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延第（1823—1886），字子上，号槐西居士，江苏山阳（今淮安市淮安区）人。清道光三年（1823）生于邑之新城。

高父士魁（1792—1866），字映斗，号紫峰。道光己丑（1829）年进士，1832年以知县补用，携家赴四川，至蜀，代成都府办科试提调事，补官丹棱知县，署简州，升任蓬州知州。高士魁为官认真办事，关心民间疾苦，兴利除弊。亲自管理平粜米粮出纳，防止胥吏侵蚀，捐廉兴学，亲为生员讲授，四境风从。辛亥（1851）冬，谢病归里，次年二月，自阆中登舟，四月二十四日抵淮。住西长街，与丁俭卿（名晏）相邻。咸丰乙卯（1855）主讲奎文书院，教授生徒，谆谆以治经学为重，晚清淮安著名学者徐嘉列门墙受业，段朝端也常登门问学。徐嘉《宾华丛笔》：“师以奖进人才为己任，扶植善类，煦如阳春，士林咸乐之。《虚静斋诗草》一卷，风度冲旷，不事矫饰，《南城芦苇歌》俯仰今昔，论者比于顾亭林《淮东诗》，吴梅村之《临淮老妓行》。”“师无书不读，学术纯粹，而不以学名，无意为诗而甄录最夥。”（段朝端著《椿花阁文存·〈明诗钞〉书衣题记》）丙寅（1866）八月病逝，终年75岁，祀于奎文书院。

高延第幼承家学，10岁时与兄延恩随父入川。18岁上，鸦片战争的爆发对他震动很大，曾想从戎报国，“驰驱疆域，生死非所计也”。是年冬，兄延恩病逝，延第以侍亲无人，遂改变其志。“入塾读书即求实用，不屑于帖括章句。凡治乱源流，学术正伪，究心搜讨，无稍模棱。”（邱崧生：《高先生行述》）在川从成都人范竹坡先生学，同学有范伟臣、范惕南（二人为竹坡之子）、李范堂（字延模，丹棱人）、鲍余丰（华阴人）等，他们常在一起议论时局，探求救世之道，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字。

咸丰元年（1851）春，由于“蜀水程险阻，不得应郡城县试”，高延第由川赴京，“援例（入太学）应京兆试”，不售。“往返万里，所过山川兴亡古迹必流连凭吊而后去。”有诗载于《涌翠山房诗集》。高延第性狷介，都中有位“贵人将有主试之命”，闻延第名，派人“招之至”，但高延第却说：“读书人自有其分，以布衣干谒显者，是越分也。”婉辞不往。

1852年，高士魁解职离川，延第亦随之归里，不久又去京城太学读书，于1858年秋与徐嘉同行回淮。其时太平天国革命烈火，迅速燃遍江南数省，江北捻军活动亦异常活跃，清政府借“剿寇”，穷兵黩武，增加赋税，百姓遭殃，地方颇不安宁。“未见大敌勇，徒然骚里闾”（《军兴杂咏二首》）。他还在《续续小娘歌十首》中写道：“闻说将军破贼回，金戈铁马殷晴雷；虽然未缚吴元济，载得河西鹅鸭来（原注：镇军龚耀伦出师运河西，遍掠鹅鸭而返，时有不打‘长毛’，打‘扁毛’之谣）。”其诗形象地刻画出清军官兵借“破寇”为名，行掠抢之实的丑恶行径。

1864年仲冬，应江宁“收复”①后乡试，仍不售。

1866年父高士魁病逝，高延第从此“深闭不出，锐意著书。家藏书万卷，丹黄②甲乙，辨讹订伪。……先生持身涉世，孤行特立，得力于儒经术者为多。”由于高延第一心治学，成为远近闻名的饱学之士，地方官员常常登门求教。他“遇可言者，尽言之”，而那些不学无术的平庸官吏，不论职位多高，一概拒之门外。漕督吴棠与之交往甚密，吴棠在案牍之余，常来高府，与高延第切磋学问。后吴调任四川总督时，请与随行，“聘入幕，不就”。淮安知府孙云锦请其任丽正书院“主讲席”，高曰：“今世多亟功利，学校不兴久矣。居主讲之名，而不能辅世立教，何为也？”仍然力辞不就（邱崧生：《高先生行状》）。

