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本文通过都城概念的界定，分别从政治决策中心、经济调控中心和文化辐射中心三个方面考察、论证淮安在运河史上的地位，认为淮安在运河城市中具有中心性、首位性和传承性特点，誉称运河之都是历史事实，名符其实。
  [关键词] 运河历史  运河城市  漕政  淮安
  一  名词“都”的概念界定
  都是在国家机构产生以后出现的。但是它的出现不是突然的，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里，氏族村落已逐渐采用壕沟或围墙作为保护安全的措施，整个村落也有一定的布局。这就是城市的萌芽，也可以说是都城的起源。从周初在洛阳营建成周的城郭以后，中国都城的基本结构就已基本定型。[1]
  “都”也因此很早就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即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说文解字》：“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广韵》：“天子所宫曰都。”《释名》：“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总之，从文献记载和已有的考古发掘来看，在古代中国，“都”作为“天子所宫，宗庙所在”，首先凸显的是国家政权中枢的政治性意义；既然“都”是天子、宗庙所在，则“城”（军事防御系统）和“市”（统治者及其治下人们进行日常生活和贸易的地理空间）当然也随之产生。故人们往往以“都城”“都市”并称。
  而在英文里，表示“都”的词组是“Captial City”。“Captial”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apitalis”，其词根“caput”，具有“头”、“首位的”、“重要的”、“资本的”含义；“city”来自拉丁文“civitas”，具有城市、城邦等含义。故而该词的准确翻译应为“首都城市”。
  如此看来，在对“都”的认识上，中西确有相通之处。“都”的内涵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带有国徽的一面，象征着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特殊意义；另一面则反映着其作为城市与社区的普遍意义。” [2]
  随着社会的发展，“都”的表现形式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今天大多数国家的“都”都已褪去了王权、神权色彩，但是“都”的本质与特征却没有变——它依然作为一种“普遍准则”而存在。笔者以为，“都”之特征有：1.从功能上看，“都”首先应具有全国性或统治上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的政治决策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功能——这是其核心特征、本质特征；对绝大多数“都”而言，它同时还会是经济调控中心、文化辐射中心。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社会表现的尤为突出。[3]2.从作用上看，“都”应具有首位性特征。其乃一国、一域之中心、全国社会之缩影，人才荟萃，物品丰备，户口繁多，“都”“国”往往互易，其地位兹不待言。3.都城形制的传承性。形制是都城核心区的平面布局模式，我国古代城市平面具有规整方正的基本特征。自周人营国制度确立以来，都城的指导思想就是体现“天子之威”；在形制上强调方正、对称，宫城居中，突出表现了都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伦理与哲学思想的建设理念[4]。所以，判断一地是否可称之为“都”，必须要视考察对象之本质、特征是否与“都”之本质、特征相契合。本文正是以此理念为指导，来对淮安作为“运河之都”的地位进行历史考察和论证。本文所述历史淮安的都市地属，即今之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清浦区、清河区和淮阴区。
  二  运河之都的核心功能：漕政
