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澄，淮安北乡席桥丁家圩人。丁澄，原名丁泽成，号丁亦清，在家族里大排行第八，故人们习惯称呼他为丁八。
  其父丁德甫（丁家称他为：丁三太爷。是民国初淮安著名绅士杨仲和的大女婿），积极支持革命，是淮安著名的爱国人士，解放后被选为人民代表。
  丁澄的母亲杨南仙（出身淮安名门望族，是清代板闸千总杨定邦孙女。）；丁澄的外祖父杨仲和（在淮安多子巷开鼎义祥钱庄，与清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民国初芜湖关督杨士晟兄弟是同族同辈人。）
  1916年5月28日，丁澄出生在淮安县席桥南头丁圩子一个书香门第。六岁入私塾读书，因家境败落，十四五岁时，只好到淮安城里八字桥西逸的德泰钱店当学徒。
  据淮安中学离休教师耄耋老人何大益（何大益是淮安著名学者丁季森的女婿，丁季森与丁澄为嫡堂弟兄。）先生讲：丁澄九弟，丁九，原名丁灿成，1919年11月8日生于淮安席桥丁家圩，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大排行第九，故叫丁九。幼年在家乡读书，后到上海求学。由于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36年6月在上海国光中学，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同年11月，由周思义、黄若暾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和一些进步青年创办了抗日救亡的革命刊物《轻骑队》。七月高中毕业后回到淮安，将带回的《轻骑队》分送给老同学和朋友，传播抗日救亡的思想。9月，他和八哥丁澄联络进步青年陈大山、顾家干等人，准备成立一个抗日组织，经过同国民党县政府交涉，当局只同意在“抗日后援会”下设立一个，“青年股”。不久，他就到外地去寻找党组织，寻求抗日救亡之路去了，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人生。解放后，曾任新华社华东分社社长，“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
丁澄十弟，丁桂成，新四军某部干部，1944年牺牲于山东抗日战场。
  丁澄十三弟，名丁竹成，又名丁十三。生于1932年。1949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1950年3月到达云南，任澄江县阳宗区新街、北斗两乡工作组组长。8月14日，在新街与暴匪浴血奋战中英勇牺牲，时年仅18岁。同年10月20日，中共澄江县委决定，追认丁竹成烈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丁竹成出身在淮安一个革命家庭。
  丁竹成在幼年和少年时期，因为哥哥都是共产党员，全家横遭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东躲西藏，历尽艰辛，只读了一年书就长期失学。后在亲友的关怀和帮助下，靠本人勤奋自学，1947年考取淮安的县立中学。国难家仇孕育着他要解放、要革命的纯真思想和坚毅性格。家乡解放后，他想到西南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毅然响应党的号召，尚未成年就参加了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入伍后，他被编在云南支队一大队三中队第七班，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一员。他人小志气大，好学上进，每次亲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等首长的报告，都以速记方式记录，然后又加以整理。他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半年多写下了十多万字的学习心得，学到很多革命理论，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三千余里徒步行军，扛着长枪，背着背包和干粮袋，日晒雨淋行百里，这对还未成年的丁竹成来说，是严峻的考验。在长途行军中，他从不掉队，更不叫苦，还争着帮炊事班背大锅，帮女同同志背背包。路过湘黔交界雪峰山的那天，日行军一百三四十里，中途没吃上饭。他饿着肚子，先后为三位体弱的同志背背包。劳累一天，晚上宿营他还为老乡挑水扫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一位苗族同胞说：“连这位小同志都懂理，共产党、解放军真好!” 1950年3月，丁竹成肩负两个乡征粮的重担，深感责任重大。他走村串户，调查研究，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卓有成效地培养出一批农民骨干，建立了村政权，组织了一支民兵队伍，完成了征粮任务，打开了两乡工作新局面。
　　解放初期的反革命破坏主要是土匪暴动。当时，澄江县各地明火执杖的土匪有数十股之多。1950年5月，国民党反动兵痞、流氓王锡侯等混入新街民兵组织，篡夺了领导权。在围攻阳宗城妄图抢粮被我工作组击溃后，王匪与匪首刘电等勾结，在18日深夜打进新街城门，并打开工作纽住地五甲寺大门，鸣抢暴动，包围了丁竹成组长住处，从宿舍窗口对准他的床铺连打了几十发子弹。丁竹成立即避到门背后开枪回击，但因寡不敌众，身中数弹，壮烈牺牲。事件发生后，丁竹成的姐夫丁允中闻讯后，从昆明率领解放军战士赶来，把丁竹成烈士尸体运到昆明火化，把骨灰盒寄回淮安，安葬在席桥乡丁竹成的八哥丁澄烈士墓旁。
  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丁澄同志和淮安的一批不愿当亡国奴的青年一起，组织一个团体，名为“群众看报社”，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丁澄同志还担任了淮安青年抗日团负责人，利用文艺形式，揭露顽固派假抗日真投降的面目。
