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就是某个家族的几代文人构成了一个文学家、诗人群体，即文学世家。探索和认识这一文化现象，对于深层次的研究封建时代的文化艺术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古代祖孙、父子、兄弟、夫妇能诗文者不乏其例，而明清时期文学世家尤为显著。
      淮安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清初，出现以邱象升、邱象随兄弟为代表的邱氏文学世家、以阮学浩及阮葵生、阮芝生父子为代表的阮氏文学世家，到清季中叶出现了以丁晏及丁寿昌、丁寿祺父子为代表的丁氏文学世家。这些文学世家的形成、消失与当时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山阳邱氏文学世家兴起于明末，没落于清嘉道年间，历时近三百年。由于年代较远、资料匮乏，现在已很少有人提及。其实邱氏文学世家的兴衰过程，与清王朝的兴衰是同步的，所以更具有代表性。生活在清末的邱宪（原名崧生）“惧先业之颠坠，乃掇拾于炱朽蟫断之馀，随其所得，以次编纂”（俞樾《邱氏家集•叙》）辑成《邱氏家集》。俞樾读了感慨系之，为之作序。邱宪在该集的《跋》中写道：“窃计胜国以来，吾宗擅文笔有著作者近四十人，今亡佚太半……乾嘉以前门族颇盛，世守彝训，底励名节，或仕绩著于里乘，或德行称于乡闾，宪在髫龄，耳聆已熟，嘉道以后，子姓沦落，朱紫弗耀……”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邱氏文学世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消失了。
   山阳邱氏在明初“自明州（今宁波）迁淮”，到邱宪辈相传共十五世。而邱氏在文学上有成就则从明末邱度开始的。邱度，字汝洪，号震冈，幼年得明代大文学家吴承恩指授，刻苦攻读。万历丁丑（1577）进士，授南康府（今江西星子县）推官。度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南康有官奴杀人占民田，官不敢问”，他到任后，惩办恶奴，归还民田，“一境肃然”。后邱度“以治行征授户部主事”，“出守汝宁、归德二府”。时宰相张居正被诬下狱，邱度抗曰：“天道不可欺，力白其枉。”因而遭株连罢官。邱度一生历经宦海沉浮，回归故里后，以诗文自娱，将主要精力教育后代，为邱氏文学世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邱氏家集》中收其诗四首。他的诗淡泊清新，无雕琢痕迹。如“老来无一事，祖孙共嬉娱，入室扶鸠杖，逢人誉凤雏……”（《大欢止稚子》）。
   邱氏文学世家真正形成于邱度的第三代“象”字辈，以邱象升、邱象随为代表。其父邱俊孙（1609—1689），明崇祯癸未（1643）进士，官汉阳知府、山西布政使。他步入仕途后，正值明清两代变更时期。他反对清兵在江南的屠杀政策，清初，“王师下江南，疑六合有变，俾率屠之”，邱俊孙从儒家“仁”、“恕”出发，“单骑往谕”，劝说人民不要反抗，甚至率父老出迎“王师”。清兵“不戮一人而六合定”。后来，他弃官回乡，闭门修身，是一个令人捉摸不定的人物。
  邱象升（1630—1690），字曙戒，号南斋，邱俊孙三子。幼颖悟，在祖父、父亲的教育熏陶下，学业进步很快，颇得长辈欢心与赏识。邱度诗中的“凤雏”，即指象升兄弟。象升十五岁为诸生，顺治辛卯（1651）入太学，甲午（1654）“举于乡”，次年又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丁酉（1657）授编修，己亥（1659）升侍讲，庚子（1660）外放琼州通判。
   满州贵族入主中原以后，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征服统一南方的战争，邱象升身为清廷命官，对清王朝统治者武力征战十分不满，与江南反清爱国人士有广泛的接触，还参加淮地爱国诗人组织的“望社”。只要他在淮，望社活动均积极参加，有诗歌唱和。六次拒绝清廷征召、不愿出仕的爱国诗人张养重（号虞山），就是邱象升最好的朋友。张养重欲去南方联络抗清义士、参加抗清斗争。邱象升冒杀身灭族的危险，约其同赴琼州。