  何为漕运？《史记·平准书第八》中有唐司马贞之“索隐”作以解释：水运曰漕也。人们很早就重视水运，因为它经济而且省力。但是中国古代的主要河流都是东西走向，人们为了打破这种自然局限而汇通南北，所以又开凿了南北走向的人工河——运河。伴随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东渐北移和经济中心的逐步南移，贯通南北的运河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至后来俨然成为古代中国的“生命线”；运河的畅通亦由此催生了运河两岸城市的繁华，淮安就是受益者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淮安凭其“地利”，最终确立了“运河之都”的地位，成为了维系运河流域全局的关键。此乃历史的必然。
  淮安跨徐、扬之境，居南北之冲，近长江而濒黄海，古淮水、泗水在此交汇，境内水网密布、河湖交错，被誉为“漂浮在水面上的土地” [5]，  其似乎天生就是为运河而生。事实上，我国历史上有迹可寻的第一条运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的邗沟，其入淮处就选在了末口（今淮安城区）。但是，淮安以“漕运”为核心的城市功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早期的淮安更多地是凸显了军事要地的作用。如吴王开邗沟至末口而入淮，是为了找一条“通粮道”以伐齐；魏文帝开山阳池，是为了伐吴；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开山阳渎，是准备伐陈；隋炀帝凿通千里运河（山阳渎亦是其中一部分），是为了游幸江南和征高丽；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开老鹳河水，也是因为伐南唐而受阻于北神堰（末口）不得渡。
  隋唐以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国家政治中心东渐北移和经济中心南移的变化，使得开通的大运河一跃成为连接南北交通的干线，漕运量开始猛增。淮安的主要城市功能亦由此开始慢慢转变为漕运要津。
  这种变化在隋大运河开通之初就显现出来。杜佑的《通典·州郡典·河南府》中载：“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炀帝巡幸，每泛舟而往江都焉，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因淮安是运河干线上的重要一环，为了搞好淮安的转运衔接工作，隋就在其地设立了漕运专署。
  唐代的水运，西起长安，由漕渠华阴入渭水，由渭水而入黄河，至河阴（河南荥阳）入汴水即通济渠，经汴州（开封）入淮河；最后由淮阴经山阳渎至扬州入长江口。唐初，京师所需，主要仰给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安史之乱后，黄河中下游南北为藩镇割据；唐遂把漕运转向东南，顺着山阳渎、汴河源源西进，这条运道成了晚唐的生命命脉，所谓“三江五湖，陈陈红粒，雪帆桂楫，输纳帝乡，可以震耀夷夏。”[6]唐代玄宗开元年间，名臣裴耀卿以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份兼任江淮转运使；天宝元年，以长安令韦坚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代宗时，刘晏以御使大夫身份领江淮转运使；德宗时，特命江淮转运使韩滉武装护漕。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关中粮竭，禁卫军即将哗变，幸而韩滉运米三万斛到陕州，德宗因此对太子说：“吾父子得生矣。”[7]而唐末期，因“江淮转运路绝”，唐政权也随之灭亡。
  北宋因定都于东京（开封），更使得漕运为国家经济部门之首。原因正如宣徽北院使张方平在其《论汴河疏》所言：今之京师，乃“天下四卫八达之地者也……大体利漕运而瞻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依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根本。”[8]北宋时期，汴河为漕运骨干之首，而淮南运河又为汴河之首。太宗雍熙年间（公元984—987年）：“开河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除此外，“时加检修真、扬、楚、泗、高邮运河堤岸，设斗门水牐，工时之费，在所不计。”[9]太宗至道年间，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路租糶，在真州（仪征）、扬州、楚州（淮安）、泗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泝流入汴，以达京师。[10] 北宋时期，年漕运量高达600万石至800万石，而每年在楚、泗二州损失的过往船只即多达170艘左右。宋室南渡后，依《绍兴和议》，因与金以淮水中流为界，淮阴、楚州间的运河成为金宋双方进攻退守的中间地带，运河漕运中心亦随之转移。但绍熙五年（1194年），仍兴筑了自扬州江都县至楚州淮阴县三百六十里的堤堰。[11]
