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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高舍村

2019/12/31 15:54:30    作者:王忠珍    阅读:1361    评论:0

  我的故乡高舍村,是美丽的绿草荡边的一个村落。六百七十户人家,三千一百多人口,二千七百多亩耕地。她位于淮安市淮安区泾口镇东南隅与宝应县西安丰镇接壤的绿草荡西陲。这里是典型的米鱼之乡。由于她濒临绿草荡,有优越的湖荡水产资源,大大丰富了家乡人民生产生活内容。这个小小绿草荡仅仅是里下河地区的一个蓄水囤子,方圆不足百里,在江苏省地图上占不到针尖点位置。高舍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以我们王氏家族为主的王、赵、贺、胡、施、史、郝、俞、张、朱、范、杨、汪、侯、潘、吉、卢等姓氏族门被朱明王朝“洪武赶散”从苏州阊门赶到这儿生息繁衍,已有六百年历史。对高舍村,我有特殊的乡土情结。这里曾经有清沏见底的湖荡绿水;有芦苇蒲草的芬芳;有鸡头、菱角、荷花的清香;有群鸟集聚的鸣叫........。这些在我的脑海里镌刻上了永恒的印记。这里的父老乡亲永远是我的亲人。
  我在故乡高舍村历经了青、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这里发生过许多故事:有的苍凉,有的悲伤,更多是令人欣喜。我把这些故事记述下来,传昭后人。
  旧时代的苦难
  由于百年落后的农耕文化,牢固地桎梏着高舍人民的心。他们只能在为活命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日子。旧时代文化落后是高舍人穷困的根源。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文盲率占成人的98%以上。晚清到民国村里能写信、写《合婚书》的先生只有朱连科、王立府两三人,后来有赵永昌、胡玉廣等廖若晨星四五个人。在这几个人手下读“私塾”的人也十几个人而已。所以,春节时,把别人写好的对联在自家门上倒贴的,把土地庙门前的“一方都土地,四季保平安”的对联拿回家贴的笑话传了几十年。晚清时,王家有个王永殿的祖儿,是我的祖父辈。他家稍为殷实,有几十亩水田,又开个碾坊,养上了一两头骡、驴,在村里就是上上等村民、“老太爷”班子了。全村99%的人家皆是佃户,对他惟惟诺诺,说话都不敢大气儿。有一次村南一个青年走亲戚,因穿了一条半旧无补丁的裤子(还是借的),走他家门前被他发现了,他把人家喊到身边声色俱厉的问道:“×××,这裤子也是你穿的吗?”此人一吓,被迫当场脱下,只穿一个裤衩子,把裤子挟到腋窝下,走到亲戚家村头时才敢重新穿上。村里为一个防火的水龙制修问题和一个北乡的杨姓铜匠打起了官司,王永殿认为,杨铜匠赚了我们的铜,以废铁“铲头”充当铜的重量,他从村民手里筹集了打官司的资金后,只身来到了山阳县衙门,递状打官司,最后竟然胜诉,弄得杨姓铜匠家损失了十几亩地的钱.....。此事被村里传为佳话,风光了王氏几代人。因他有一张“铁嘴”,村里流传着“宁见山阳县(县令),不见王永殿”的歇后语。但此人未做过什么坏事恶事,据说“土匪”经过本村,只要路经他家门前,必先打招呼,求得同意方能通行。
  到了民国时期,村民们政治地位仍是剪了辫子的“穷大农”。顶多家中中堂对联由原来的《天地君亲师》五个字换成《天地国亲师》而已。据说一个青皮夏天在我王家一家凉棚里玩耍,把一把纸扇(折扇)丢了,第二天他回到原处找这把纸扇。王家人说:“没看见您的扇子........”,此人勃然大怒,拍着昨天他喝开水放杯子的大桌子说:“行,你家没看见,我和这桌子要,”于是扛了桌子拔腿就走。王家再三央求:“您老息息气,我们赔你扇子。”他这才放下桌子,摆句话:“明天同一时间来取扇子。”他走后,该户到陈河镇上卖了三、四升米,为其新买了一把折扇。那是个没有法纪的时代,老百姓只能逆来顺受。