1872年，漕督张兆栋延丁晏总理撰修《山阳县志》事务，分纂为吴昆田、高延第、丁寿恒、王琛、杨鼎来、何其杰、鲁蕡、王宾等。次年县志刊行。淮安学者段朝端在《淮著收藏记》中记载：“……（《山阳县志》）实为高子上（延第）、吴稼轩（昆田）、鲁仲实（蕡）三人为之，余人列名而已。总纂何子贞（名绍基）于修志之事绝不一问，柘唐（即丁晏）师年老健忘，亦未尝属笔也。其书体例简洁，叙次雅

饬③，自较旧志为胜。”

光绪八年（1882），漕督黎培敬、淮扬道桂嵩庆、淮安知府孙云锦议决修《淮安府志》，延聘吴昆田、高延第为总纂，段朝端为分纂，于光绪十年刊印行世。段朝端又在《淮著收藏记》中写道：“……予分得数门，以尘冗牵率，稍有编纂，逊之亦公编就‘职官’一门。时稼公（指吴昆田）老病，余皆子上一手考订。体例视旧志为洁。”

是年，高延第又与盱眙王锡元修纂《盱眙县志》。

高延第一生无功名科第，仅为“监生”。然他的学识为仕宦、学者所钦佩，学使黄漱兰（名体芳）侍郎以他的学行上奏朝廷，高延第方得“钦赐翰林院待诏”的虚衔。其著述有《淮安府志》、《山阳县志》、《盱眙县志》、《老子证义》、《广韵重文补注》、《涌翠山房集》8卷、《论文要旨》、《五朝近体诗选》、《山阳耆旧诗选》、《孙吴司马补注》（未完成）等。

高延第先生是淮安著名学者，他编著的《淮安府志》、《山阳县志》遍及海内，笔者就仅见之《涌翠山房集》、《老子证义》，对其著作，做一个概略介绍。

高延第一生未得一官半职，然他以诗文名噪乡里，一时为人传诵，即使现在读起来，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深沉的思考。他经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朝代，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行将最后崩溃的时代。清王朝政治腐败，外侮日亟，虽国力匮乏、技术落后，民不聊生，但统治者仍在做着“东方帝国”的美梦，狂妄自大。面对外族入侵，林则徐辈虽有“攘夷之志”，但受到各方面的掣肘，无力回天。生产力的落后，生产水平的低下，注定了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命运。高延第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东南夷祸一发而莫之御，糜烂数省，历年而后定，岂不哀哉！原其始，中国之人狃④于承平，耽于骄逸，又习闻华夷贵贱之陋说，虚骄自大，发为区区岛夷，终不能越重洋与我为难；及闻轮舟火器之迅利，又莫之或信，略不讨论敌情虚实，以为备御。……中国之情势，外人了若指掌，彼中领要，此间若无闻见，一二大吏负当世物望，慨然有攘夷之志者又不熟察乎此。以曲为之防，而欲以气凌之，……不知偷安涣散之人心，不足当凶焰；朽钝糟粕之器械，不能敌坚利。”（《记王邑丞语后》）清王朝盲目的乐观，妄自尊大，“偷安涣散之人心”，“朽钝糟粕之器械”，确实是战争失败的关键之所在。昏聩的清王朝统治者只能以割地赔款“以善其后”，接着高延第痛心地写道：“呜乎！……金币会盟适足以自偷自惰，而非久安之方。观古鉴今，非有深沉奇伟之人，乌能胜其任乎！”

《涌翠山房集》文四卷，计六十四篇。高延第的古文上学唐代韩愈、柳宗元，下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学贵施诸实用”，他抱定“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善其身”的宗旨，默默走完人生旅途。清康乾时，由于主政者的引导和提倡，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埋头训诂，八股文之风渐盛，“学以致用”的风气日趋衰微。高延第继承了我国古代“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是难能可贵的。其文集的内容，上有“汉唐之经训，伊洛之名理”，“下至兵农庶政，皆言之洞澈⑤。”其代表作《名实论》、《吏商论》等，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传世佳篇。