  元代对大运河进行了重大改道：一是将隋运河“北京—洛阳—杭州”的走向取直，把旧运河的中段东移至山东境内；二是修通京、津河道。这样就使得前代多支型分布的运河转变为单线型，从而南北之间得以更直接地相连，由此奠定了今日京杭运河的基本走向和规模。但终元一朝，对于漕运，其实行的是以海运为主、大运河为辅的南北运输线路。尽管如此，元对于运河的管理却是日益完善。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政府设京畿、江淮两处都漕运司，分段责成其年各运粮200万石。后来，又增设了淮安分司、济州分司和利津分司，实行长短途两种纲运。这对淮安具有着重要意义：一是运河的取直，淮安因此成为大运河的南北适中之地；二是政府的漕运管理机构开始进驻淮安。这为淮安在明清时期成为运河之都奠定了基础。
  明代南粮北运，初以海运为主；永乐初改以海、河兼运；以后则以河运为主。河运因此在明代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期。明永乐年间恢复漕运后，为保证漕运畅通和漕粮运输的安全，始设漕运总兵官掌漕运河道之事，正二品衔，河道由漕总兼任，首任为平江伯陈瑄。“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咽喉要地也。”[12]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固定的专职漕运的官员，称漕运总督，与运粮总兵官等同时入京。首任总漕为副都御使王竑，并兼巡抚淮、扬、庐、凤四府及徐、和、滁三州，驻淮安，与漕运总兵官、参将同理漕事。此后，又屡经变化，到万历七年（1579年），始成“总督漕运都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的职衔。“漕司领十二总（即把总）、十二万军（漕军），与京操十二营军（守卫京师的十二团营的军队）相准。”[13]
  明代的漕运组织，在宪宗成化年间（1456—1487）已趋完善。设漕运都御史一人，理刑部主事二人，皆驻淮安；其职责是每当漕期，刑部派主事一员或员外郎一员，处理军民交兑纠纷或运军犯法等案件；官员每三年一替换。管厂（指管理清江等船厂）的工部主事二人，驻清江浦。监仓（指负责粮仓驻在的漕粮保管事宜）的户部主事四人，分驻淮安、临清、徐州、德州。设提举二人，一驻清江浦，一驻临清，儹运（指催促漕运）粮储，镇守地方；总工官一人，协同漕运；参将一人，皆驻淮安。此外，朝廷还时差户部主事，亲临现场监督漕粮的交兑工作。其中于成化七年（1471年），设总理河道，驻地济宁，与总漕平行。从此，河道与漕司分成两个系统，成为常设。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由于倭寇骚扰，于淮安增设提督军务以加强护漕的武装力量。嘉靖四十年，提督军务之职并归漕运总督。
  明代有关漕运的具体工作程序是：漕运总督每年正月经理由瓜州（扬州）、淮安过闸的漕船通行；漕运总兵则驻徐州、邳州，督漕船“过洪入闸”，并同漕运参政（隆庆六年废漕运参将而设此职，乃漕运总督助手）“管押赴京”。儹运的有御使、郎中等官，加上把总、押拨运车，各司其职。当漕船顺利通过了淮安，过了吕梁洪等处，自巡抚、河道、漕司均以“各以职掌奏报”。
  明代漕运之法也更完备。《明史·食货志·漕运》载：“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此种运输法，是通过民运与军运进行的。支运，又称转搬法，前代已有采用；至明，永乐十三年始行。时平江伯陈瑄主持漕政时，就在上述等运河沿线重镇分别建筑中转粮仓——转搬仓，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漕粮，然后再分别派官军承运到指定的地点。其中，淮安转搬仓建于清江闸以南，有40区仓房，皆“坚基广厚，倍于常制”，可容纳150万石漕粮。江西、湖广、浙江等省的纳粮户将粮运到淮安仓。但这种办法，使得百姓负担更重。宣德六年（1471），又实行兑运，即“令民运至淮安、瓜州，兑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京，给与路费耗米。”成化七年（1471），又有改兑之议：即令自赴江南各水次交兑，然后直达京师，粮户一般不再承担长途运输，只是在兑运时在原有的耗米外再加斗米，名为“渡江费”。数年后，朝廷即推行此法，命淮、徐、临、德四仓支运70万石之米，都改为水次交兑。
