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 5日，由粟裕指挥的新四军第一师和苏中军区所属部队，在江苏省淮安县城的东南地区发起了华中抗战史上对敌震动最大的一次攻势作战——车桥战役。此役一举歼灭日军大佐以下465名、伪军483名，揭开了苏中战略反攻的序幕。
　　拂去岁月的风尘，车桥战役的刀光剑影中，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叱诧风云、指挥若定的威武形象跃然纸上，他那高超的决策艺术，令人赞叹，令人敬佩，堪称为经典的案例。
　　决策是领导者的重要职责，它是一个严密的过程，并非是指拍板定案的一刹；它是领导者的一项基本功，其正确与否，事关事业成败。
　　本文就车桥战役的决策艺术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深入调查，对周边情况的细致侦察
　　正确的决策哪里来？毛主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考”。可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基础。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战一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知彼，就是要摸清情况，而摸清情况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作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获得大量反映基本规律的情况，再系统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凭老经验办事，拍脑袋，想当然，闭门造车，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作客观实际，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车桥，位于苏中（新四军1师作战区域），苏北（新四军3师作战区域），淮南（新四军2师作战区域），淮北（新四军4师作战区域）交界的战略机动位置。日伪占据车桥，分割我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择机打下车桥，可使四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粟裕很早就萌发了这一念头。
　　1943年6月他奉命去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和汇报工作时，便带少数参谋、测绘人员和一个连，有意识的选择路线，对沿途地形，敌情进行实地调查。去时走南线，历时一个多月才到达军部，9月返回苏中时，他选择与来时不同的路线，又用了16天的时间对淮安、宝应、阜宁三角地区，尤以准备夺取的车桥、泾口为中心，对其边沿区、接敌区、敌占区的敌情、民情、地形作了细致的调查，对车桥据点四周的土圩及壕沟之长度、宽度、高（深）度，对所有的大小明暗碉堡之方位、火力及相距等了如指掌。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在获得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后，攻打车桥的构想开始酝酿，而此时“一朝分娩”的决策时机尚未到来。这期间，深入调查的工作没有终止。不断变化的情况决定了调查研究的长期性和反复性。在战役发起前十余天，师部和各主攻部队又派出得力干部，再次进入车桥和芦家滩伏击阵地作实地侦察，并对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作周密分析，研究了各种预案。由此可见，这场重大战役的决策，决非一时兴之至，酝酿的时间长，调研的功夫足，掌握的情况明。
　　二、审时度势，对发展形势的准确研判
　　审时度势，顺应形势的发展，牢牢把握大局是决策的前提。任何一项决策，尤其是重大决策，必须顺应历史潮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所处的大环境，如果对这些基本的、处于前提的条件，必须遵循的原则把握不住，认识不清，决策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44年2月的师党委扩大会议上，粟裕与大家讨论面临的形势和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攻打车桥的设想，他对车桥所处的战略地位、日伪守军的状况、攻打获胜的可能性等细分缕析。车桥战略要地，敌人防守严密，深沟高垒，固若金汤，粟裕洞悉其死穴：“车桥、曹甸是敌人第64师团和65师团的结合部，这两个师团分属于不同的领导体系，第64师团属于华中派遣军系列，第65师团属于华北派遣军系列，两部之间配合差，对我军很有利，我们可以插入其结合部，然后扩大战果，胜利是有把握的”。对部分同志提出的打下车桥，会不会遭到日军报复“扫荡”的忧虑，粟裕分析说：“日军已是穷途末路，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难以对我进行大规模报复“扫荡”，即便有些小动作，在我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大”。
　　事实证明，粟裕对形势的研判是准确的。1943年9月，意大利无条件投降，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已实际上解体，到1944年春，欧洲战场上反法西斯战争已转入大规模反攻阶段，太平洋战场上的战争形势也朝着不利于日本方向转化。中途岛战役后，日军由攻势转为守势，美军则由守势转为攻势。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形势也发生了变化。194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经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以及6年来抗日战争的锻炼，已经战胜了极端严重的困难，由下降阶段转为上升阶段，解放区经过英勇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不仅坚持了原有的阵地，保持和积蓄了有生力量，而且给予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情况明、决心大。听了粟裕的分析，大家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发起车桥战役。
