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伯陶涛出生于1931年，是黄埔军校第23期学员（即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批学员），其跌宕坎坷的一生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其逆境求生的生命历程堪称奇崛悲壮。
　　陶涛十六岁那年的秋天，也是抗战胜利的秋天，由于家乡不靖，他随在外工作的父亲辗转路过镇江时，在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神气英武的青年军，因此引发了报考军校的动机。不久，幼时就随祖父陶钟云熟读了很多古文经书的陶涛，顺利跨入了心目中理想的大学。黄埔军校，这座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传统光荣历史、造就了众多革命将星的地方，那一刻在大伯心目中是神圣而充满希望的地方！
　　然而及至踏入校园，陶涛才发现，他理想中的校园并非想象中的净土，他所目睹和听闻的，多数是令他感到困惑、迷茫和失望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得年青的陶涛仿佛误入了一条黝黑无边的隧道。
　　希望再次被点燃时，已是两年后。
　　1949年12月25日，当解放的号角吹到中国大陆的最后一隅——四川成都时，第23期黄埔军校教育处处长李永中在征得全体学生同意后，于郫县宣布起义。“从今天起，我们再不做统治者的工具了！我们得到了光明，找到了真理，再不在黑暗中摸索，再不受腐化思想来支配，我们真的解放了！记住，1949年12月25日，是我们新生命的诞生日！......努力吧，改造好！......社会在不断进步着，要牢记祖父的话：要做社会上一个有用的人，当心不要做时代的落伍者！......‘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那一天，陶涛在日记中激动地写下了以上的话，以此鞭策自己，并暗下决心要彻底改过自新，争取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起义后的他们被整体改编为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
　　陶涛不知道的是，对于一个人漫长的一生来说，这段短促的似乎可以被忽略的历史，却将葬送他大半生的黄金年华。
　　1950年6月末，陶涛和他的同学们开始满腔热忱地接受解放军各种新思想的洗礼。
　　在学习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后，他们的思想开始有所觉悟。针对这样的变化，上级部门开始发动“现思想、讲老实话”运动，具体做法是，比如缴出过去的反动文件、证章，以及隐藏以非法手段获得的金银资材及武器等等。运动约半个月左右结束，全队经评功会评定选出功臣共十三名，陶涛是其中之一。那是出身所谓地主家庭的陶涛第一次得到人民的奖励，他的内心感到了无上荣光，同时也略感惶恐，想着唯有加倍努力才能报答人民赋予的这份盛情、厚爱。
　　经过七个多月的学习后，他们顺利毕业。毕业后的陶涛被分配到了四川眉山军分区，担任团直管理处文化教员。这是陶涛新生活的开始，也是他对过去旧营垒的彻底背叛。为表明自己献身革命、献身人民革命军队的决心，其思想之炙烈，近乎白热；言辞之尖锐，近乎极端；行动之激进，近乎狂躁；大有“刺心以自明，刎颈以见志”之气概，恨不能重新投胎做人，不失为一个地道的旧制度的叛逆者。
　　即便如此，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陶涛依旧没能逃脱得了时代之手的捉弄。1955年夏，正当他事业有成、有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之时，部队里“左”的组织路线开始日益发酵，“出身望族”、“历史不纯”的他，理所当然地被责令复员了。
　　复员后的陶涛，在极度的矛盾痛苦中，回到了老家江苏淮安。
　　命运将他无情地抛进了生活的深渊，是在深渊的谷底自生自灭，还是挑战命运在谷底重觅希望，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严峻的人生课题。“生活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时候并不是按照严格的逻辑发展的”，彼时他的头脑中一直回旋着一本苏联小说中的话，具体哪本小说他已记不清，但这句话却成了他冲出谷底、不断向上攀升的强大动力。为了重圆自己的校园梦，年青的陶涛一边在家乡的三庙小学代课，一边刻苦复习。最终于1956年暑假，以高分第一志愿被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 历史系录取。因他有5年以上军龄，在校享受调干生待遇。
　　负笈姑苏期间，本就家学渊源的他，除了专心学习专业知识外，更是涉猎广泛，博览群书，练就了扎实雄厚的学术功底。“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为了逃离无谓的运动再给自己惹来祸端，那时的陶涛一度成了同学眼中离群索居之人。