  明漕运制度和漕运之法虽有改变，但其沿运河广置粮仓、收储漕粮的原则却始终不变。各大小仓库之设，是保证漕运的一个必要条件。会通河开通后，淮安、徐州、德州始设仓，加上原设的临清仓、天津旧仓，共称五大水次仓，“以资转运”。这些设仓之处，都是漕粮集散的中心。上述变化标志着淮安在明代已基本确立了运河之都的地位。
  清初，漕运机构的设置和官职的委派皆参酌明制。中央专设统掌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最高长官称漕运总督（从一品），不驻京师，而驻淮安。此为中央派出的机构（亦为中央权力的外放），其亲临漕运线上，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漕运管理：其职责是“掌通省粮储，统辖有司军卫，遴选领运随帮各官，责令各府军官会同运弁，佥选运军等”。监兑，由各漕省（山东、河南、江南、浙江、江西、湖南、湖北）选其同知、通判官员任职，其职责是：凡漕粮交换、起运时，监兑官必须坐镇水路码头，将正号行月搭运等米，逐船按定额装足，验明米色纯净否，面交押运官，粮船开行，仍亲督到淮安，再由总督盘查验明。总督会同巡抚再委任管粮通判等官员，专司押运。漕运总督执掌一支数千人的“护漕”部队。雍正七年（1729年），因为漕船过淮安陋规甚多，并夹带禁物，朝廷又设巡视南漕御使二员，赴淮安进行处理。乾隆二年（1737年），正式设巡漕御史四员，分驻淮安、济宁、通州、天津处。[14]
  清中叶前，漕运之法沿袭明制，用旗丁长运。江南各省漕船到淮时间，一般都是在农历11月以后和第二年3月份以前；皆云集于淮关，待漕运总督亲自盘查完毕、发给签条后，方得过清江浦4道船闸入淮入黄。据《山阳县志》载，每当运粮季节，“十二万漕军护送一万二千艘漕船”，由清江浦（现淮安市区）北运京城，运河漕船首尾相连，十分壮观。
  清也同样重视在运河要卫设水次仓。淮安作为运河枢纽，一直为仓储要地。明代永乐年间即在山阳县清江浦设立常盈仓。而清同治七年（1868年）开建的丰济仓，则是南粮北运的中转仓库、运河沿岸四大粮仓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储粮库，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当年储粮达100万石。当时动用了江淮各地的400余名木瓦工匠、20余名技术人员，耗时14个月建成，包括库房、马房、住房在内共计500余间。粮仓均为砖木结构，一律青砖小瓦。仓库墙基为长形石块，飞檐拱壁，古色古香，典型的明清建筑式样。建成竣工之后，同治皇帝还亲临清江浦视察，足见丰济仓在全国的重要程度。电视剧《天下粮仓》即以其为原型。[15]
  总之，漕运在有清一代发展到了顶峰。其组织与管理制度之完备，法令之严整，皆是此前历代所不及；也正是在漕运发展的全盛时期，淮安最终确立了其运河之都的地位。
   三  运河之都的基础功能：经济调控中心
  据《元和郡县志》载：淮安春秋时属吴越，战国时为楚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不待贾而足。”这说明，直至两汉时期，淮安所处大背景下的江淮流域的生产力水平还是比较低下的。但淮安凭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仍成为淮、泗水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在秦汉古籍中，已能见到“淮阴市”的名字。
  隋开运河后，淮安（隋之山阳、唐之楚州）成为了连接中原与扬州以至江南河的枢纽，经济迅速发展。贞观十三年有户3，300余户，到天宝年间则增长了8倍，达26，000余户。而且以贡赀布、纻布出名。木宫秦彦《中日交通史》第六章《遣唐使之船路》说，新罗、日本的船只都在此停泊。从唐赵嘏《楚州宴花楼》诗“门外烟横载酒船，谢公携客醉华筵。寻花偶坐将军树，饮酒方重刺史天”句亦可见当年盛况。
  宋之内河运输空前繁盛，政府在沿江沿河的重点市镇设立“榷场”“榷关”以控制贸易。杨万里《登楚州新城》有 “已近山阳望渐宽，湖光百里见千村” 句。京杭大运河沟通后，“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 [16]《元典章》（至元十九年）有：“江淮上下及淮河等处小河往来客船，相望不绝。近来诸处官司，指以雇船装载官粮官物为名，故纵使公吏祗侯弓手人等强行拘刷，捉拿往来船只，雇一扰百，无所不为……。”[17]此亦可从反面看出当时淮河漕运盛景。