　　三、优选方案，对作战方案周密谋划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有比较才有鉴别。提供多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决策的基本点。只有坚持方案的多样性，才会有选择的多样性，从而选择出最佳或满意的方案。没有选择，就没有决策。有的重大决策之所以失误，就失误在方案的单一性，没有比较和选择的余地，是好是坏就“一锤子买卖”。
　　决定发起车桥战役后，师部立即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具体研究制定作战方案。
　　当时提出了3个作战方案分析比较：一是由东向西，先攻打泾口后攻打车桥。二是车桥、泾口同时攻打。三是先攻车桥，后取泾口。粟裕在回忆说：“经过反复比较，择优取选了第三方案。因为执行第一方案，虽背靠第三师地区，便于我军行动和开进，但不久前我攻打泾口未克，敌伪防卫甚严，而且即便攻下泾口，还须再攻车桥，付出代价较大。第二方案，不仅兵力分散，而且为一处攻击不得手便会陷于被动，甚至使整个战役失利。第三方案的优点是明显的，首先，打下车桥后，敌人可能放弃一大片地区，我们可以得到最有利的战略效果；其次，车桥处于敌中心地区，是敌人的心脏，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自以为安全，而敌人认为安全的地方，正是我最容易得手的地方，这是战争的辩证法。我们可采取掏心战术，隐蔽接近敌人，突然进攻，必能收到出奇制胜之效；再则，车桥周围的地形也较有利于我，为此决定选择第三方案”。
　　方案确定后，粟裕十分重视战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特别重视协同作战的准备，精心谋划，周密部署：一是对参战部队进行编组，将互相熟悉，战斗作风相近的部队，临时编成一个建制，共编成3个纵队，1个总预备队，适当调整了组织与干部；二是对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作周密的分析，研究了多种预案，对部队集中的时间、地点、开进路线、攻击时间作了精密的计算和要求；三是统一调配弹药、器材、粮秣、野战医疗、运输等后方勤务工作，特别是一批攻坚器材和通讯联络工具；四是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征集了大批船工和船只，组织群众及时配合战时勤务，战后平毁敌人据点工事；四是进行了充分的战前动员，颁布了战时奖惩条例，各团组织突击队、突击组，开展了战斗竞赛活动。
　　四、勇于担当，对既定决策的果断实施
　　优秀的决策者不会做很多决策，他们只做那些重要决策，而且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做决策，在需要做决策的时候，他们绝不会举棋不定，而是会马上采取行动。
　　经过深入的调查，耐心的等待，周密的谋划，粟裕认为时机已到，成竹在胸，果断地发起了车桥战役，他坐镇后方，掌握全局，把战场指挥的重任交给了副师长叶飞。3月5日，车桥战役打响，主攻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避开敌之外围据点直取车桥。在炮兵大队的火力掩护下，一举突击车桥镇内。经过一夜激战，全歼伪军一个大队，并将日军包围于核心工事。新四军对车桥进攻，惊动了周围日军，淮阴、淮安、涟水等地日军遂乘装甲车和汽车分五批驰援车桥。当第一批增援日军进至车桥以西时，遭到了阻击部队的沉重打击，被迫退入新四军设雷地区而全部被歼，逐次增援的日军分别都遭到了歼灭性打击。6日晨，车桥之残余日军趁隙逃窜，新四军扩大战果，至13日相继收复泾口，曹甸等据点12处。
　　然而，发起这场战役，粟裕事先并没有向军部请示，只至3月8日才致电军部和中央军委，详细报告了战役发起的原因、战斗经过和战果。
　　如此重大的战役，何以“先斩后奏”？这一问题扑朔迷离。笔者认为，这是他抓机遇、不唯上，勇负责、敢担当精神的体现，而绝非目无上级领导、目无组织纪律。一方面，他或许料到，请示了要么是被否决，不予批准；要么是漫长的等待，杳无音信。得不到批准，则前功尽弃；漫长的等待，必然贻误战机。另一方面，或许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一古代重要的军事思想，给了他以深刻的影响，从而果断地作出决策。将在外之所以不受君命，是因为远离战场第一线的“君”—— 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级组织，在下达指令之际，很有可能没有掌握到完整甚至是正确的情报。这无疑会对其指令的准确性造成影响，这就需要身处一线的指挥官根据战局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自主地对战术行为作出调整，充分利用战场临时出现的各种情况，指挥作出相应的变化。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历史上许多不受君命的将军，虽然赢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事后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从3月8日军部的复电来看，粟裕如事先请示，军部决然不会批准。车桥战役虽然战果辉煌，但军部的复电中充满了批评和质疑。令粟裕和一师官兵欣慰的是，车桥战役得到了来自延安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车桥战役距今已70年了，其决策艺术的智慧光芒仍烁烁闪亮，成为领导科学智库中璀璨的明珠。时代不同了，社会在发展。今天，各级领导决策的对象、内容、方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决策的基础、前提、原则——深入的调查、形势的研判、方案的优选、风险的防范等必须永远遵循。这样，就能彻底杜绝“三拍决策”，即情况不明拍脑袋、心中无数拍胸脯、一旦失误拍大腿。做到“四不决策”即不深入调研不决策、时机不成熟不决策、没有不同意见不决策，使每一项决策都更加科学、更加正确，避免和减少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推进各项事业快速而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