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

  关于《水浒传》与元末农民起义的关系，前人早有论述，不再赘述。这其中有一派观点，把《水浒传》与张士诚的关系进一步坐实，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曾经是张士诚的军师，《水浒传》写的就是张士诚起义，此观点正确与否，我不敢妄评。我是这样认为的：小说不是报告文学，没有必要跟现实一一对应，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实程度最高的《红楼梦》也不过是“假语村言”，难为有些专家连宝玉过生日时人们坐的位置都要搞清楚，个人认为意义不大。
  与其说《水浒传》跟某个人、某个群体有什么关系，倒不如说《水浒传》跟它产生的时代有关系。《水浒传》创作于元朝，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说到元朝，那是蒙古孛儿只斤黄金家族用武力统治欧亚的年代，蒙古人没有什么文化，也很少关心什么经济、政治、社会建设，他们在很多地方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凭着自己强大的武力，从被统治的人民那里收取赋税，以供整个统治集团消费和挥霍。13世纪的罗斯公国（俄罗斯的前身）处于蒙古金帐汗国（元太祖之孙拔都的封地）的残酷统治下，当时罗斯人用一首民歌描述了蒙古人的贪婪和残暴：谁人没有钱，就要他的地。要是没有地，就要他的妻。妻若也没有，就要他的头。文学是现实的反观和自照，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欧亚很多民族的文学都提倡战争、暴力和反抗，就一点都不奇怪了。罗斯的史诗《诺夫哥罗德史诗》描绘了罗斯人在卡尔卡河大战蒙古人的悲壮历程。西亚的波斯出现了《齐洛瓦故事集》，其中很多故事写了波斯人对蒙古伊儿汗国的反抗。中国的《水浒传》向来以提倡暴力而著称，也因此被不少人诟病，然而结合它创作的时代背景来看-那就是正义被强权所压倒，公正被龌龊所糟蹋，渲染暴力未必合理但是很合情。
  与其他欧亚很多民族不同的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在中国地区大力提倡宣扬忠孝节义的理学，并且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虽然在元朝科举考试并不能正常进行），汉地人民，尤其很多知识分子对元王朝是认同的，在他们心目中，元王朝传承的是中华正统，跟汉、唐并无二致。忽必烈时期最著名的理学家许谦（学者称为白云先生）就认为元王朝是“天朝”，并没有南宋理学家那样的“华夷之辨”的观念。元末的余阙（汉化的西夏党项人后裔）是东南一带有名的文人，在跟红巾军作战失败后，甘愿为元王朝殉葬。如此看来，《水浒传》中宋江念念不忘朝廷招安，其实是有现实的思想来源的。在元朝，忠君报国被知识阶层（理学家的宣传正好契合了统治者的需要）重点强调，并且由于知识分子的传播，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但是另一个方面，由于元朝统治的混乱，奸佞专权，酷吏横行，百姓深受其害，人们渴望重整乾坤，有一个太平清明的世界。要实现此一愿望，非使用暴力而何？《水浒传》把梁山好汉的斗争定位为对朝廷奸臣的斗争，正是这种愿望的曲折反映。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水浒传》明显受到了《三国演义》启示和影响，这也是公认的。我认为《三国演义》开创了中国男性主义小说的先河，而《水浒传》把这种男性主义色彩推向了高峰。《三国演义》中刘备说：“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到了《水浒传》中，英雄们往往家里有个不安分的老婆，给自己惹多少麻烦，戴多少绿帽子，最后把她们杀死了事。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男性色彩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两部书产生在公元14世纪初，那时男女的不平等关系恰恰是顺应了农业社会的分工生产的需要，所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高扬男性至尊的大旗，只是艺术化地表现一种社会常态，并不奇怪。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水浒传》的男性主义是否也有独特的价值呢？那就是对勇猛、阳刚、尚武的民族文化的提倡。前人说自唐以后，我们这个民族身体日益文弱，精神日益萎靡，不正是缺少了梁山英雄身上的血性吗？
  仔细阅读《水浒传》，你会发现作者的构思独具匠心。比如作者可能觉得水浒英雄如果都是男性，性别色彩过于单调，于是加入了扈三娘这样的女性形象（至于顾大嫂和孙二娘不能算是女性的代表，顶多算是女性身份的男性）。又比如 宋江想通过宿太尉见皇帝而不得，却偏偏通过跟皇帝有一腿的妓女李师师才见到，这对于一向行事光明正大的梁山英雄，是否算是一个心酸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