  从明至清中期时期的淮安，其经济中心的地位达于极盛。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漕运中枢。从隋朝起朝廷就在淮安设立遭运专署到清代漕运总督机构的设立，淮安城市的漕运功能不断加强。如上所述，清中央专设统掌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不驻京师，而驻淮安；其最高长官称漕运总督（从一品），总督不仅管理漕运,还兼巡抚；公署机构庞大，文官武校各种官兵多达2万多人；而且，江南各省漕船载米石经过均需在此盘验，也由此带来大批的过境人员。
  （二）河务关键。在公元1194年—1855年黄河夺淮661年间，尤其是15世纪中叶以后，淮安因为是黄、淮、运交汇处和治理黄、淮、运的关键之地，也理所当然成为了治河大臣的驻节之地。河道总督初设山东济宁；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督办全国黄河、运河堤防、疏浚工程的“河道总督衙门”从山东济宁移到了淮安。这样康熙听政以后的三件大事:平定三藩以及河务、漕运，其中后两件大事的重心全集中到了淮安。战乱平定之后更是把治理黄河和漕运作为朝廷全部事务的重点。“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可见淮安在当时地位之重要!康熙和后来的乾隆南巡，都曾多次驻跸淮安。河道总督衔为从一品或正二品，地位在巡抚之上；河督署的规模亦极为恢弘。
  （三）盐务重地。实际上，盐运是漕运的一部分，也是促使淮安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明清两代，淮安是全国盐业中心之一。当时，淮安府境内有10多处盐场，淮城北郊淮河之滨为淮北纲盐的囤聚之所。淮盐质量最好，产量亦居全国之首，有“天下盐利淮为上”之说。盐务的兴盛也带来了淮安的繁荣，紧挨淮安城西北的河下镇因此拔地而起，并以惊人的速度一跃而成为天下名镇。
  （四）税关所在。淮安钞关始于明代，起初只征商税。永乐十四年（1416年），设户部钞关于淮安城西北厢的版闸；又允许工部分司于此地设卡抽分，以补清江督造船厂造船经费的不足；允许户部分司淮安转搬仓征收储粮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淮关自当年始，将超额征收的银两全部上缴充公帑。榷关官员，初为御史及户部官员监收；景泰六年（1455）撤回户部主事，令淮安府委派同知等官监收，有时又令巡按御史监管。弘治六年（1493）专差南京户部委派一官员监收，每年更换一次。清顺治年间，淮关监督满族、汉族各一员，接着又由内府人员出任，不由户部推派，另外派“笔帖式”一员为副手。雍正三年（1725）拨千总一员带兵守护淮关金库。乾隆四年（1739），淮关监督准泰奏请“笔贴式”二员来关帮办。三十九年增设巡检一员，以加强关税。船至关前，必须完税后再经检验才能开闸放行。清郭瑷《淮阴竹枝词》道：“百子堂前湾复湾，天妃闸下浪如山。篙师鳞次踏霜立，小吏披裘放早关。”同时淮关还统辖宿迁关、庙湾口，三关年收银达364363两之多。[18]以上所述反映了淮关地位在当时的重要，亦可看出淮关的繁荣。
  （五）造船业中心。其与大运河漕运的兴盛有着直接关系。明永乐年间总督漕运的总兵官平江伯陈瑄在清江浦首创全国最大的船厂清江船厂。清江船厂下设京卫、卫河、中都、直隶四个大厂。船厂总长23里。其中京卫厂又下设34个分厂；卫河厂和直隶厂分别下设18个分厂；中都厂下设10个分厂。每厂属官90员左右不等，由工部分司一员总领。据席书《漕船志》：从明弘治三年到嘉靖二十三年（1490—1544），清江船厂共造漕船27332艘；此外还承造相当数量的远洋海船。当时集中在清江的各府工匠约6000人，俨然全国的造船业中心。清朝清江船厂仍辖有四大船厂，分别为江宁厂、山东厂、凤阳厂、直隶厂。
故清《（光绪）淮安府志》描述其在明清时期的繁荣盛景道：“……自府城至北关厢，由明季迨国朝为淮北纲盐顿集之地，任鹾者商皆徽扬高资巨户，役使千夫商贩辐凑；秋夏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牵輓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帮工修埽，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有事则动至千万。与郡治相望于三十里间，榷关居其中，搜刮留滞所在舟车，阗咽利之所在百族聚焉，第宅服食，嬉游歌舞，视徐海特为侈靡。”[19]