《名实论》开篇提出“何谓名？曰：工也、商也、农也、士也”，“何谓实？曰：工必能规矩，执绳墨，运斧斤，制器械宫室；商必能度贵贱，居奇嬴，通有无，应趋市者之求；农必能辨土宜，识五种，知早晚，疾耕数耨，早穑而多获；士必能立行谊，通古今，达治体，以任事而立功。”一个人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必须“名”与“实”相符合，“事业不同，归于有用”。高延第通过对当时社会的清醒观察，认为从事工、农、商者“冒滥卤莽于其间者”，“十人中有一二人”，而读书人却不是如此，一味钻营为官之道，士习糜烂，沈湎于八股文中，一旦求得一官半职，则忙于“网利”，“若夫所谓士者，吾惑焉，问其业，自应试文外……无有也；问其所读，自坊刻《五经》、《四书》外……无有也；以言乎立身，义利之不辨，是非之不知，贤不肖之不分。求其言为范而行为则者，无有也。”读书人中“冒滥卤莽”者，十人中就有九人。然而世人“见工商农之为伪者，则诃而斥之，见士之为伪者则优而假之”，此风盛行，必“贻患天下”。

接着高延第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名”与“实”不符的现象，阐明自己对“功”与“过”、“邪”与“正”、“贤”与“不肖”的观点，企望能以此引起仁人志士的关注，从而使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有所改变。当然高延第的这种良好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高延第的《吏商论》，对清王朝官吏的丑恶面目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据云，此篇原题为《仕商论》，高去世后，其子承裕请徐宾华先生整理其遗著，准备刊集行世，昔日友人怕刺痛“在位之人”而引来“祸患”，提出不收入《涌翠山房集》中，在吴涑（吴昆田之子）的坚持下，改题为《吏商论》收入《集》中（见吴涑：《抑抑堂札记》），使这篇针砭时弊的佳作得以传世。

高延第在《吏商论》中直言不讳，“吾观今之为吏者，乃真所谓商也，而且小吏不能为，为之者必出于大吏”。这些“位高多金”，还千方百计捞钱的大吏，“及其衰老”时，“财多不能无耗减”，“恐蹈危机，而丧失其所有”，于是利用自己的权势余威“交欢商贾”，以“逐倍蓰之利”，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捞取更多的钱财，供自己享受挥霍，“以财自娱”，同时也为了“将以贻其子孙”。而原为商者则“乐窃公卿贵人之积威余势，以笼利权，且时时输其赢余”，买个官来做做。“于是商也俨然官矣”。“商”一旦为“官”，则变本加厉。这样官、商相互勾结，“通缓急，寄财贿，与之交，互隐蔽”，“吏以商为师，商倚吏为庇”。这种腐败的“吏商现象”日盛，其结果必然“滂洋天下，择踞垄断，使天下之财，所以上佐国家，下赡万民者，胥归吏商之一途；而负担转贩之贫民，求升斗之利以为仰事俯蓄之资者，反致于丧失而得罪。”高延第对吏商深恶痛绝。他对吏商的丑恶面目，揭露得何等的淋漓尽致，对吏商的危害剖析得何等的深刻入微！