  高舍村是我的养育之村,但由于百年来文化落后、愚昧。少数村民是非不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左右的一些“丑事”我也实录些。以教育后代明事理,从善尚德。
  当时的高舍村,几乎清一色“芦花帐”住房,即取材于芦苇,蒲草建房盖屋,四墙是芦苇打的柴笆围栏,门大多也是芦苇笆,俗称“笆门”,屋上是芦苇、蒲草盖缮避雨雪。所以高舍村又称“芦毛帐”,这绿草荡,又称“青纱帐”,除了冬末至三春天,柴蒲草收割光,平时基本上是满湖荡的芦苇蒲草。而成了一些当地土匪罪恶的苍蝇们隐身作恶的良好处所,他们用木船在荡里游弋,做坏事。有一次赵姓一个“扎匠”人家,绑“肉票”,从曹甸镇上把一个地主老婆绑来,当“肉票”赎钱。可怜这个女人,五十多岁,小脚,大家闺秀,何见过这个场合。赵姓兄弟几人,把人家弄来后,等对方拿钱赎人,谁知,他们先轮奸了人家后,又在一只水缸中放上几条蛇,强令这个小脚女人进去蹲下来。再等曹甸这个地主家来赎人时,人早已被折磨死了。这些个别兽性村民罪该万杀。还有人丧失人性,公开教唆儿子偷盗。有一家儿子要是三天不外出偷盗,父亲就絮叨了:“儿子,去偷啊,去抢啊,翻过墙头就是钱啦,这是个‘热饭团子’。”到了1935年左右,几个地主联名上访国民党淮安公安局,国民党政府公安局派了剿匪人员正值冬天在荡滩上捉住了他的儿子。他们就在木船上把他的头割下示众.......。
  还有一个地痞恶霸,无恶不作,奸淫妇女,连十几岁女孩都难免虎口。全庄人气得牙根发痒,但无人去治他,那时是“秃子打伞”——无发(法)无天。忍到极限时,由一个有识之士暗地筹款,买通北乡六个杀手,于大年三十晚上扑向他家,活捉了这只“过江龙”,用单被把其头裹紧,然后用木榔头把他的狗头砸个稀巴烂。血水一直飞溅到屋梁上,我母亲等人都去看过“热闹”,终于除了一霸。
  战争年代的洗礼
  从1939年3月,两淮被日寇侵占后,国民政府江苏省代主席韩德勤把江苏省直机关退驻到车桥、蒋桥、大杨舍、曹甸一带。我们高舍村亦驻上了韩德勤的部队军官。1941年3月后,新四军三师活动于盐阜地区,广泛开展地方抗日民主政权的开辟、建立宣传工作。在1942年至1943年日伪军在淮安、车桥、陈河疯狂“扫荡”,我联防队反“扫荡”,反“清剿”的“拉大锯”斗争中,一直到日寇投降后,淮安、车桥、陈河地主武装还乡团下乡清算。我们花巷、高舍联防队在和这些顽、伪、匪的革命斗争中,高舍村人民表现了应有的民族精神和拥护我党的抗日民主政府的革命精神。
  1943年前后,苏中新四军淮宝支队部分人员进驻本村。老年人多年后回忆说:新四军人实在好,他们驻到庄上,说话轻声慢语。开口都是“老乡,你好!”。和老百姓借了物件,用后即还。晚上要是用你家门板搁铺,第二天一大早,他为你家把门板上好,还把庭院内内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平时动员我们参军、参加共产党,抗日救国。我们高舍村老百姓千方百计帮助新四军排难解忧。
  当时我们高舍村属安丰区,只要得到通知,他们都积极主动去安丰镇聆听区长杜文白同志的开会宣传,提高拥护新四军,八路军民主抗日的认识。特别是杜文白同志一次在安丰东边沙庄开群众大会时,和扫荡的日伪军短兵相接,杜区长在沙庄后面急中生智只身跳入一个大茅缸中,用屎草盖住头,仅留鼻孔呼吸,全身浸泡在尿屎中,亲见日伪军从茅缸边走过,边走边喊:“杜文白一转眼‘飞了’,活见鬼,人到哪儿去了呢?”转悠了几圈都没有发现茅缸中的杜区长。日伪军终于辙了。杜区长逃过一劫。这些真实的传奇故事,感动鼓舞了高舍村人民的对敌斗争士气。
  1943年秋天,一小队(实际几个人)日本鬼子,在伪军的配合下,从车桥圩子里出发经蒋桥一路扫荡而来到高舍村,想上我们庄。庄上青壮年早已上了木船躲到了绿草荡里去了。几个妇女、老头儿未来得及走,他们首先想到是抽掉进庄的西头两道独木桥,让鬼子无法进庄。妇女们连忙用锅底灰把脸涂黑,以防鬼子强奸。后来鬼子在伪军帮助下,进到庄上,根本找不到联防队员。我大伯父王立府放鞭炮(他当时是保长)但鬼子见他穿个长衫,戴着瓜皮帽,觉得“好笑”,于是几个鬼子把他搬起来摔到河里,见他在水中挣扎求生的样子,他们在岸上狂笑.....。后来日伪军捉了几只鸡子就滚回车桥圩子里去了。
