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琳，字九迁，直隶密云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冬任淮关监督，次年离任，在淮关仅一年，却留下了众多为人称道的事迹。如皋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在《淮关小志》中记载：“杜琳康熙间任。厘剔奸弊，刊布《则例》，使人共知税额，裁减耗费，代补正供。葺公署，修古道，手订《关志》，成十二卷。”
  葺公署 修古道
  淮关为南北冲衢，“岁赋缗钱十数万余”，这些税钱“上济军国之需，其任亦綦重矣。”然而淮关关署却年久失修，既没有窗明几净，更不是壮观如仪。自清初以来，来榷淮关者不下四十余人，虽有部分官员筑堤修宇，但亦不乏稻梁谋之辈，以致于“仅堂舍数间，悉皆败坏倾圮。且其地卑湿，积潦所聚，庭院皆为污池”，一派萧瑟气象。杜琳抵淮后虽然淮关因种种原因赋额维艰，但他目睹栋宇凋零，如果不及时整修，恐将来必定墙壁剥落。于是杜琳捐出自己的俸禄，亲自参与到修葺的每一个过程中去。当时的工程量，在今天看来仍是相当浩大的，具体如下：
  中正堂：此堂为夏国孝（字仁甫）建，有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字伯安）题匾，日久倾圮。杜琳重建之，将原来地基抬高五尺，建成后“规模宏壮，颇旷心目”，题匾“底慎堂”。中正堂有柱联二，其一为刑部尚书魏象枢（1617—1687，字环溪）名句：“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其二即为杜琳自撰联：“如天地鬼神，顷刻不离，必须常存敬畏；念祖宗父子，荣辱相关，自然爱惜身名”。
  正堂：正堂旧有主事马麟（字子振）题匾“经过体民”，众所周知，钞关之设是为国家收税以增加国家税赋，往往会益国损民；但如果恤民就会使税赋亏空。马麟题此匾额，就是要让主事们便宜行事，做到“不损(民)、不亏（国）”。继之又有主事者题匾“公平正大”、“称物平施”等。后破损严重，杜琳翻建之，将前代匾额改为“廉洁任事”。
  大门：大门三间为明代主事杜学大（字道伯）时修筑，杜琳翻建后较前“高大五尺余，东墙上砌《平政碑记》”
  延宾馆：旧时在中正堂之东，为明代主事潘恕（字行之）建，主事王其勤（字明敏）重葺。日久倾圮，恰好大门东土地祠前有小楼三间破落不整，杜琳乃在此处重建延宾馆。
  除此以外，杜琳翻建、翻新的建筑还有穿堂、宽简居、税库、望淮亭、经国楼、仪门、三堂、燕寝、书斋、庖厨、侧室、卷库、胥吏之所等四十余所。浩大的工程耗时八月，完工之日人们争相前去观看，皆称赞杜琳这种拿出自己的钱为公家办事的行为。而杜琳则认为，既然身在这个职位上，就应该把公家当作自己家一样爱护。修葺后的关署，有利于淮关官员“休养生息”，杜琳有诗曰：“炎景尘如雾，亭高得暂凉。半簷疏雨疾，一榻晚风长。画舫云边出，新荷槛外香。唱酬多好友，忘却宦途忙。”当然，关署的修整，也对周边的乡民有积极作用。过去关署地基是周遭最低的，每遇阴雨，“堂奥皆为池沼，水数日不去。”杜琳沿东墙外开一巨沟，使积水流到山子湖中。沟修成后，“不特官舍有宁居，而民间街衢亦鲜泥泞之患。”杜琳为此沟起名“通利沟”。
  明万历年间，陈梦琛（字瑞南）主持淮关，修筑新路，人称“陈公新路”，至杜琳时仍有碑碣存在。当时父老口耳相传，当初建筑新路时在路的南北建坊额二所，一曰“柳阴官道”，一曰“题名坦道”，沿途栽种桃柳，每到春深时节，花明柳绿，人们乘舟摇漾，美不胜收，有若西湖之苏堤。
  然而自伏龙洞闭塞后，雨水泛滥，畦垄多半被淹，而新路横亘在水中激荡不断，终至崩落。尤其水大的时候，水涨堤面，往来于此间的百姓苦于涉水渡川。杜琳目睹“断簷残冢”，为之悯然，发愿重修新路，于是招募人员担土抉河，“浚其南刁家嘴，使水泻于乌沙河，而后田庐尽出，行旅无濡溺之患。”沙堤低陷，雨水又不断，加培筑坝才是长久之策。然而关课多年来萧条，无余资再用于工程建设，几欲停工。所幸有僧人照明愿意化缘募捐，杜琳欣然色喜，遂“捐资一百金”，“淮之缙绅士贾，闻风乐助者，不下数十人。”
众人拾柴火焰高，新路的修筑又开工了。炎炎暑季，修筑工干劲十足，不出一月即竣工。外出行人“莫不欢呼称道，啧啧不置。”新路沙平路直，虽然不复当年的美景，但是现在的新路“坚凝广厚，颇堪经久”。然而杜琳不贪功，认为这全是“照明之功”。
  执法严苛 惠商爱民
  杜琳不汲汲于富贵，本性淡薄，日常所用皆为自己俸禄依时价所购买，并无丝毫短少。杜琳深恐办事的役使假借他的名望在外赊取行铺货物，或者是克扣短少银两，为此他发布《禁扰行铺》，声明“嗣后如有前项等弊，许即指名具禀本部，以凭立拿严究枷示，决不姑宥。”杜琳为官清廉，对家人严格要求，“家法素严，一应僮仆，无不兢兢守法”，但又生怕家人“在外赌博宿娼，酗酒生事，赊骗酒食财物”。杜琳发布《戒饬家人》，请求商民人等监督：“凡有前项事情，许即扭禀本部，以凭立毙杖下。尔民慎勿畏惧容隐。如果禀报得实，定行优赏。”