然而，高延第仍感意犹未尽，他又写下了《吏商余论》。他指出：在道光初年，“吏治虽弛”，其贪黩的官吏以权谋私，尚“不敢张目放手”，“公为盗窃”，是在遮遮掩掩的情况下进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吏道益杂，人情如鬼”，以权谋私则明目张胆地公开为之，“无所愧耻”，“甫莅一官，必多方罗掘以赢利；甫治一事，必百计侵冒以网利。”这些吏商“俨然以行商坐贾为利国之亟务，听其言若有成效，实则明有开销，暗有侵蚀，入公家者十之一二，入私橐者十之八九。”最后作者感慨地指出，这些吏商还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得人心不古，“以今日之人心积习观之，虽天雨粟，地出金，终无给足之一日，而万事且益隳焉”。只有肃清这些吏商，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否则“又将安归也”？细细品味高延第的这些论述，对照当今某些腐败现象，无疑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高延第的古文锋芒锐利，慷慨激愤，如果没有对封建社会深刻的认识，当然是不可能写出如此尖锐痛斥时弊的皇皇文字的。应该指出，高延第对时弊的抨击，虽痛快淋漓，但仍然站在维护清廷封建统治者立场上的，在他的文章中，涉及到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时，称起义者为“寇”、“贼”，也为统治者出了不少“主意”，提了不少建议，我们不能苛求一百多年前的古人。

《老子证义》刊刻于光绪丙戌（1886），高延第去世之前，他在《自序》中说：“夫无为之说，孔子尝言之，修内以治外，执简以御繁，帝王之道不过如此。”高延第对《老子》的研究，也出之于“学以致用”。老子是我国上古时代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学说具有自然的辩证法因素，他提出“无为”的观点，指出国家不安定是统治者造成的，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用现在的话来说，即贫富悬殊不能太大，如果这种悬殊过大了，社会就不稳定了。要千方百计使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农民安居乐业了，国家就易于治理了。高延第于诸子百家中，对老子情有独钟，这是因为老子的学说与其思想有共鸣的缘故。但老子被奉为道教的“祖师”以后，“神仙丹经之说兴，而老子之旨晦”，老子被披上了神秘的色彩。高延第作《老子证义》，即在于还老子学说的本来面目。他把《老子》逐章进行诠释，阐明其真正含义。晚清学者段朝端评价该书：“注《老子》者无虑数十家，非失之空虚，则失之穿凿，鲜有明其微意者。今子上先生尽摒诸家，重为疏正，于老子痛抑贪竞伪薄之旨，末世君民之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盖先生持身涉世，深得于老子之学。”此评是务实中肯的。

高延第的诗亦四卷，诗风颇近苏东坡，豪放直率。其内容以记游、即景、吊古、怀友、唱和为主，当然不乏触及时势的诗篇，如《军兴杂咏》、《续续小娘歌》、《庚申记乱》等。仅录几首，以窥一斑。

渔人二首

渔人晨理棹，摇破一江烟。

薄暮负竿出，斜阳在钓船。

渔歌何处来，烟水相与永。

蔌蔌蒲菰间，时见蓑笠影。

这两首即景小诗，仿佛国画小品，明白如话而意味无穷。

野望怀蜀中诸友

清秋登高原，落日覆人面。西南千万峰，云浮渺难见。

缅怀山中人，极望目为眩。忆昔同读书，桐阴转深院。

更逐曾轩凉，空庭曳月练。放言杯酒间，沈冥不知倦。

一朝隔山岳，中原困攻战。倏忽十年中，人事日千变。

旧好那能忘，触绪增缱绻。蛟螭塞江湖，豺狼满郊甸。

空有后来期，余生逐奔电。

这首诗既写实又写意，既以此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又表达了对青年时代朋友的深切怀念之情。

高延第先生“优干济博，通载籍，练习掌故，屯田、筑堡、兵革、韬略之要无所不瞻。”（张兆麟：《涌翠山房集·序》）一生治学，“毁齿厉志，头童不衰”，赢得了海内莘莘学子的尊敬，他虽未设馆授徒，“后生秀髦或藉君考道而问业”者，为数日众。晚清淮安学人邱崧生云：“崧生游先生门晚，每月必数谒，谒则必教以修身为学之道。”高延第就是这样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令人尊敬的学者。

注：

①“收复”：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南京为天京，正式建都，清江南乡试被迫停止，1684年夏，天京被清军“收复”，冬，江南乡试恢复。

②丹黄：赤黄色。旧时圈点书籍，句读用红色，错误的字句用黄色，故称点校文字为丹黄。

③雅饬：意典雅严谨，合乎礼制。

④狃：狃niǜ，习惯。

⑤洞澈：同“洞彻”，透明，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