  本地联防队队员,如庞洪如、唐文且、贺文英、王忠祥等人,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和日伪及后来的顽、伪、匪的斗争中,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斗志,不怕牺牲和敌人殊死拼杀。王忠祥1946年土改时,又成了村农会会长。他在配合联防队反清剿斗争中,做出了贡献。日本投降后,盘踞在淮安、车桥、陈河的国民党反动顽势力千方百计想消灭我民主政府的地方武装联防队。陈河、车桥圩子里的敌人下乡到高舍村,首先总是找王忠祥,因为王忠祥掩护联防队员,为联防队藏匿武器。但这些坏家伙不认识王忠祥。194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这些圩子里的敌人又来找王忠祥。有人告密说王忠祥把联防队的枪藏起来了。这伙顽匪就在王家转悠找枪。他们把他的老母立相大妈吊起来打,叫她交待把枪藏到何处了?立相大妈打死也不招枪的去向。谁知邻居王忠孝的二女儿二虎子告诉这些匪徒“我看见大爷把枪藏在这里呢”。她把这帮坏蛋带到一个柴草堆边用手指了指,这二虎时年五岁左右,不知天高地厚。他妈的,眼睁睁的十几条枪被这帮坏蛋从草堆取走。后来他们又把王忠祥家东荡滩上两亩大柴放火烧光。最后在本村七队赵四家发现一个正在编织柴麻篮的“小儿”,此人就是王忠祥,因他个子矮像个孩子,强令他放船到绿草荡里找联防队。其实一批联防队员正是他两小时前送到绿草荡滩里固定活动的场所。这批联防队员全副武装。就在这种情况下,赵四这个人有一定的革命觉悟,他始终未说他就是王忠祥。王忠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用刚才送联队队员的木船载着这几个坏蛋向绿草荡进发,他本想到绿草荡转悠一、两个小时,天黑了,这帮坏蛋自动会撤的。他们惧怕联防队从不敢夜晚在高舍活动。刚出村头,顶头撞见10队村民反革命分子范万同,他指着王忠祥说:“你们在找王忠祥,就是他。联防队准是他送到荡里的。”这下子王忠祥被那些坏蛋拳打脚踢,打了个半死后,还是叫他交待放联防队员的地方。王忠祥只好划着船游弋。这时驻在荡里的联防队员听到敌人欧打王忠祥的声音,于是主动出击,攻打这帮坏蛋,战斗打响后,从下午打到天黑。我们联防队边打边向太仓、安丰撤退。后来敌人走了,我们牺牲了一名联防队员。这批联防队其中有“三如”:高长如、戴长如、庞洪如。牺牲的据说是高长如,他受伤后撤退到太仓一处拦鱼簖箔篓中冻死的。这股顽匪把王忠祥带到淮安国民党的顽政府“感化院”,做了几个月的牢,由于国共“双十”协定迫于压力,国民党淮安顽政权终于放了王忠祥回乡。村里派了民兵,把王忠祥从淮城抬回高舍,浑身长满了虱子,所受之罪无言以表。到了淮海战役支前时,王忠祥这个农会长又成“征粮模范”。我亲眼见过他家民主政府送他的一面《征粮模范》锦旗。解放后,他没有一官半职,又无儿无女,成了生产队“五保户”。“文革”时,在斗死范万同(活该)的同时也把他当成叛徒,批斗了一年之久。可怜的老人不久贫病交加死于家中。而庞洪如、唐文且、贺文英这些联防队员相继当了共产党的官。庞洪如淮海战役后,随大军渡江南下。后来官至南京化纤厂(部属)党委组织部长、厅级。唐文且当了淮安县物资局副局长,贺文英到洪泽供销社工作。
  革命战争年代,除了王忠祥这样的不顾个人安危保护联防队安全的人外,本村5队徐学高的父亲徐朝言也曾经冒生命危险用小木船护送唐文且下荡躲避,时称“躲情况。”我的父亲也冒生命之险为联防队在我家“鸭栏里”挖坑藏匿过十几条枪支。