杜琳重视淮关队伍建设，认为衙门人役自有定例，不容滥冒。杜琳发布《清查冗役》，强调“如有前任内犯事革出，及已经报宪裁汰者，不许改名易姓，复入衙门。其现在人役，限三日内，各具花名，汇册呈递，伺候本部亲点，酌留差遣。如有隐占钻充，指称关役名目，在外招摇，一经察出，定行严惩不贷。”为维系正常的搬运秩序，“惠商爱民”的杜琳还打击白棍（敲诈勒索之徒）。淮地有很多人“驴驼肩负”“零星食粟”，杜琳对此的态度则是“任其往来，并无羁阻”。然而杜琳经过走访得知，竟有白棍假冒巡役，“肆意索诈，鱼肉乡愚，殊干法纪。”杜琳一方面派人捉拿法办，一方面发布《严禁白棍》告诫商民，“嗣后驴驼肩负零星食粟，本部宽尔输税，任其往来。倘有前项棍徒假冒索诈，或被鸣禀，或经访闻，定行严拿，立毙杖下，决不姑贷。慎之。”
  身为淮关之长，杜琳对钞税的征收负有首要责任。杜琳首先制定《则例》，使“人共知税额”，这就避免了随意开价。其次是发布一系列文告，规范淮关秩序。无籍棍徒，在河口里外地方哄诱商贾，“凡有货船到淮，或勾引各衙门假借批牌，或串通各执要捏称己物，钻谋讨关，希图侵蚀分肥。”这种乱法行为严重干扰了国家钞税的正常征收。这里的“无籍棍徒”“各衙门”的后台多为王公贵胄，然而杜琳“素性愚直，不趋权要”，“不许王公大人倚势讨关”，还发布《严禁钻刺讨关》，规定“嗣后，如有前项棍徒勾引，说合讨关，本部定行按法拿究，详解内部。在奸棍希图蚀课，自干受法，尔商贾携资贸易，毫无所省，反受拖累，噬脐何及？法在必行，各宜凛遵。”以此来保障淮关额课的完成。
  杜琳关心税额的征收，虽然“钱粮有亏，断不忍以一己之功名，令百姓嗷嗷也。”他发布《晓谕宽商》，“嗣后，凡系进口饭米，在于清江里河卸卖及过关赴运淮城一铺卸卖者，从前报纳五分，今一概宽减，每石止纳三分。尔商宜速运卖，以足民食。其有过四关南下，仍照则例投纳，毋得捏报欺隐，有负本部宽恤之至意。”可见杜琳对商民的体恤。杜琳的为官之道值得后人学习。
  杜琳与《淮关志》
  明代淮关榷使潘恕曾刻有淮关志，但“体制未备”，后经马麟草创、喻希学增损裁定、熊汝达润饰完成第一部《淮关志》。到了明万历初年，榷使李爵又编纂了《重修淮关志》，延长了马、喻、熊的《淮关志》的下限。万历二十六年（1598）淮关榷使杜学大编纂《淮关小录》，认为“《淮关志》成有年矣……取而阅之，大都具备，而独于舆地、廨舍无图，勅书、令甲无考。……于是翻为刊正。”所以，杜学大之后的《淮关志》体例基本完备。
  因着明清鼎革等因素，《淮关志》在八九十年间没有重修，直至杜琳来淮任榷使。康熙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康熙敕命户部郎中加一级的杜琳前往淮关监督税客，兼管淮安仓、清江厂，并严敕：“尔受兹委任，须廉洁任事。如或徇情受嘱，贪黩乖张，脧削商贾，必从重治罪，决不宽宥。”到任后的杜琳“洗心剔虑，仰承皇上恤商爱民之至意。数月间，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不啻舌敝耳聋，而川途萧瑟依旧，梯航未集，吏胥之舞弊未尽熄，商贾之悦服未尽遍。意者制欲随时，今于因革之宜有未尽合欤！爰不揣鄙拙，自公之暇，准今酌古，笔为成书。虽朴率无文，贻讥大雅，而其中赋法之源流，稽征之利弊。后之莅至者，展卷豁然，自不为胥吏所蒙。”
  杜琳在淮关期间，常忙里偷闲走访淮上古迹，如他曾来韩侯钓台，目睹废垒、荒祠，写下《韩侯钓台》：“淮阴古道绝尘埃，留得王孙旧钓台。柳外残堤潆野涨，沙边废垒入莓苔。功高空恋诸侯贵，身死长余万古哀。犹幸多情遗片石，令人凭吊几徘徊。”还写了《漂母遗迹》：“一饭情高亘古今，珊珊巾帼倍难寻。投竿早识无双士，进食宁存望报心。轶事已忘秦岁月，遗客犹佩汉衣襟。只怜冷落荒祠旧，还与诗人属细吟。”这都为他修纂《淮关志》提供了感性认识。此外，杜琳还采集村夫野老的乡谈，为修订《淮关志》做准备。
  冒广生《淮关小志》中曾云杜琳“手订《关志》，成十二卷”，实则为误。杜琳的《淮关志》共十卷：图考、纶音、令甲为一卷，建置分钞关、常盈仓、税课司、清江厂、官制、职役为一卷，川原为一卷，形胜、淮关八景、关口、淮仓所属州县、徐仓所属州县、淮厂征收、折夫、地方闸坝、津梁、里程为一卷，公署为一卷，部使、杂录志、古迹、寺观为一卷，艺文为四卷。附移文、告示、则例。杜琳编修的《淮关志》是清代的第一次编修，此后又有伊龄阿、李如枚、元成、麟征、文绅等人为之修修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