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1877—1925）字天梅，别号钝剑、汉剑，清松江府金山县人。周实（1985—1911）字实丹，号无尽，别号剑灵，清淮安府山阳县人。二人家乡分别在大江南北，天梅长实丹8岁。1906年，22岁的周实丹方走出苏北小城，赴金陵求学，接触“外部世界”；而此时的高天梅已从日本留学归来，是同盟会江苏省主盟人，在上海创办报刊、健行公学，已名震祖国东南一隅。一位是思想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位是声名显赫的大诗人，此二人何以建立起不寻常的友谊，而在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又走着不同的革命道路，这是南社学研究的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
  不寻常的晤面与友谊
  周实生于山阳县（今淮安巿淮安区）东南车桥镇上一户破落世家。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大清”王朝面临全面崩溃，“列强”图谋瓜分中国的阶段。他聪颖好学，在“无尽庵家塾”读书时，塾师所教的儒家经典，远远不能满足其对知识的渴求和了解外部世界的欲望。山阳地处淮南，“介乎二畿之间，为东北之要冲，长江大河所犄角，其民族强悍，自古以武功著称于史册。”（姚石子：《淮南社序》）这里，古有击鼓抗金兵的巾帼英雄梁红玉；毁家建义军抗倭的状元沈坤。1841年关天培喋血南疆虎门的故事在家乡广为流传，城内耸立着“关忠节公祠”；1895年左宝贵血洒平壤城头，淮安城北古镇河下有其祠堂和衣冠冢。所有这些，对少年周实的成长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3岁，“读《美利坚独立史》、《法兰西革命纪》，甚愤专制政体之惨无人道，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尤深印于脑不能去，于是种族之见遂深。”（周伟：《周烈士就义始末》）及长成后，他豪爽不羁，自称“江淮穷士、湖海狂生”。强烈的反清思想、慷慨激越的诗篇，使青年时的周实即饮誉大江南北。到金陵读书后，初入宁属师范，一年后，因不满学校课程的守旧和管理员的横暴，愤然退学，与族兄、亦南社早期成员的周伟（字人菊）同考入两江师范学堂预科。其间，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批旅宁求学的热血青年，时有“江北二周”之称；与其同时殉义的阮式，又有“淮南周阮”之说。
    周实的诗词才华和组织才能，引起了活跃于江浙、沪上革命家的注意，于是，高天梅和周实丹建立了通讯联系，经常的书信往来与诗词唱和，又使他们建立起革命的友谊。1909年秋，南社酝酿成立时，高天梅、高吹万书来邀请周实去苏州参加南社成立的第一次雅集。这时，周实正举家南迁，不得分身，遂寄去《偶成》、《重九》、《秦淮晚眺用人菊过射阳湖韵》、《秋虫》等诗（刊《南社丛刻》第一集）。高天梅因“江督端方屡次想逮捕他，却苦于没有机会下手”（柳亚子：《我与南社的关系》），而不能赴姑苏（另一说为长春郭长海先生以高天梅诗“败人佳兴豚儿病，待我明春虎阜游”句，实因儿子生病而未到会）。高天梅赋诗《十月朔日，南社诸子会于吴门，以事羁不得往，姑期明春再图良晤，吟成长句，写寄同人》：
  铁匣沉埋古井枯，不成遁世岁云徂。