      康熙丙午（1666）邱象升调任武昌府通判。武昌府所属通城的崇仙、修竹、三里等乡的农民因不堪酷吏的欺侮、压榨，揭竿而起，进攻县城。官兵与乡民对恃，情势十分紧张，巡抚欲“发兵击之”。邱象升竭力劝阻，剖陈农民起事原因主要是赋税太重，加上县令“无状，击累敲扑穷民”，故“疾首无告，铤而走险”。邱象升极力主张抚恤乡民，平息了事态，免除了一场流血征杀。康熙庚戌（1670），因母故，回淮服丧。康熙戊午（1678）邱象升“补大理寺左寺副”，在任五年，“引经义，平反大狱”多起。当时原已降清的明朝将领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先后在云南、广东、福建起兵，康熙在平定所谓“三藩之乱”时，大开杀戒，邱象升以为“军民为所煽惑……公引律文，逃叛自首及还归者减罪二等争之”，“活数千人”拯救了不少“协从者”。康熙壬戌（1682），以父老归养，庚午（1690）病逝于淮。
      邱象升的诗歌遵循“言志”、“无邪”的原则，是自己心声的表白，深沉感人。他既要忠于清王朝，又反对清廷年年征战，滥杀无辜的政策。他的诗歌常常抒发了自己那种矛盾的心态。“丈夫爱平生，身名贵自全；安能事磬折，与世相周旋。”（《拟古五首》）。1660年，邱象升与张养重同赴琼州，途经扬州，弃舟登岸，满目萧瑟，此时去“扬州大屠杀”不几年，他无限感慨：“极目平山外，征帆何处收？”（《花朝泊广陵与张虞山舍弟季贞分韵》）去海南千里迢迢，心力憔悴，他写到：“问路雷阳尽，荒残景物非。草深人影没，山转毂声微。雨霁秋如洗，天空鸟不飞。仆夫俱况瘁，何日解征衣？”（《遂溪道中》）在清初，这样直率坦露作者胸臆的爱国诗歌实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邱象升“笃友谊，不以死生易心”，晚年回淮，与昔日诗友切磋探讨，虚怀若谷，怀念故友的诗歌写得情真意切。爱国诗人张养重死后，为其搜集遗作，张的诗歌中有不少反清的内容，在文字狱初行之时，冒着风险，刊刻遗稿，保存了极为珍贵的资料。邱象升有《南斋诗集》行世，另有《鷇音》、《入燕》、《岭海》、《白云草堂集》等著作。
      邱象随字季贞，号西轩，俊孙四子，象升胞弟，生卒年月不详。“年十四工诗，与兄象升有淮南二邱”之美誉。（《重修山阳县志》）。康熙十八年（1679）以拔贡生博学鸿辞，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历司经局洗马”（同上）。据阮葵生《茶馀客话》记载：清大诗人王士祯司理扬州时，曾作《燕游红桥》诗，“一时传为绝唱”，“和者遍大江南北，以吾乡邱季贞先生一阕为最”。季贞著有《葩经之房录》、《西山纪年集》，编有《淮安诗城》。他的诗文意境深邃，局度精整，客观地反应了清初的社会现实。清入关后，铁蹄踏遍中原大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清统治者为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曾下令圈地，直隶“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山东“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清世祖实录》）。邱象随在应诏途中目睹了这些凄惨景象，在其诗歌创作中作了如实反映。“清晨发何处，尽日行冥冥，百里无人迹，三春草不青”（《河北道中》）。“西北方灾旱，东南久战荒”（《赠庶孙怍庭严灏亭王伯咨张鹤生改给谏》）。“莽莽山东路，骑驴昧所之，关河游子泪，墙壁旅人诗。梦熟还家远，神疲出店迟，何年遂耕作，永与洛尘辞。”（《旅店题壁即用壁上韵》）
   邱迥（1672—1740）字迩永，象升子，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著有《翼堂诗集》。迥为廪贡生。“所居桐园，积书甚富，游王士祯、朱彝尊之门，学术深邃，尤长于诗而深有矜慎，未尝苟作。”（《重修山阳县志》）由于上辈的辛苦经营，邱迥辈有了一个闲适安静的家园。邱迥的诗，以抒发个人恩怨、朋友唱和酬答为主。“入学欲为何？竟思拾青紫。差谬岂毫厘，贻误自其始。”“位高而无德，不如习耕籽”（《闲居杂述》）。
   邱迥有四子。邱柱，号天峰，乾隆己未（1739）进士，翰林院编修，颇得乾隆帝的赏识。《邱氏家集》中收有《瀛台赐宴恭和御制原韵》四首；邱重慕，号长孺，“善书法”，又是一位理学家；邱重禧，字德才，“书法冠一时”；邱谨（1723—？）字庸谨，号浩亭，在兄弟中文名最高。