  无论在新四军、八路军1940年11月发动的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曹甸战役,以及1944年3月粟裕将军为打击日寇发起的车桥战役中,高舍人民耳濡目染了人民军队的英雄事迹而感动,而由衷的拥护。
  在战争年代里,阶级斗争的残酷性震撼和激发了高舍老一代人的革命性。例如1943年前后,一支联防队在除奸斗争中,一次活捉了8个反革命分子。联防队员在徐学高家西堆边,先叫这8人挖坑。坑挖到大半人深处,让他们跳下去试试坑有多深?后来联防队员把这8个坏蛋统统倒头掩埋到坑里,填上土一会儿这8个人就呼乎哀哉了。民兵王忠恒亲眼目睹着此事。他说,这八个人像木桩一样竖在坑里,只见两腿紫了发黑抖了抖,就不动了。为节省子弹,用活埋的办法镇压了他们。
  活跃于施河区一带的新四军留守人员施河区公安员张西同志,在高舍村留有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故事,尽管被一些坏人把张西同志妖魔化,但绝大部分高舍人都是崇敬这位在高舍人民群众中留有深刻印象的革命者。特别是他在大施河被还乡团头子施朝干杀害时对革命事业坚贞不屈的悲壮场面多少年一直激励着高舍人民斗争前进的士气。
  日寇投降后,本村竟有人当了还乡团员,后被人民政府就地枪决了。
  解放后二十九年温饱路上的奔波
  从1949年10月建国后,高舍人民见到了光明,当家做了主人。首先每人有二亩土地(荡田在外)。有了命根子土地,农民在吃饭问题上就有了依靠。民以食为天,衣食住行四大行,首先得以解决温饱问题。各家中堂对联由晚清时的《天地君亲师》,到民国时的《天地国亲师》,换成了《毛主席万岁》或《共产党万岁》五个大字。足以体现了高舍人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拥戴。在农业生产体制上,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直到1958年底变成人民公社,废除了乡、村制而变成公社、大队、生产队。高舍人民从1950年至1958年时以及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每年的春夏饥荒,都得到人民政府的大力资助。除三年困难时期外,没有出现饿死人现象。在春夏饥荒时,在 人民政府供应部分粮食外,自己用各种蔬菜如番瓜、豆角、茄子、荷藕、茨菇、白菜、萝卜等代食品补饥。高舍人还充分利用绿草荡的水生资源解决吃饭问题。一是冬春天下荡捕鱼摸虾,拾螺螺、河蚌,拔野芹充饥。家家都有人下荡捕捉鱼虾。上世纪五十年代鱼虾特别丰富,不但荡里有,内田(庄稼地)亦有,秋后,水稻收割后,稻茬子水里小虾密布,用虾网捕捞,半天时间都是十几斤,几十斤的收获。我家养着鸭子,特别注重捕小虾,从稻茬里捕来的小白虾,就像晒稻子那样放到打谷场上晒成虾干子,家中小虾干子多到用折席囤放。冬天喂鸭,到了春天会生虫子,于是就把这些虾干子倒到粪缸里沤肥下小秧用。冬春天村民们用鱼虾、螺螺、河蚌肉当饭吃那是常事。并把小鱼虾加工变着味吃,例如磨鱼虾“坨子”吃;晒螺螺干子。二是利用收割来的蒲草、芦苇、编织蒲包、折席到北乡换山芋,萝卜回来度荒。
  困绕高舍人民粮食生产最大病根是水患这个恶魔。我们在绿草荡边是水囤子地区,几乎年年夏天闹水灾,每年秧苗栽播后,就准备排涝。村里组织几十部水车集中联片一个圩子一个圩子的排涝。24小时踩水,刚见到秧苗一阵大雨一下又埋入水中,到处白茫茫一片。那时,一熟沤田,亩单产水稻至多二百多斤。割水稻都是用木船“拿把”(摆放水稻桔杆)。水稻长在水田里都是淹埋在近两尺深的水里。这产量如何高起来?所以秋收,农民仅落个“秋饱儿”,庄稼收后,不少人家泥门塞户到北乡(即仇桥、博里、茭陵等地)去拾山芋,萝卜,或为其当地人罱河塘淤泥挣点稖头回家。