　　然在那个一切唯种种运动为上的年代，外表丰神俊朗、内里博学多才、且背负着“黑历史”的陶涛，却始终没能逃脱得了宿命的安排。1958年冬，因为同学中小人罗织的数条莫须有的罪名，陶涛被以“历史反革命”罪逮捕，判刑7年。1959年春，随着一批鱼龙混杂的“反革命”，陶涛被发配至青海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未届而立之年，却遭受了人生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不幸，陶涛黑暗的人生负荷早已超出了同龄人数倍，面对诡谲多变的人生之旅，家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却又无能为力，因为此时他的亲人们也都因家庭成分问题而自顾不暇。
　　青海，是当时全国各省劳改犯集中地之一，气候之严酷被称为“中国的西伯利亚”，加之当时正值三年大饥荒，故而初到此地的犯人一时疾病蔓延，医疗力量严重匮乏，为此青海省劳改局决定在劳改犯中挑选文化水平较高的年青人来当“犯医”，然后进行为期一年的医务培训，陶涛有幸成了其中的一员。学习结束后，他先后被发配到柴达木盆地的查查香卡农场和香日德农场，成了一名“犯医”。这个身份，规定了他既要在大部分的时间干体力劳动，接受改造，同时又要奉命为犯人治病。严苛的生存环境使一介书生的陶涛开始接受生死考验。
　　彼时的陶涛，面对自己的遭遇和处境虽然充满种种不惑和迷惘，却从未放弃过对生活、生命以及对时代和真理的思考，他对待一切的态度仍是宗教徒般的虔诚，特别是对知识的渴求。此时，书籍成了他战胜一切艰困厄运的精神武器，他相信在书籍中一定能找到绝壁中的攀手。
由于“犯医”的特殊身份，使得陶涛首先有机会接触到的是医书。1963年7月，结束了在查查香卡农场3年2个月的劳改生活后，陶涛又被调遣到香日德农场。强体力的劳动，加上不遗余力地自修医书，此时身高近1.8米的陶涛，体重只剩了110斤。
　　到了新的劳改单位，生活环境改善了很多，陶涛对自己的要求也愈加严格。为能使患者“针”到病除，此时的他开始钻研针灸疗法，而这时的学习环境之严苛，从他1963年7月25日的日记中可见一斑：“连日来最感睡眠不足，本想趁机大睡一场， 但韩琏有一本承淡安编著之《中国针灸学》，此书很久以前就想阅读，一直没有找到......今日得之，甚喜。又想起郑大夫当年的学习精神，于是坐在坑上一气阅读下去，竟忘记了疲劳，忘记了睡眠。晚饭后，仍不思释卷，直至学习时间已到，仍不知止，恰被赵队长碰见，批评不重视犯人纪律的学习，就是不重视思想改造，并将书拿去了。这的确值得今后注意，个人钻研必须在绝对不影响思想改造和劳动生产的原则下进行，必须绝对在不侵占学习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前提下进行。个人钻研医务技术，虽然不是坏事，但同其他任何言行一样，也应该首先认清自己的身份和现在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否则，就要犯错误，而这个钻研的本身反而也要受影响”。幸运的是，他的钻研没有白费，一个又一个的患病犯人经他针灸后获得康复，有些康复的犯人为了感谢他，将自己节省下的好吃的饭菜送他，都被他委婉拒绝。而他获得的最大奖励则是，赵队长将没收的书还给了他。为回报领导的信任，他购书看书的劲头更足了。
　　此时陶涛的父亲已经去世，而父亲去世时欠下的一百多
　　元外债，则成了压在他们全家人身上的一笔沉重的负担。母亲是旧时代过来的女子，劳动能力有限，偿还债务之事责无旁贷落在了陶涛和他弟妹的肩上。作为家里的长子，陶涛自然是还债心切。一边要帮助家里还债，一边需要花钱买书，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他，开始悄悄地用卖血的钱来维持所需的一切。多年以后，陶涛在黑暗漫长的七年劳改生涯中共卖了多少血，已经无从知晓，能确定的是，那时他买到的每本书的钱都来自输血站，据其日记记载，仅1964年5月26日一天，他就邮购了八本医学书籍。并且他在接下来6月7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我们的任务是修建大渠，现在是备料，背石头上山，每块规格是 30 公斤以上，150 公斤以下。已经整整一周了”这样的强体力劳动让人不得不怀疑已经危及到他的生存极限。这样的事，如果不是发生在作为我的至亲大伯身上，我也是难以相信的。但也正是由于他的拼命坚持，由于他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与汲纳，使他接下来终于获得了一个正常的人生，并得以圆了自己一生的梦想。
　　1965 年 11 月 ，陶涛终于服刑期满。然而，和所有服刑期满的人员一样，他虽然“刑满”，但并未被“释放”，仍需无条件地“留场就业”。于是，他又成了一名“就业职工”。
　　“就业职工”，是当时劳改农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专有名词。他们都是来自服刑期满的劳改犯，头上还戴有“反革命分子”等帽子，依旧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仍要服从管教干部的管教。来往信件，依旧必须经过管教干部的检查等等。总之，他们和来自社会上的青年学生或农民“职工”，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过既然号称“职工”了，劳动就是有偿的了，就可以拿工资了，也可以在规定的时期自费请假探亲了。