  邱谨“资性敏特，于文章过目即能闇记，凡书、琴、棋、画、医方无不精通”、“由拔贡授六合教谕，辞疾不赴”，所居桐园“储经史子集甚富，名流过从啸咏其中。”邱谨这一辈，是邱氏文学世家的“鼎盛”时期。时人称“浩亭诗文潇洒浑脱”、“诗以温柔敦厚为主”，所作得“吟风咏月之趣”（周龙官：《浩观堂集•序》）。邱谨生活的年代，是清廷逐步走向“乾嘉盛世”的时代。清统治者以“恩威并重”的手段逐步把知识分子纳入自己设计的“轨道”。邱谨和画家边寿民、诗人周振采、陆立等，是著称于时的山阳“曲江十子”之一。邱谨著有《浩观堂集》。他虽然写过一些真实反映自己思想的好诗，如《拟怨歌行》等，但赞美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庸作，充斥于他的诗集中，有的达到令人厌恶肉麻的程度。“甘雨和风遍八埏，欢声喜气满尧天；市儿拍手齐歌舞，唱道乾隆万万年”（《乾隆圣德谣》）。
      在邱氏文学世家中，能诗文者当然不止上述诸人。到道光年间有邱广业，光绪年间有邱心坦、邱宪，还出了一位女作家邱心如。就传统意义上说，其文名诗名已大大逊色于他们的前辈。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与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新民主义的文化》）邱氏诗人，尽管个人的经历、作品内容有着这样那样的的差异，但都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有着密切联系。文学世家形成的原因，首先是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从隋唐至明清，均以科举取仕，文学世家就是儒生读书入仕而遗泽后世形成的。封建士大夫深深懂得“缙绅家诽，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明王士性《广志铎》）。当他们一旦得势以后，便为子孙创造优越的条件，努力教育子孙读书，走科举道路，只要政治上不衰落，世家才能得以延续与发展。山阳邱氏文学世家就是如此。据不完全的统计，邱氏家族从明至清，中进士的5人，中举的21人，由拔贡、征辟入仕的15人，是秀才的人则更多。清初建于淮安城内西长街的桐园，是邱氏家族世代居住的地方。从邱氏诗人的诗词中，知道桐园曾不断扩建，颇具规模，环境幽雅。邱氏家族成员就是在这里课子苦读，繁衍生息；从这里走向社会，步入仕途。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文学世家的精神支柱。在封建文学世家中一般藏书甚富，还有“家训”、“格言”之类的东西世代相传。所谓“家学渊源”亦即如此。山阳邱氏文学世家当然也不例外。儒家的“共性”与邱氏的“个性”混合而成的《邱氏家训》，乃邱氏子孙必读的“课本”。他们从“家训”中得知做人的道理，祖上的“荣光”，懂得只有读书入仕、才能光耀门庭。邱氏家族的成员把儒家道德观念作为个人言行的最高准则。上文曾提到的邱俊孙，由于恪守儒家的“仁”、“恕”，做出了率百姓降清的蠢事，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社会人文环境是文学世家得以形成发展的外部因素。康熙、雍正、乾隆毕竟是我国封建社会有作为的君主。清王朝的统治稳定以后，他们极力提倡程朱理学标榜客观唯心主义，把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的“经世致用”引入“避世”的轨道，于是经学、理学、考据学、音韵学大盛，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被转移。这是当时社会的大环境。
   淮安在明清之季是鼎盛时期，人文胜迹，随处可见。距淮安城仅三里的河下古镇是淮盐的集散地。这里园林处处，湖光水色，相映成趣，著名“曲江楼”即为一例。南来北往的文人、画家在这里唱和、泼墨。清初，出现了诸多学者文人，其中著名的有考据学家阎若璩，经学家李铠、任瑗，金石家吴玉搢，散文家阮葵生、韩梦周，诗人张养重，画家边寿民等。顾炎武、吴伟业、王士祯、朱彝尊、阎尔梅、万寿祺、毛奇龄等都到过淮安，有的曾在淮安住过一段时间，甚至在淮安定居。这样的文化氛围，就是邱氏文学世家形成的社会“小气候”。
      邱氏文学世家在清初文坛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邱氏诗人与清初作家、诗人均有广泛的接触和交往。邱俊孙、邱象升的墓志铭分别为古文家汪琬、大诗人王士祯撰写（见范以煦：《淮壖小记》）王士祯对邱象升、邱象随的诗文推崇备至。大才子袁枚《随园诗话》有这样一则：“诗得一字之师如红炉点雪，乐不可言……余《咏落花》云：‘无言独自下空山’邱浩亭云：‘空山是落叶非落花也’应改‘春’字……浩亭诗学极深，惜未得其遗稿。”可见袁氏对邱谨的诗学成就是极为赞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