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世

黄钧宰（1826—？）原名振均，字均衡，号钵池山农，是生活在清中后期的戏剧家、文学家。

黄钧宰道光六年生于淮安板闸镇“累世读书，科名相望”的书香家庭。曾祖泰交，字运符，“性淡交游、有特识”，一生抱定“立身以清白为先”的信条，乾隆壬戌（1742）明通榜（清雍乾年间，在会试落选卷中选文理明通举人于榜外续一榜）进士，但取得功名后，却“不仕家居”，可谓封建社会中一位怪诞之人，在家乡建“倚月楼”研读经史，著有《四先论》。祖父黄廷栋乾隆癸卯（1783）举人，伯父黄以炳，字蔚文，号少霞，“谆笃尚风议”，嘉庆戊辰（1808）举人，“嘉庆丁丑（1817）大挑得知县”，在堂老母训戒“汝性亢直不能事，长官遂改金匮训导。”（《续纂山阳县志》）后弃官事亲，是皇上旌表的“孝子”。父以煚（1791—1838），字斗南，别号天河尊人，道光甲辰（1844）恩贡生，“笃行孝友、绩学，工诗词，书法得欧虞之神”，“力切用之学，凡民生利病，河漕、兵农、边防、水利之属，靡不究心”。他还热心地方文献，“择近代掌故及宋元以诸大事参互考证，别为数编”，著有《听秋阁稿》。可惜“中年早逝，赍志未伸，里人莫不叹惜”。

黄钧宰兄弟三人，他为最小，两岁即丧母，但祖母维系着一个诗书礼簪的大家庭，他仍然可以得到长辈的关爱，家庭的温馨。“予年十龄，先大母八十在堂，内外秩然，家门雍睦……春秋佳日，伯父、父奉觞为寿，命予兄弟背诵书籍，时奉果核之赐，则沾沾自喜，儿时况味如在目前。”然而好景不长，“甫及三年，叠遭大故”，特别是13岁上，死了父亲，三年间，大家庭中相继十二人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

黄钧宰青少年时代即饱尝世态炎凉，对科举不感兴趣，他曾写道：“予性好词赋而不乐制艺（写八股文），制艺代人立言，不能发抒性灵，一也；下笔则仁义道德，开口则修齐治平，胸中实无此广大精微之学，言之可惭，二也；对偶束缚绳墨，拘牵四体，为之不适，三也。”“诗、词、曲乘兴而作，称情而言”，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由于黄钧宰这样玩世不恭，虽“博学能文”，但在知识分子除走“科举之路”而别无它途的封建社会里，其命运必然“偃蹇不偶”。他自嘲“贫贱逼人，科名误我，鸡肋虽无味，得不俯首甘乎？”道光己酉（1849）被选为“拔贡”，得奉贤县训导，在职多年，为奖掖后学，尽心尽力。后又游幕于江西、安徽、南京等地，广泛接触社会，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素材。黄钧宰“中年丧偶，益侘傺不自聊”，不久郁郁而死，时约在光绪初年。

二、关于传奇《十二红》

黄钧宰的戏曲著作有《比玉楼传奇》四种，篇目为《十二红》、《管城春》、《梦呼么》、《鸳鸯印》。

清代山阳、清河是漕运、河道衙门所在地。两淮之间的板闸设有“淮关”，南来北往的船只经过此处，均要验货抽税。“淮关”这个衙门，虽然级别不高，但大小职位都是“肥缺”。黄钧宰经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朝代，时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官吏贪污中饱，损公肥私，奢侈浪费，弊端百出，黑幕重重，骇人听闻，其中尤以河工为甚。每年朝廷下拨治河经费四百二十万两纹银，如遇大水漫溢河堤等严重灾情，尚可另外追加费用。实际上平时真正用于治水的银两不过“十之三四”，其余全被大小官吏中饱挥霍了。史书载道光二十八年（1848），江淮一带霪雨成灾，饥馑遍野，“运河决（于）清水潭，东乡大水”（《重修山阳县志》）河道官员根本不顾百姓死活，“浦（即清江浦）上市肆、妓馆、歌场扰攘如故”。市上商贾、无赖把河督衙门作为钻营的目标，只要与河工沾上边，就找到了“生财之道”。道光年间，某河督“姬妾甚多，其最宠幸者三人”。以这三人为轴心，牵扯到僧尼、优伶、妓女、修鞋匠之属，“合得十有二人，故有十二红之目”。河工、商人、小吏只要能与“十二红”搭上关系，就可以事事顺手，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黄钧宰一次在清河遇见江西人章某，章在河督衙门做幕客多年，深知官署的内幕，根据章提供的材料，结合自己的见闻，写成了十六折传奇剧本《十二红》。