  德星聚处天犹醉，惊隐风高道未孤。

  岂少诗篇存甲子，尽多人物在菰芦。

  独怜唱徹公无渡，薇蕨春光要沽酒。

  周实丹吟诗《南社诸子雅集吴门，松江高慧子以事不得与，赋诗一章分寄索和，因草此复之》：

  天地荒寒万木枯，词华消尽岁华徂。

  每思大漠雄心动，独念花亭鹤泪孤。

  恍惝难凭鱼啖絮，苍茫不语雁衔芦。

  相怜惟有杯中物，取次呼僮踏雪沽。

  1910年秋，高天梅偕夫人何亚希、从叔高吹万，友人姚石子、蔡哲夫、朱少屏结伴同游金陵，访周实丹于两江师范。天梅与实丹“虽屡以诗词相质证”，但从未谋面。他们的会晤颇具“戏剧性”。高天梅在周实丹牺牲后回忆当时的场面写到：“是日，晤实丹竟不相识，然观其动静，窃以为实丹也，而实丹见予，亦以为必钝剑。何以故？以非高钝剑断无此狂态。”及互通姓名，果然。于是，二人“相与握手大笑”，饮于三牌楼酒家。天梅即席赋《南都遇周实丹喜赠》，实丹作《和天梅见赠韵》以答：

  九州谁与共袍裳，风雅沉沦亦可伤。

  安得渐离携筑至，衔杯剪烛共商量。

  真是英雄相见恨晚。显然，高天梅为民主革命广结贤达积蓄力量而击节歌唱；周实丹则为投身革命找到同道知己而欣喜若狂。

  此时此地，共同的思想，相似的性格，相近的诗风，使这两位诗人兼革命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投入反清斗争而努力。高天梅等人在宁逗留半月有余，周实等淮籍同人与之凭吊明故宫、明孝陵、常开平墓，登北极阁，谒方正学祠，观血迹石，游玄武湖、莫愁湖。每到一处，均流连光景，唱和盈帙，同游归来，常常酒痕墨沈，狼藉旅邸。

  天梅与实丹神交有年，相思“剧苦”，这次非同寻常的晤面与聚首，使情感得以迸发和释放。实丹虽自称“山阳酒徒”，但他嗜酒而不善饮。事后，天梅写道：“实丹本不能酒，而予则非酒不欢。爰与周人菊、曹书城摩拳赌酒，拳未败而酒已醉矣……。予醉归后，亚君笑对曰‘君本不易醉，今醉若此，定为实丹……。’”真乃“伤心人遇伤心人，未有不醉者。”天梅期待着“他日民国成立，与实丹相见正复不远”，遗憾的是天梅与实丹的第一次见面，也成为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周实做诗每每酒酣兴起，不择纸笔，随意图改，任意砍削、抛弃。然而他十分珍视这次与天梅等人的交往，把所得纪游诗一百余首诗词亲自结集成册，定名《白门悲秋集》。因为《集》中诗词作者绝大部分是南社成员，所以作为《南社丛刻》集外增刊发行，分赠给南社社友。

  不相同的道路与终结

  1909年秋冬，高天梅与周实丹的聚首，无疑对二人，特别是对周实丹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我们通读《白门悲秋集》中二人的诗词，虽均抒发各自“胸中悲凉拂郁之气”，忧国感时之情。但可以明显感到高天梅所作显得理性、沉稳；而周实丹的诗则显得炽热、激进。

  城郭人民异昔时，天涯握手鬓先丝。

  相逢且自吟桃叶，便醉终教忆柳枝。

  国事每为名士误，高歌肯让古人痴。

  孤云幻作降旛旗，看到模糊不自持。  
  高旭：《南都遇周实丹喜赠》

  秋风禾黍断肠时，游子何心折柳丝。

  灰冷红羊重话劫，月明乌鹊尚无枝。

  人非顽石难填恨，世纵多金肯卖痴。

  特发狂言君记取，风骚歇绝共扶持。

  周实：《和天梅见赠韵》

  在“世方多难，国亡灭族之祸岌岌焉悬于眉睫”之时，周实不加掩饰地坦露了投身革命的志向和情怀。再举实丹诗两首如下：

  天崩地坼日月毁，金门玉宇灰飞矣；

  片瓦区区独在此，三百年埋荆棘中。

  一朝获遇高剑公，幸哉此瓦全始终。

  吁嗟乎！瓦则全兮国奈何？

  侧身四顾妖云多，剑公剑在无蹉跎！

  《题天梅所藏孝陵瓦》

  在清王朝仍然统治着中国大地之时，周实如此慷慨悲歌，表现了诗人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