  清代淮安的经济因此发展达到了顶峰。在乾隆时期人口已有54万，胜于苏州。清人邱琼山泛舟古运河来到楚州河下时吟唱《过淮安》的诗句:“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这里的“湖嘴”，指河下中心街道花街与运河衔接处的码头，因这段运河是在淮安西湖中筑堤隔置而成，所以仍沿说老地名。仅河下一处，因为侨民商贾的聚居，就有22条街、91条巷，共达11坊。同时，大量外籍商人还在淮安设立会馆，会馆有定阳会馆、浙绍会馆、润州会馆、福建会馆、江宁会馆、四民会馆、新安会馆、镇江会馆和江西会馆。淮安商贸经济的繁盛可见一斑。
  据《（光绪）淮安府志"城池》（卷三）记载可知：清代淮安城的发展已相当完善。其城市商业区的特点有三：1.街市的数量多，密度大。以街为例：旧城有街12，新城有街4，城外关厢有街17，共计有街33；以巷为例：旧城有巷25，新城有巷4，联城（又名“夹城”）巷1，河下有巷11；以市为例，旧城有市10，联城有市7，城外有市17，共计34；以坊镇为例：旧城有坊27，新城为8；三城近处坊镇共计46；东乡坊镇计44；西乡坊镇计33；南乡坊镇计31；北乡坊镇计11；城附近有集10，坊镇共计200。2.城市规划严整，强调方正、对称，行政中心居中，突出表现了都城政权高度集中的政治理念。以街为例，旧城有东长街、西长街、中长街（即南门大街）；东门街、西门街、北门街。新城则有东、南、西、北四街。城外有东、南、西、北四关厢街。以联城的市为例，也分别有东门市、西门市、南门市、北门市。3.出现了许多专业性商业街，这意味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此可为淮安城市的特色。有鎏金巷、米巷、钉铁巷、竹巷、茶巷、花巷、干鱼巷等商业街；城内外还有赶羊市、鼓市、米市、柴市、猪市、海鲜市、莲藕市、草市等大量集贸市场。
  此外，淮安城市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公益机构——大量慈善设施的建立。《（光绪）淮安府志"城池》（卷三）载：其有善堂10处；药局明时1处，清3处；义地15处并瘐骨会1所。这些设施的经费来源既有政府的拨款，还有许多士绅、有力者的踊跃捐助。如善堂中的养济院，就是由“关厢每月赴县给领口粮，以百二十名为率，大建月共给库平纹银四十四两三钱二分四毫，小建月四十二两八钱四分七毫，遇闰给三十四两五钱三三四毫，由官当堂典放；如有病故，将挨补者充额。”[20]利济局、公善堂则由漕院拨钱。栖流所，则为官民共建。其初由乾隆七年知县金秉祚捐奉建，“乾隆十二年秋，大风雨，海溢江淮，民间田庐多漂没，东省尤甚，流民颠踣，道路者相望，知府卫哲治捐奉筑屋，设粥以待之；河督、关盐道厅各官与士商好义者挣捐银米以佐之，哲治乃与山阳令杨通、桃源令韩墉造草屋百数十间，……为栖流所八处，于是流民宿食有处。……”[21]设在城东吕祖社的药局经费，则是来源于江姓、张姓等人所捐田地而收的租；清节堂（收留无依妇女处），则是由南门内邑人何其杰等捐置的：此皆为民建。但这必须都是以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同时，淮安城市公益设施体系也比较完善。其中有照顾孤贫的养济院、公善堂，有收留流民的棲流所、善济堂，有收留弃婴的育婴堂、养幼堂，有暑施药、寒施粥的继济堂粥厂，有收养无依靠妇女的清节堂，还有三处药局等。
  实际上，淮扬菜肴的形成也是淮安经济中心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淮扬菜肴作为一完整而独具有特色体系的形成时间是在清中叶，其时正是漕运发展的顶峰期。当时漕、河、盐、榷同聚淮安，豪商大贾汇居河下，正是他们的穷奢极欲直接催生了淮扬菜系的形成。《清稗类钞"饮食》记载了五种筵席，淮安创治的就居其二。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背后所隐藏的一种“畸形”繁荣。
  道光时举人丁晏评价淮安道：“故淮阴一郡，不过数百里之地，然无事则飞刍挽粟，引漕渠以供上都，而为西北之所仰给，如人身之有肠胃也；有事则秣马厉兵，设岩险以固中原，而为东南之所依庇，如人身之有咽喉也。至于鬻盐榷关，商贾辐辏，转输阜通，衣被宇内，财用赋籍于是乎在。统观天下之郡县，其为天地之奥区，古今之扼塞，九州四海之衿键，系边腹之安危，控门户之出入，未有如淮阴者也。”[22]此诚为至言。
  四  运河之都的附载功能：文化辐射中心
  淮安，古之名郡，人文荟萃。清人丁晏即评道：“淮土跨徐、扬之境，居南北之冲。江南诸郡，文物华丽，而或失之浮；河北诸郡，气质颛固，而或失之野。惟淮阴交错其间，兼擅其美，有南人之文采，而去其浮；有北人之气节，而去其野。《隋书》志云：重礼教，崇信义。《元史》志云：喜学问，从教化。……卖鱼之逸民，虽在妇人、奄竖、贸易、负贩之夫，犹知敦行厉节，况于士大夫之垂绅委佩、秉礼横经者哉。”[23]尤其自明清以来，随着其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加强，其文化辐射力也由此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其主要表现有：