  1958年大跃进后,吃公共食堂,开始时因当年收成尚好,食堂有饭吃,各家的锅灶全部被拆除,不准自家开伙,那时的口号是“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加之因上级应大炼钢铁之需,各家把原有铁器,包括铁锅全交公了。由于村民们弄不清具体政策,不知以后怎么过?稀里糊涂吃食堂,把家中原来的一点存粮或豆类,怕“共产”都偷偷的吃了。谁知“好景不长”,转眼三年自然灾害来了,台风、水灾,弄的几乎颗粒无收,粮食成了“宝中之宝”。在1954年发大水时,我们高舍尽管也遭水灾,但我们高舍人还是响应政府号召:一是派人带船到运西白马湖一带救灾,当年我家老二王忠良即去救过灾。二是安置那边遣散来的灾民,每个生产组都有运西片来的老年人。我们庄上有三个老奶奶,一个秋收季节轮流吃住在我们家。尽管我们家也缺粮,但把这些运西来的灾民当亲人,食宿给予妥善安顿。但是到了1959年,粮食奇缺,我们高舍人和全淮安县人,有六个月时间每人每天政府仅供应5两6钱原粮,当时高舍和花巷公社化后合并为一个大队,叫花巷大队,粮食都集中在花巷大队部。村民饿的惨不忍睹。不少老年人因蛋白质缺乏得了浮肿病,我父亲也得了浮肿病。青壮年还得想办法寻找其它能吃的东西,荡里鱼虾没有了,就到外地拾萝卜,山芋渣子、萝卜缨子、树皮、荡里蒲滩上的野芹菜等等,凡能充饥的都拿来吃,这叫度命。有人上安徽逃荒要饭去了。在那个年头,女人基本都不生孩子了,夜晚村庄里死一般寂静,没有儿童顽皮的嘻闹声。我们淮安这边比邻县宝应要好多了,因为我们毕竟尚有5两6钱一天供应粮。宝应县有六个月无一两粮给老百姓,所以那个叫徐向东的县委书记被宝应县人视为死敌。他老婆在文革时几乎不曾被宝应人打死(她在苏北农学院图书馆工作)。一荡之隔的宝应县安丰、曹甸镇灾民流浪到我们高舍村这边,可想而知,我们自己吃不饱肚子,拿什么接济他们?1959年春天,安丰、曹甸人用船装来桌椅条台家具、大水缸等用具和我们家兑换萝卜、茨菇。没有人去换他们的物件,上等的红木大桌子,只要二十斤茨菇就换了。我劝我父亲换一张红木大桌子。因为我家当时还有点茨菇,我父亲把我一骂,后说:“我们自己还不知有命无命呢?古语说:荒年‘饼不换顷’(一百亩地为一顷)。”1959年春天,荡南有一家带着十四岁女孩到高舍村亲戚家,请求把他家这个女儿留下,十分凄婉的哀求道:“你们把她留下来,救她一命吧!将来就做你的儿子媳妇。”可这个亲戚无情的说:“请你把她带走,我们还不知是死是活呢?”这就是人性的悲哀,人天生有天使、魔鬼两面,魔鬼的一面在生死关头,往往丧失天良,只顾自己求生,不管他人死活。后来对方把女儿带回家,三天后,这个14岁女孩终于饿死了。这也不足为奇,刘邦被项羽追急了,不是把自己两个亲生女儿抛下车吗(后被车夫救上车)。1959年深秋,本村五队陈维年姨娘(安丰人)一天到高舍这边,不知从哪儿买了一袋稻子,约三十多斤,晚九点钟左右,让陈维年用船送她回家,船到我们三队东头时,有人听到有撑船的动静,立即出动,他们算准肯定有粮食过荡,当时粮食是禁止流通的。庄上五个人,即去寻找撑船人,一看是五队陈维年和他姨娘,其时陈急中生智,把那一袋粮食已扔下水了,他想等人走了再来捞之。谁知这五个人随即打捞起那袋稻子,上岸后就平分了。这种行为就是“人吃人”。那三十多斤稻子人家买回家,也许能救活一家人性命......。当年安丰、曹甸那边饿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了活命骨肉亲情荡然无存。有人抛下小孩自己上安徽逃荒,几个月后回家,只见家中饿死的小孩都爬到门口,孩子的头颅被老鼠啃噬的像秃疮。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这个庄上病饿而死的除了我的父亲外还有王善学、王忠玉、杨二爷、杨大年、王忠爱等。