  周实后来在《忆钝剑》中又写道：

  少陵身世一沙鸥，深恐蹉跎便白头；

  我剑无灵君剑钝，人间何处托恩仇。

  千年荆聂骨成灰，谁是擒蛟剚虎人？

  与子消沉文字海，野萝山鬼泣灵均。

  从诗中可以看到实丹寄语天梅，正话反说，不能消沉于诗词文字，历史上的荆轲、聂政已经化为烟尘了，现在我们就是“擒蛟剚虎”之人，要磨自己手中的剑，莫错少年有作为的时机，杀上民主革命的战场。

  周实不仅是诗人，也是革命家；他不仅说了，而且做了。一年以后，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两江师范，他组合各校学生七百余人，准备在宁举事响应起义。由于当时南京为张勋、铁良固守，未能遂愿。时柳亚子、朱少屏函召周实赴沪商讨两淮光复事宜。周实当即赶往会晤。在领受任务后，旋即返淮，带领旅宁、旅沪青年，光复了淮安。但由于年青，缺乏经验，周实在这场轰轰烈烈斗争中献身，遂了“英雄已分沙场死”的夙愿。

  周实丹从小入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青年时外出求学，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在同盟会和南社的指引下投身于如火如荼的辛亥革命，直至牺牲，他的人生道路单纯且明晰。

  然而，高天梅的思想演变和人生历程则比周实丹“复杂”“曲折”得多。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年轻的高天梅看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更令他愤世嫉俗、焦灼不安。“东三省地非我有，盖棺论定果谁咎？李合肥殆祸之首，甘向伪廷作走狗。”（《新杂谣》）还创作《女子唱歌》，反对女子缠足，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女子读书，“同为国民宜爱国”。维新变法运动时，他成了康梁的忠实的拥护者，“南海真吾师”。戊戌变法的失败又使他由单纯的爱国青年转变为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观念狂热的鼓吹者，创作了《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国史纪念歌》等爱国诗歌。1904年秋到1906年初，高天梅在日本留学，这种热情进一步升华为“民主共和”思想，找到了革命战友，与康梁彻底决裂，这时他的《光复歌》、《逐满歌》、《海上大风潮起歌》极力宣传反清民族革命的主张。天梅回国后在上海的一段时光，是他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从事革命活动的黄金时期。他主持同盟会江苏支部工作，创办健行公学、《民报》，建立秘密革命联络点，联系江浙、两湖来沪的革命同志。一时，“夏寓”成为上海乃至东南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心。7月下旬，中山先生还在黄浦江的邮轮上接见了高天梅等健行公学的领导人。

  高天梅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清政府当局的注意，两江总督端方要来封校捕人。高天梅在事前得到情报，侥幸逃脱，“夏寓”被迫关闭，公学解散。这次革命的挫折对天梅的影响深刻。此一去，“杜门家居，一隐三年”，包括南社的最初几次“雅集”均“因事”没有参加。

  辛亥以后，高天梅凭借同盟会江苏主盟人、南社发起人的身份和在上海革命活动的名望当上了众议院议员。因为当政者和众议院的“队伍”大部份人均是满脑袋封建思想的清代“遗老遗少”，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谈何容易？数年的“议会”实践，高天梅总是兴致勃勃北上南下，又一次次愤懑拂袖而去。中国政坛是“你未唱罢我登台”，战争连年不断，国家没有丝毫进步，百姓依然水深火热，这使高天梅感到失望和心灰意懒。此时的高天梅虽然用自己手中的笔揭露北洋军阀玩弄议会于股掌之中的倒行逆施，但最后仍然没有做到“世人皆醉我独醒”，成了“猪仔议员”，遭到昔日友人的强烈批评，“从此割席”。他心情抑郁，不作任何辩解，悽然回乡。1925年8月，因病离世。
  高天梅和周实丹无疑都是江苏（包括当时上海）光复的重要人物。辛亥前，高天梅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和宣传组织工作，使江苏地方的光复有了较好的思想基础。在革命受挫折后，他虽人在乡里，但没有灰心丧气，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隐居”，仍然联络同志，积极发起组织南社倡议，时刻关注各地反清起义斗争，继续联络组织同志，使江浙沪成为全国革命形势较好的地区之一。这一点，高天梅功不可没。