  （一）学校教育发达。明清苏北地区的童生按律须赴淮安府参加府试（苏中地区到扬州）。因此，淮安地区的教育体系完备，学校包括府县学、试院、书院、学塾等。其中，府学宫在中长街，历史悠久，“宋景祐二年知楚州魏濂即旧祠改建”[24]p1，此后经历代修缮、完备，直至清代。《（光绪）淮安府志"学校》（卷二十一）载：淮安府学在顺治初年时，廪生、增生的名额各为40名，附生60名；顺治十五年和康熙二十八年，廪、增生的名额如旧，附生名额却分别为20名和25名。府学下则有县学，有山阳县学校、清河县学校等。同时，淮安还设有试院。“府试院本明察院署，国初改为考棚，雍正中郡守祖秉圭、邑令罗佩建号舍，乾隆初修理，道光中屡经大修，规模始备。”同时还附有镫牌公所，据载：“初考试每患生童拥挤，乃于栅栏内添设作凳，按牌序坐，……然每当雨雪之际，公所狭隘，不能容纳，执事之人与露坐者咸苦之。同治中，官绅集资买院左右民房，增建公所30余间，……”。[25]由此可看出淮安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
  淮安作为文化中心之又一标志为书院较多。《（光绪）淮安府志"学校》（卷二十一）载：仅淮安城内，有明书院13所（至清时已废）；清书院6所。清淮安城内书院“皆绅士经理，规制类义学。”
  清代的学塾有私塾、义学、社学三种。清代淮安的私塾教育特别发达，有七八千所之多。[26]义学又叫义塾，是古代为民间孤寒子弟而设立的教育机构，在宋代已经出现。乾隆以后，义学在全国范围内大量设置，成为清代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光绪十年止，淮安城内义学仍有6所，城外有7所。
正是因为如此发达的教育体系，才有了人才辈出的局面。
  （二）人才兴盛。淮安自古出名人，其中又以河下为最。韩信、枚乘、吴承恩、梁红玉以及抗倭状元沈坤、瘟病医学家吴鞠通、道光皇帝的师傅礼部尚书汪延珍等等都是河下人。仅明清两朝，河下就出了55名进士，其中状元、榜眼、探花都有，故“河下三鼎甲”名闻遐迩；此外还有110多名举人，140多名贡生。《明史》、《清史稿》有传的有十余人，皆为他方所望尘莫及。
  淮安人才又以明清时期为盛。就文人而言，明代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江淮一带著名女诗人仲云鸾（明末清初人）等；清代有“淮南开山阳一代文风”的“淮南二邱”邱象升、邱象随兄弟；乾隆年间著名女诗人陈云贞（其有《寄外诗》传世）；古文家、诗人、画家鲁一同；弹词巨著《笔生花》的作者、女才子邱新如；戏剧家、文学家黄钧宰；著名诗论家潘德舆；钦赐翰林高延第；《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等。就学者而言，有清一代有杨开沅、考古金石学家张弨、经学大师阎若璩、金石古文字学家吴玉搢、天文地理学家吴玉楫、经学家丁晏、数学家骆腾凤、水利专家殷自芳、近代考古学家罗振玉等。在艺术上有所成就者有“扬州八怪”之一的边寿民、围棋国手梁魏今（其在雍正乾隆年间与程兰初、范西屏、施定庵同称“四大国手”，梁之行辈为最先）。在医学上最负盛名者莫过于温病学大家吴鞠通，其医学著作《温病条辨》是不朽的中医著作，被两淮医林奉为圭臬。当然，在近现代史上，除了气贯长虹的民族英雄关天培外，淮安还养育了深受世界人民景仰的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
  教育造就了人才，人才推动了教育。古城淮安在区域文化圈和运河文化流中表现了自身强大的辐射功能和凝聚功能，又从上层建筑层面作用于运河经济，进一步彰显了运河之都辉煌的历史形象。
  五 结论
  自清后期开始，因为洪涝灾害、河道瘫痪，海运崛起、漕运改道，盐政改制、盐运另途，铁路兴起、货物分流以及战乱频仍等原因，淮安走向了衰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淮安漕运总督部院因无漕粮可运而撤销，标志着淮安不再具有南北漕运的枢纽作用。然而，淮安曾经作为漕政中心、运河之都的历史地位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其作为中央政权外放的历史事实，更是其他运河城市所不具有的特有现象。