　　于是，陶涛第一次享受了探亲假，并在家人的帮助下，终于结婚成家，结束了“年已三十五，衣服无人补”的单身生活。我的大妈马志清出身淮安乡下的富农家庭，与大他十岁的大伯在同病相怜之余，一见钟情。婚后，因为出生不好而生活艰难的大妈，毅然随夫去了青海劳改农场。可是文革一来，农场又赶她走，说农场不容闲人吃饭，如果不走，陶涛四十六元一角一分的工资就要降到二十六元，并且还要接受隔离审查，被逼无奈的大妈只好返回老家投奔娘家。然而回到老家不久，她的父亲又去世，家乡再也没有她的容身之处。无奈，此时已是母亲的她只好再次投奔丈夫，为了生存、为了不再让人说她是“闲人”，她带着一岁多的大女儿和一架缝纫机，最终辗转千里又回到了香日德农场。到了农场，她以大无畏的勇气直接找到领导说：“中国人总得落脚在中国的一块土上，我跟着我的丈夫吃苦还不行吗？”，勤劳朴实的大妈说了一句极富哲理的话，农场领导无言以对，最后总算给她们母女上了户口。从那以后，为了生存，她补衣、修路、种田、打土坯......把能干的苦活累活都干了，总算立住了脚。后来，他们的婚姻在当地被传为佳话，大妈也被大家称赞为青海的“李秀芝（电影《牧马人》中的女主角）”。此时的陶涛仍在农场医院工作，这一年，他36岁，距离他第一次跟随父亲看到的黄埔军校青年军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他的从军梦想早已被现实碾作成尘，但他重登讲坛、再执教鞭的教育梦想却从未泯灭。
　　1978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国家开始改革开放，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蒙受了多年不白之冤的陶涛，开始了艰难的申诉之路。幸运的是，他的经历得到了当时江苏师范学院（即现在的苏州大学）政史系主任黄文浩老师的高度关注，他的申诉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79 年 10 月 23 日，苦苦等待了二十一年的陶涛终于接到了关于“右派”改正和“历史反革命”平反的正式文件，历史最终还给了他一个清白、公正。这一年，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陶涛，真正迎来了自己 四十八岁人生的“第二个春天”。为纪念人生中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他百感交集、满怀希望地在日记中赋诗一首：“丹书飞报意如何，塞外白杨胜婆娑。一篇未罢着南冠，廿载岂尽付东流。如烟往事难忘却，似锦前程重挥戈。董狐笔共太史简，神州再绘求实图”，全诗以宠辱不惊的淡定之姿，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欲浪遏飞舟大干一场事业的美好蓝图。
　　平反后的陶涛，最终选择了淮安师范学校（即现在的淮阴师范学院）作为自己人生理想的实现之地，在他短短十二年的执教生涯中，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红杉树园丁奖”金奖、全省“教育世家”等荣誉，参加过全国教育学和心理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他的公开课每开一次都是座无虚席，给在座的莘莘学子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其掏尽丹心化育延方的教育美德影响深远，最终用生命实现了祖父的教诲：“要做社会上一个有用的人，当心不要做时代的落伍者！”。不仅如此，担任着学校高级讲师的陶涛在教学之余还担任着江苏省政协委员、淮安市政协副主席、民革淮阴市副主委等，而在诸多的职务中，他最看重的还是他的讲师身份，并最将在讲台上生命的厚度和长度发挥到了极致。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从这两种意义上来说，我的大伯陶涛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他在隐忍中不断自拔、积极更新的意志力，促使他韬光养晦活成了家庭与社会的一束光！“长梦初醒两鬓霜，十载寒窗，廿载铁窗，坎坷历尽忘炎凉，宠也无妨，辱也无妨。休说朝霞共夕阳，总要登场，总要收场，花开花落自寻常，不欲芬芳，一任评量（六十岁感怀）”而他面对时乖运舛的命运，表现出的从容平和又促使他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股清流。
　　2022年严冬，受疫情影响，92岁高龄的大伯陶涛于老家淮安仙逝。我想我的二伯陶祖庚悲痛之余写的挽联，或许可以概括大伯不平凡的一生：“弃笔从戎，投身黄埔，驰骋巴蜀，拼满腔热血捍中华寸寸山河。从心从政，重挥教鞭，蜚声杏坛，捧一颗心来，不带走半根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