  周实丹作为一名高校学生，积极投身革命，在上海、苏州、镇江、扬州相继光复，革命军攻打江宁受挫的时候，“身陷危城”的周实毅然接受同盟会的指派，回到家乡，组织“学生军”，光复了淮安府城，有力的支援了革命军的行动，推动了江苏光复进程，这在江苏乃至全国辛亥革命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南社早期的人物中，周实其人其事其诗，现今的学者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人中，周实可说与秋瑾是相似的。不但襟怀的激烈，临事的英勇，彼此共同；而且诗作中主题的鲜明，调子的激昂，也极其相近，至于题材的多样，形式的变化，周实似乎更为显著些。”（白坚：《南社杰出诗人周实》，载1962．5．26．《人民日报》）杨天石、刘彦成在《南社》一书中写到：“周实有激昂的爱国热情，据同时代人回忆，他纵谈时事，常常中宵起舞，太息流涕，多忧国忧时之音。他的诗，是青年爱国志士拯救祖国危亡的热烈呼喊。”在评价周实《消息》一诗时更这样赞赏道：

  诗人想象着武昌前线当时的情况：皓月当空，汉帜飞扬，起义军将士们正以挥戈返日的精神浴血奋战。“英雄已分沙场死”，周实作好了慷慨牺牲的准备，这首诗即是他的绝笔。在此之后不久，诗人即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在南社成员中，有不少人为民主革命献出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宝贵生命，在这长长的名单中，周实因牺牲的时间较早，总是排在第一位，受到后世人们的怀念与景仰。

  长期以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见诸于报刊和有关南社的著作、专论对高旭的评价是不高的。如说他“语言豪壮而行动怯弱”（见《南社》），说他“封建思想仍颇严重，参加革命并不坚决，在危险关头曾畏缩逃避”，更说他参加民国后的议会活动，“逐步堕落成资产阶级政客”了。（章培恒：《论高旭的诗》，1965．9．19．《光明日报》）一个人，包括一个革命者都应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而这种选择往往与所处的社会环境、革命形势、家庭变故、朋友交往等许许多多复杂情况相关联的。在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在反动势力疯狂扑来的危险关头，有的革命者趁势而上，不怕牺牲，固然精神可佳；有的革命者出于主客观种种原因，决定避让，也是无可厚非的。这是对人的生命的珍重。一个革命者在革命的某个阶段，对周围发生的事产生困惑，甚至动摇，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不能容忍的。在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前辈学者、革命者，对于发生在他们身上事，更应该有一种包容的态度。

  “君真知我应能谅，事有难言且闭门。”这是高天梅在《寄亚卢》中写的两句诗。现在应该是“应能谅”的时候了。辛亥前，高天梅创作了大量富有激情、鼓舞人心的诗歌，也亲身参加了民主革命活动，是有目共睹的；辛亥后，“民国”取代了帝制，“共和”的招牌亮出来了，“代议制”建立起来了，不管说“袁世凯时代”和北洋时期，社会如何黑暗，军阀如何不好，这毕竟是中国历史向前跨出了一大步。高旭的生命最后十余年，总体上说是为推动中国社会民主进程做了种种尝试和不懈努力，仍然是值得肯定的。今天的南社学研究者不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应在充分挖掘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认真踏实的梳理，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总之，周实丹、高天梅都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南社的贤者。今年是高天梅诞辰130周年，纪念先贤，为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民主进程发展，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