  历史上，“都”的概念不断泛化，曾经出现了许多行业性、专业性的特色之都，诸如“花都”、“瓷都”、“锡都”、“盐都”、“酒都”等，其虽然也具备中心性、首位性和传承性特征，但这些却仅是一种“誉都”，他们作为中央政治决策的核心性质已大大地弱化了，甚至是不存在的。但无论依何种标准判断（“都”的标准概念或泛化概念），淮安作为运河之都，都是名符其实的客观事实。
  解放以后，尤其是京杭大运河经过整治以后，淮安在运河交通、水利方面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运河上最大的水运企业江苏省运河公司总部驻在这里，南水北调和淮河入海道水利工程枢纽也在这里。今天的淮安正走向复兴。但城市越发展，越离不开城市历史文化的支撑；城市的灵魂和活力就在于城市的文化特色。如何利用好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如何留住城市赋予我们的美好记忆和历史风采并把它传承下去，是我们今后着重努力的方向。尤其在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曾经作为运河之都的淮安，更应该保持其先进性和特殊性地位，担负起重要的历史责任。
 
 
注释：
[1]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p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李令福：《中国古代都城的起源与夏商都城的布局》[J].太原学报，2001，（3）.
[2]彭兴业.《首都城市功能研究》p1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根据彭兴业《首都城市功能研究》一书中之观点，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在目前资料较完整的186个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的首都城市功能属于单一型（单纯为国家政治中心），其分别为美国首都华盛顿、瑞士首都伯尔尼、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印度首都新德里、前西德首都波恩、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而且他们建都时间都已是在现代阶段，最早的为华盛顿（1800年），最晚的是伊斯兰堡（1969年迁都）。
[4]李瑞：《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p27.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论文，2005.
[5][18] 淮安市志办公室：《锦绣淮安》p2、p26，方志出版社.2004.
[6][11][13][14]李治亭：中国漕运史》p116、p161、p232、p288，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
[7]《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八.
[8]（明）李濂：《宋都汴论》，载《汴京遗迹志》卷一八.
[9]《宋史"河渠志》卷六.
[10]《宋史"河渠志》卷九六，《宋史"食货志》卷一二八.
[12]《（光绪）淮安府志》卷八《漕运》，光绪十年甲申刊本.
[15] http://www.yangtse.com/pub/yzweb/dzbpd/jstmb/t20060314_47379.htm.张受祜：《谁是“中国运河城”》[EB/OL].
[16]《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
[17]《重校元典章"户部八"船只》.
[19]《（光绪）淮安府志》卷二《疆域》，光绪十年甲申刊本.
[20][21]《（光绪）淮安府志》卷三《城池》，光绪十年甲申刊本.
[22]丁晏：《淮阴说（上）》[A]，载谭其骧编《清人文集》第二册《地理类编》[C].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23]丁晏：《淮阴说（下）》[A]，载谭其骧编《清人文集》第二册《地理类编》[C].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24] [25]《（光绪）淮安府志》卷二十一《学校》，光绪十年甲申刊本.
[26]淮阴市志办公室编：《淮阴市志》第42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