  过了荒年有熟年,三年困难时期给高舍人的肉体伤痕,精神创伤终于过去了。到1962年以后,农业生产逐渐得以恢复,1965年泾口公社党委带领泾口人民进行破天荒的“沤改旱”农田革命工作,决心改只种水稻的一熟沤田为稻麦两熟。彻底让泾口人民在解决温饱问题上变革翻身。在公社党委张宝鼎书记的力主下,花近七年时间,完成了“沤改旱”的水利配套建设。高舍人民得到福祉:在张宝鼎书记的亲自指挥下,调动全乡6个村劳动力,从安丰镇的太仓渡船口沿泾口的东宥,宥城,高舍三个大队的绿草荡边围栏筑堤15华里,直达施河乡岔北村止。彻底挡住绿草荡里的湖水,征服了这个作恶百年的水魔。高舍人受益最大,开辟了六百多亩的沿高舍村各村庄周围的内圩原不毛之地的荡田栽茨菇、植荷藕,开挖鱼池等等。而且确保了原有的农田稻麦两季,旱涝无忧。高舍人无不感谢共产党的好干部张宝鼎同志。
  但是由于大集体高度集中的生产体制的束缚,始终压抑着公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人们仍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二十九年中,高舍人一直在为温饱犯愁,在温饱路上挣扎奔劳。这个“穷”字像扎了根的魔鬼缠住高舍人。大部分社员一年到头,一天不息的在生产队种田挣工分,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往往仍不够当年的口粮钱。至少半数人家口粮要卖到蒋桥粮站,再吃“返销粮”,这叫“缺粮户”,每10天用货币再到蒋桥粮站买回口粮。有专门的粮食供应本,俗称“粮折子”,把“缺粮户”直至第二年夏季每月供应多少粮食记录在“粮折”上,蒋桥粮站凭证供应。一月原粮(不是成品粮)30斤左右,每月允许买三次,每旬一次,怕你家不会过日子,要细水长流。如果劳动力多且壮的人家,工分钱够口粮钱的户叫“余粮户”,这口粮不卖到粮站,囤积在生产队库房里,也是10天称一次粮给你。最好的生产队,一个劳日(即10分工)价值1元左右,一般的仅值几毛钱。高舍三队贺其英,属于女强人,身强力壮,拼死命干活,有一年工分钱不仅解决了口粮钱,而且还“分红”得了60元,这下子成了公社劳模,当年有幸参加了全公社秋后三级干部大会。这“缺粮户”,买“返销粮”的贷币从何而来?一是小孩多的人家,在家偷搞点副业:如打草帘、织蒲包到蒋桥供销社卖,得到的钱去买口粮。当年搞副业属搞资本主义,要被“割尾巴”处罚的。我家1970年春天,家属在家打折席,被大队书记贺寿山派几个人来凶神恶煞的把柴篾子全部没收运走。我在七十年代入党时,泾口公社副主任林德广属公社党委支部成员,他就声明说:“王忠珍家属在家搞织蒲包,打折席的资本主义活动,我只能投他的反对票。”还有人家无法进行这些偷偷的资本主义活动,只好用“脱裤子”的办法买回返销粮:即先借钱买五天左右的口粮到“黑市”上卖掉,用这个卖粮钱再去把剩余的5天口粮买回家吃,这样一来,他家的口粮本来就少(仅原粮一人一斤一天),被卖掉5天的粮食,当然他家粮食就远远不够吃的了,就要有几天挨饿,或东借西挪点粮食,弄其他副食品充饥。这“饥饿”二字成了高舍人的病痛,成了高舍人肉跳心惊的字眼。多少人饿出胃病来,如我家邻居杨桂财,王善志、王善佐、杨四妈等人,他们都得了胃溃疡,王善佐四十多岁胃溃疡大出血死了。杨桂才、王善志六十岁前后皆发展成胃癌而病故。我的紧邻王善志一家几代人未能解决温饱问题,从祖父开始即讨过饭。当年他家十七八岁的大女儿冬天仅穿个大裤头在家打草帘,没长裤子穿。至于村里小青年谈对象,难上加难,谈了亲事娶了老婆所借债务,等到生了儿子或女儿十多岁了尚未还清。当年虽说也就“六对布、七十二元礼金......”低的是“四对布、六十元礼金”,就这六七十元礼金对于当年的高舍人来说那是天文数字啊。后来发展到女方要“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加收音机。手表钟山牌30元一只的也可以)。所以,有的人家在无可奈何的囧况下,采取“换亲”办法解决儿女婚姻大事。即男女双方家各出一名女孩,到对方家为媳妇。这样一来,也就不讲究年龄、人品、家庭经济状况等条件了。有的男孩比女孩大十头八岁的亦为常事。就这换亲演绎了多少人间悲剧。我家所在生产队就有两家都是“换亲”娶的儿媳。至于高舍人的住房,几十年多数人家还是老样子,就是就地取材,离不开湖荡里的柴蒲,缮屋绝大多数是蒲柴。