一个月。”

　　关于一草亭的位置曾经有些争议。阮葵生《茶余客话》云，一草亭在湖嘴，后来的人多持这一说法。丁晏根据倪之煌另一好友杜濬的《一草庵记》，提出不同意见。他的《柘塘脞录》转录了《一草庵记》中的相关文字：

　　吾友倪子天章，忽薙髪为浮图……一日，语余曰：“吾既已僧矣，偃然而庐吾庐，非是也。吾向者之一草亭，今欲改以为庵奉西竺古先生。方思名一草庵可矣。”案：一草亭在淮安郡城西门内，而倪子山东人也，侨居此亭于其室之左偏。

　　杜濬（1611—1687）字于皇，号茶村，黄冈人，亦前明遗民。明亡，避地金陵，寓居鸡鸣山之右。著有《变雅堂文集》，《一草庵记》载其卷七。丁晏说“茶村与天章同时友善，所言必得其实。吾山《淮故》谓一草亭在湖嘴，非也。”（见《山阳诗徵》倪之煌诗后附录）杜先生说一草亭在西门内，是他亲身所见，不会有错。虽未说是在驸马巷，大体方位近似，却肯定不是在河下。段朝端先生的《椿花阁续笔》、《叶打庵随笔》，很明确地认定一草亭在城内驸马巷。《淮安河下志》收录了一些有关一草亭的诗，凭诗中内容都无法判定一草亭在何处。段先生从毛奇龄的集子中，挑出两首，却能有力证明是在驸马巷中。第一首是《夜饮倪之煌一草亭放歌》，诗云：

十日九过草堂坐，一日不过思煞我。

檐前况复梅花开，啾啾鸟雀啄蕊来。

镴盘烧烛闭柴闼，驸马巷南街鼓发。

毛的另一首诗《寄和蒋楛》云：

从兹日饮淮市傍，酒徒到处争相藏。

元王庙后杏花开，驸马巷边薜荔墙。

段先生解释说，“府上坂有汉元王庙，味‘相藏’意，毛曾僦寓其内。”即是说毛奇龄在淮安的寓所在楚元王庙，倪之煌的一草亭在驸马巷的南头，与楚元王庙直对过。因为驸马巷之说出自阮葵生，阮的时代较早，且是位达官兼学者，段先生不敢轻易像丁晏那样。因此他委婉地说，“《茶余客话》云在湖嘴，不知孰是。”依我的看法，两者可能都没错。倪氏本是一寓客，极有可能在河下湖嘴和城内驸马巷都曾住过，只是时间上有先有后，或者同时兼有。至于刘汉中，依盐商惯例，他家应住在河下盐商群中。然而李元庚的《河下园亭记》、王光伯的《河下志》都无他的住处及园林的记载。大约与盐商李时谦家仿佛，原居于河下绳巷，后迁居城内院东街。绳巷、院东街皆可认为是李氏的居住地。倒是阮葵生《茶余客话》还提到了刘汉中，他说“张养重虞山之古调堂，刘勃安、昭华之绿筠草堂在驸马巷。”刘汉中的住处叫绿筠草堂。我猜想这个绿筠草堂与倪之煌的一草亭在一起，即倪氏一草亭割与刘氏的地方。毛奇龄《东昌倪天章遗集序》云：他与倪之煌好像是“惊翔之鸟同集于濑，其意气相得岂顾问哉？”又说：“淮安刘勃安者，君子也，其交天章先于予，而意气相得即与予同。”毛、倪、刘的寓所应当靠得很近，段先生的说法可能是对的。昭华即刘琯，为刘琯之字，是淮安土著梅花老人的十世孙，与刘勃安是同时代人。二人本非一家，不知因何同一草堂。刘琯又号寄园老人，岂寄居于勃安处耶？