黄钧宰写作《十二红》的目的在于揭露“南河积弊”，对官员之奢靡，官场之腐败，“以示针砭”，希望“黄金尽付宜防用，千里长堤铁铸成”。然而作者的愿望，在黑暗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更遗憾的是，这个幕客原来是个骗子，他借口借阅剧本，拿去向里河同知敲诈。当时大小河道官吏怕黑幕被揭露，“一损俱损”，况且当时觊觎河工“肥缺”的大有人在，于是在位者一面不惜重金贿赂朝中监察御史，一面派人与章某接触，讨价还价。章某得了二百两银子后，逃之夭夭。而书生气十足的黄钧宰对此全然不知晓。黄钧宰后来知道这场骗局后，一气之下，把剧本底稿和一些朋友的题诗都付之一炬。

传奇《十二红》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在当时敢于把矛头直接指向声名显赫的河道大吏，敢于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抨击时弊，是应予肯定的。

三、关于《金壶七墨》

《金壶七墨》是黄钧宰的一部笔记小说，包括《浪墨》八卷，《遁墨》四卷，《逸墨》二卷，《醉墨》一卷，《戏墨》一卷，《泪墨》（又名《心影》）二卷以及未刻之《丛墨》。

黄钧宰一生命运多舛，其著作“庚申、辛酉（1860、1861）间一毁于兵，丙寅（1866）高邮运河决，再损于水”。他本人又“不自收拾，听其散佚于蛛丝蠹网之间”（《金壶七墨·序》）。1872年友人梁觐、杨章武代为编辑，付梓。黄钧宰却说：“人世间事莫不如飘风浮云、镜光石火之过而不留，吾适然遇之，亦即适然书之，里巷妄琐之谈，何足以劳民示识者！”这大概是他穷愁潦倒，无可奈何之感叹吧。

《七墨》记录了黄钧宰自道光甲午（1834）至同治癸酉（1873）四十年间的“耳目闻见，可惊可愕之事”，写出了他生平“悲欢离合之遭”，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文学性。

发生于1841年的“吴淞战役”是鸦片战争史上的重要事件。黄钧宰曾任奉贤教谕，他到任时，这次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不久，虽未亲见战斗的场面，但遗迹历历在目。他记录了陈化成抗击英军、血洒炮台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揭露了两江总督、制军牛鉴争抢“战功”，“闻胜趋出”，遭敌炮击又仓皇逃跑的可耻嘴脸。尤其可贵的是，在《吴淞从殉》一节中写出了普通士兵英勇殉义的情况，是难得的历史资料。

《粤师误胜》一节写清军“乘贼无备，夜令出击”，烧毁民船，却上报“夷艇四（艘）沈溺，死者甚众”，谎称“获胜”，“大帅”不调查、不核实，竟上演了“相庆于室，官吏悉称贺”的闹剧，其结果“夷人晏然”、“小吏荣升”而百姓遭殃。可见清廷的腐败，官吏的昏庸。

《遁墨》中的《李国泰》写了上海人民自发联合起来惩治英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故事。“……时英夷捉人于上海，乡民卖布粜米，独行夷场者，辄被掠，积数月竟失数百人，又多是小儿，百姓切齿”。一次，市民们在城隍庙演剧，英人也来观看，“通事”（翻译）李国泰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对市民则颐指气使，还不知“深浅”的“据高座，华冠丽服，作夷语，指使左右，意气扬扬”，惹恼百姓。观剧的群众持械“突前，痛肆以击，腹破肠出，气息奄奄”，愤怒的群众还“奔集天主堂，堕其墙垣，毁其器物”，要求追查失踪者下落，并“扬言不得人终不休也”。英人没法求助于官府，清吏表示：“今百姓积怨，吾亦不能禁。”英人无奈，交出被捉之人，可是被捉入教堂的人，由于惨遭折磨，均瘦骨嶙峋，“漆身喑哑，莫辨谁何”，“乡民见之大哭，被捉者亦哭”……侵略者的暴行，令人发指，百姓痛惩侵略者及其帮凶，又使人扬眉吐气。

黄钧宰笔触所及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重要事件，小到平民的生活琐事，所描写的对象有帝王、官宦、文人、财主、商贾、平民、侠女、娼妓、乞丐等。其内容：有家世生平的表述；有地方掌故的考证；有个人为官的实录；还有生动有趣的神仙鬼怪故事。以此表达作者对人生的认识，对社会黑暗的谴责。在写法上灵活多变，各节之间独立成篇，短小精悍，可读性极强。不论哪一篇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深沉的思考。《金壶七墨》堪称不可多得的笔记小说。

应当指出的是《金壶七墨》有不少污蔑太平天国起义、捻军的章节，也有宣扬封建迷信伦理道德的“故事”，作者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我们不能苛求一百多年前的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