再打柴笆围墙护雨。夏天极少数人家有蚊帐。我们三队近四十户人家只有我二伯母家有一顶蚊帐。其余人家都是用蒲棒头晒干晚上点燃驱蚊。冬天穿蒲鞋,“毛窝子”,都是取材于绿草荡,“毛窝子”是用芦花搓成绳子编织的棉鞋,冬天挺保暖的,我们都穿过。至于小孩衣服:“老大新,老二旧,补补连连给老三”,成年人也没有人不穿补丁衣服的。当年高舍人家婚丧喜庆活动互出礼金从五十年代的5毛钱一个画轴(俗称条子),到六十年代一元、两元礼金,最多的礼金五元。过年小孩压岁钱由5分钱到2角钱,最多的6角。春节供销社供应年关东西也就是几两油,几两糖等。所有东西都凭票证供应,如布票、粮票。1960年布票每人一尺六寸。洗衣服没有肥皂。洗被只好淋草木灰水洗。
  春风唤醒了高舍村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改革开放了。农村响起了春雷,高舍人迎来了春天。春风终于唤醒了高舍村,这个676户人家,由于分田到户,解决了几千年来的农民的根本利益:土地问题。他们第二次分得了土地(土改为第一次),虽然国有土地性质不变,但他们有自主经营权。种田积极性得到最大的激发。农民再次从田野里看到了希望。再也不吃“返销粮”了,再也不会“饿肚子”了。到了上世纪八十代年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后,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大发展,高舍人坐不住了,他们紧跟时代步伐,青壮年踊入到大城市“打工挣钱”的大潮中去了。有的成了时代的弄潮儿。都成为新时代的“农民工”。他们挣了大把钞票,温饱问题已成为历史的记忆。“先饱温后知荣辱”。有了钱,就要在“荣辱”二字上做文章。首先是起房盖屋彻底改变高舍村人民的住房面貌。一幢幢砖瓦房,两层小楼房拔地而起,还有40%的户不满足在当地建房而就势在苏、锡、常、沪、宁、“两淮”等地买房而居。成为城市里的市民。这是高舍人做梦也不曾梦到过情况。
  在荣辱问题上最大的就是子女读书求学。提高高舍人文化素质这是根本之本。当年高舍人因不识字一些文书契约,只能在姓名下方画十字或按手印。从当初的一九五零年时高舍村第一所《淮安县管圩初级小学》诞生时,高舍村子女可以到洋学堂读书了。当年从《管圩初小》后又能读到高小的有施孝才、贺寿高、王忠志、汪国文等人。到了1977年后,多少子女随着国家大学中专恢复招生而应运而升。高舍村在改革开放前也就5个在部队提干而转业地方工作的有“名望”的人。如胡维吾、胡维汉兄弟、陈洪清、朱永高(军医)、王善福。到国家大学、中专恢复招生后,读书考学就成为高舍后生们唯一进取的摇篮。继五队工农兵大学生朱秀花后,三队王忠珍,1980年参加了江苏省乡镇农技员的招干考试,被录用到淮安县多种经营管理局成为淮安县首批国家公务员之一。紧接着十六队的汪国和两个儿子相继考取医科大学,其长子现在在杨州某制药厂工作,二儿子汪一兵现在淮安区车桥地区医院副院长。七队贺寿高儿子贺箭毕业于武汉地质大学,现供职于淮安盐化厂;十队吉和致儿子吉凤山毕业于江苏省文化学校,现供职于淮安区文化馆馆长,为淮安区政协委员。吉凤山三十多岁后,在书法、戏剧创作上在江苏省崭露头角,颇有名气。戏剧作品《咋就这么想》入选“中华颂”第六届全国小戏小品曲艺大展,参加了央视星光梅地亚影视基地现场决赛,获得了编剧银奖。同时《吉凤山剧稿》已由江苏凤凰文化出版社出版。吉凤山现为淮安区戏剧家协会主席,书法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书法协会会员。这绿草荡里飞出的金凤凰是高舍人的骄傲,更是高舍人文化整体素质突飞猛进的强有力的佐证。高舍村现在是人才辈出,高舍的田野里散发着希望的曙光。十六队杨桂年的儿子杨大章,高中毕业后,自谋职业,自闯天下,成为时代佼佼者。41岁的他现为国内富士康集团副总裁,郑州市富士康分部经理,年薪百万元之巨。