  一九四一年一月，淮安北乡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丁澄同志挺身而出，担任十一区区长，拉起武装，积极开展敌后斗争。
  十一区地处淮安、淮阴两城之间，环境十分险恶。北边马厂有武装股匪，东南的张巷、翟巷、长流庄、季桥等地有国民党军队驻扎，区的中心有一段淮阜公路，是敌伪军到农村扫荡的主要通道，也是国民党部队通向泗阳的必经之地，他们完全是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但是，区队同志在丁澄同志的带领下，紧紧依靠当地群众，利用敌、伪、顽、匪之间的矛盾，坚持“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忧，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不到半年时间，就控制了整个席桥乡，徐杨等地也成了区队活动的主要基地，这对牵制敌人，保卫根据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稳住在十一区的阵脚，，威胁两淮敌寇，丁澄同志带领武装队员，首先从打土匪着手开展斗争。他们在行军中遭遇土匪，就坚决给予打击，在宿营地遭到土匪侵扰，则坚决还击，他们有时也主动出击，追回土匪抢劫群众的财物。
  一天，六、七十名土匪到黄泥岗姓杨的一家扒抢。丁澄闻讯后，一面派人集合区队，一面单身摸黑赶往现场。当他跑到王家眺西边时，迎头撞上那些抢劫的土匪。丁澄迅速隐蔽到桥下，大声喊道“冲啊，抓土匪啊！”一边张开二十响快慢机，并用手中的另一支三儿盒子枪大点射，敌人不知道虚实，弃枪丢包，仓皇逃窜。
  一九四一年夏季的一天，丁澄带着区队到小刘庄一带活动，突然遭到一百多个土匪包围，丁澄为了掩护被土匪冲散的区队队员，自己吸引着敌人的火力，机智的进行了还击，打得敌人只得向西北的废黄河方向逃跑。
  土匪一提到丁澄的名字，就吓得魂不附体，心惊肉跳地喊他叫“八阎王”，在闹纠纷诅咒时常常这样说：“哪个理亏，就叫他明天撞上八阎王！”丁澄同志成了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锐利的匕首。
  一九四一年秋末，区队得知，废黄河北的土匪从国民党韩德勤顽33师那里走私了一批军火，伪装成粮车正往北押运，丁澄立即安排了“后面假赶，前面真夺”的战斗计划，等敌人清醒过来时，区队已胜利地缴获了八箱军火，出色地完成了智取军火的任务。
  日寇常以突袭手段，妄图消灭我地方武装。一年的除夕之夜，日寇突袭席桥，层层包围，挨门逐户搜查，将镇上的教书先生误认为“丁八”，残酷杀害。后来，日寇为了进一步封锁十一区，强令伪军到席桥构筑工事，设立据点，而伪军又十分畏惧“丁八”，于是丁澄他们就因势利导，胁迫伪军两面应付，孤立敌人。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派部队向他们挑衅，制造摩擦，一次次都被他们打得抱头鼠窜。特别是国民党常备七旅王光复部，妄图打通去泗阳的通道，经常罗国犯境，也经常遭丁澄他们的伏击。敌人就是有一个营的兵力，也不敢贸然越境。
  为了顽固胜利成果，更好地发挥抗日民主政权的作用，苦大政治影响，丁澄他们便向人民群众阐明我们党的税收政策，减轻群众的负担，抵制顽伪的苛捐杂税，得到了群众的极大拥护，他们对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税的顽伪乡、保长和地主富农，则给予狠狠打击。张巷有一地主，家有炮楼，依顽伪势力，拒不向我交公粮，丁澄他们就派出小股武装，袭击庄园，抓捕了这个地主，直至他低头认罪，交清公粮，才教育释放，借以抵制和消弱伪化势力。
  丁澄同志担任区长只有一年多时间，但他为人性格坚强，充满朝气，敢于斗争，在敌、伪、顽、匪的重重包围中，出生入死，无所畏惧，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胜利地保护了群众的利益。群众称赞他“打得鬼子常扑空，打得伪军不能立，打得顽军不敢犯，打得土匪不沾边。”丁澄同志的存在，成了敌人横行的一大障碍，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废黄河北边的一个土匪头子曾悬赏一千块大洋买下丁澄的头，韩顽也千方百计要把丁澄置之死地，于是他们就互相勾结起来对付丁澄同志。
  三里湾有个土匪叫杨文锦（前后娶了九个姨太太），当时他假意参加了丁澄同志的区队，国民党反动派用高官厚禄收买了杨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古历十月初六日）下午，丁澄同志前往大黄庄县政府的途中，杨文锦以请去他家喝茶为名，在房里暗伏打手，企图将丁澄活捉，去韩顽那里邀功请赏，七、八个土匪用钢叉抵在丁澄同志的胸口，胁迫他投敌，丁澄同志毫无惧色，斩钉截铁地指出：“要头可以，要我投到韩顽那里办不到！”他英勇地和敌人搏斗，壮烈牺牲，当时，年仅25岁。
  丁澄被杨文锦残酷杀害后，遗体也被杨文锦着人用独轮车运去泾口马湾村的国民党县政府报功领赏。反动当局对杨匪大加赞赏，并扬言不准任何人收葬丁澄的遗体。可是，当地的一位农民兄弟偷偷地把丁澄的遗体掩埋在一块荒地里。一年以后，这位农民兄弟又悄悄挖出遗骨，用蒲包装好，改埋到一个大户人家的祖坟西侧坡上；还在附近的一棵松树上暗暗留下记号。丁澄去世后，其夫人洪百玉没有儿子，过继丁澄的六哥丁信澄的儿子为嗣子。
  淮安乡贤耄耋老人何大益与夫人丁缦耳（丁缦耳是丁澄的堂侄女，今已故。）在八婶子在世时，经常去看望她人家，问寒问暖，在经济上帮助她。后来人民政府把丁澄的夫人安排到养老院去度晚年。
  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位人民的儿子的，席桥周围更是传颂着他的许多动人故事。解放后，人民政府先后以他的名字设置过区、乡社等政府机关。如今座落在席桥丁圩大队圩内生产队的丁澄烈士墓地经过重新整修，掩映在三五十棵四季常青的苍松翠柏之中。阜宁县的芦堡烈士纪念塔上，也镌刻着丁澄烈士的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