　　按照杜濬的叙述，一草亭“亭三楹，南向，上不瓦而茅，是之谓一草。前列花石，后植梧竹。窗牖四辟，庭户光洁。晴明不燥，阴雨不暗。诗书饮酒，无所不宜。”是当时文人经常聚会的地方。靳应升有《重九雨中坐一草亭诗》、《长至日同张虞山过一草亭留饮、先生抵舍，张虞山过草堂，风雨留宿》、杜浚《八月八日，同天章饮虞山张子斋中，归经一草亭夜谈》、张养重有《倪天章薙髪为僧，暂归一草亭奉访》、邱象升有《倪天章招同陈子九、王任公、舍弟季贞夕饮于一草亭，有忆靳茶坡》等等，给人的印象一草亭应在城内。邱象升、邱季贞就住在城内，张养重住在驸马巷北头，与倪之煌、刘勃安是邻居街坊，所以他们诗酒交往很频繁。这也印证了丁晏和段朝端的说法。

　　毛奇龄在淮受到很多人的关怀与照顾，淮安是他的福地，淮安人是他命中的贵人，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在淮安。因而对淮安很感恩，对一草亭和驸马巷印象尤深，终生难忘。一草亭前，驸马巷中有一堵长满薜荔的墙。当倪之煌割其堂一半与刘汉中后，倪、刘两先生“共居堂前，薜荔墙则两家同之”。此薜荔墙上的薜荔是倪之煌亲手所植，虽“高才数仞，霜栖而叶红”，但却是有典故的。屈原《离骚》云：“揽木根以结芷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这里屈原以薜荔象征着人格的美好与芳洁，因而长满薜荔的墙一直为后世文人所钟情。柳宗元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云：“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芙蓉出水，何碍于风，而惊风仍要乱飐；薜荔覆墙，雨本难侵，而密雨偏要斜侵。这可使诗人产生人生需要庇护，和友朋情谊值得永远怀念的无限联想。吴玉搢《山阳志遗》记载，毛奇龄与刘汉中及倪之煌每次赋诗饮酒时，看见这堵墙，薜荔“丹黃烂然”，必徘徊其下，恻然大发感慨。刘汉中说：“我所难忘者，就是这一堵薜荔墙啊！”据说倪之煌后来暴死于宿迁，因为无子，倪家人让刘汉中任意挑选倪的遗物，并准备将倪住的另一半房子低价给刘汉中。刘先生仰天说：“毛奇龄离开淮安时曾指着此墙说过：‘吾他时来淮，仍当与君共饮此，以无忘此墙！’现在倪先生去世了，毛先生也不在此，我怎么能独对此薜荔墙哉？”毛奇龄离开淮安时恋恋不舍，他曾经说：“离开自己的老家和亲人，即使是仰星而行，子女牵衣者呱呱，景况凄惨，都不如离开淮安让人难以割舍，让人揪心，三次出门而又三次退回头，很难决定是否应该离开。”他在《淮安袁监

　　州七十寿序》中说：“独于淮阴故交，则思之憬然，语及之而惺然，有道淮人事于予前者，则心目俱瞿瞿然，虽醉亦醒，梦亦觉。”此后他在给淮安友人的书信中说：“韩信在淮的恩人只有一位漂母，而我的‘漂母’实在太多了。”他说的“漂母”主要是淮安的士人，刘勃安、倪之煌等是其主要代表。

　　毛奇龄的这些话说明他对淮安，特别是驸马巷的感情深厚，说明了淮安人对人宽厚大度，尊重人才，善待朋友。同时也说明，无论是社会生态还是自然生态，淮安都是宜居的地方；驸马巷又是最最宜居之处，尤其适合文人居住与创作。驸马巷的历史文化积淀丰厚，那堵“高才数仞”、“丹黃烂然”长满薜荔的墙，更具文化特质。此堵薜荔墙虽然不在了，但永远是文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如果我们恢复一堵薜荔墙，甚至在文渠上架桥，将楚元王庙与驸马巷打通，再现“元王庙后杏花开，驸马巷边薜荔墙”美景，一定会使驸马巷更美好，旅游事业更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