三队王善才儿子王国标医学校毕业后,现为淮安区席桥医院副院长。同样是高舍三队王忠焕、王忠珍兄弟两人拼命为子女读书进取而努力。王忠焕三个子女学校毕业后,大儿子下海经商,经营房地产,成为高舍村首富。二儿子和女儿相继成为淮安区政府乡科级干部。王忠珍有四个子女在1990年后都获得了国家统配的学历文凭。现在有的是国家公务员,有的是事业单位国家工作人员。他们兄弟二人皆有第三代在国外读名牌大学了。高舍三队的杨婷婷祖宗八代文盲,凭借天资从小学到初高中,全靠学校奖学金扶持读书,逆袭进取,二零一六年考进南京航天航空大学,这是国家一流大学。所有这些在高舍村都是破天荒的惊天新闻。
高舍人衣食住行和改革开放前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缺衣无衣,现在衣架上衣服多到不知穿哪件合身;
  民以食为天,现在的食物品种多样化营养化。过去请客吃上“七规头”就是大规矩,老规矩。所谓“七规头”就是席面上保证供应七样菜:鱼、肉、杂烩、坨子,豆腐羹、这五样为主菜,再配上白菜烧百叶等一两样,凑齐七个品种,加上汤。这就是当年高舍人的“满汉全席”了。还得说清:坨子是定数的每人只能吃三只,不可多吃,主家是数好的,你多吃一个,别人(8人一桌)势必少一个。这红烧肉,表面看一大碗,甚至还带个“馒头尖”,其实就面上几块肉而已,下面全是萝卜或茨菇垫底撑着呢。肉在当年十分精贵,不可能让你吃个够。
  现在高舍村老百姓办事,都是请帮办厨师上门服务,只要你讲好一桌几百元后,帮办为你办得准叫你满意。桌上七碗八碟排摆得菜盘无法存放摞起来摆。什么天上飞的(野鸡、野鸭),地上爬的(螃蟹、甲鱼等),水里游的(龙虾、大虾、黄鳝、桂鱼等),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冷盘、热菜、炒的、焖的,叫你说不上名来。我参加过多次农家宴,这宴席至少有二三十样菜。这是高舍人今日的“满汉全席”。
  住房条件和过去比,那是天壤之别。过去的茅草房没有了,代之的是青亮亮的砖瓦房、楼房。房间里有空调、电视、冰箱,城里人有的家庭设施,高舍人也有。而且我们的住家空气新鲜,鲜鱼鲜虾鲜菜,绿色环保,住的舒心,吃的开心,事事称心。你城里人又有那几样比我高舍人好呢?村里建起了省级标准化卫生室,有老年活动场所,早晚亦有跳广场舞的百多人跳舞队员。村里装配了410盏路灯,高舍村这个绿草荡边的过去荒凉的村庄也像城里一样,夜晚亮起了电灯光。
  再说行:小汽车在高舍村已不足为奇了。600多户人家,到2017年拥有小汽车的有300多户,占总户数的50%。如三队王国富祖代穷得叮当响,现在人家回家祭祖、过春节开的是宝马车,抽的软中华。王忠焕一家四个子女拥有小汽车8辆,还是奔弛、宝马这类上档次的小车。
  这些“换了人间”大变迁,全是共产党、毛主席创业带来的,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重经济,惠民生,从严治党,铁腕反腐”带领中国人民其中包括我们的数亿农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艰苦奋斗带来的。
  高舍村人民从1999年在村支部书记王标同志带领下,在奔小康路上正在和继续在谱写着新的篇章。
  高舍人懂得感恩。村里60岁以上老人只要聚到一起拉家常,三句话一说就说到当今社会:“共产党好啊。哪朝哪代见过农民种田政府不收税,相反的还补助农民种田,先是粮食直补,现在又是土地经营保护费,桔杆还田也补贴25元一亩......。”
  “又有哪朝哪代60岁以上农民享受政府生活补助,每月125元,80岁到90岁又分别加到175到225元。这些天大的好事只有共产党的人民政府做到......。我们全享的共产党的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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