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关注少年周恩来离开淮安到东北进入新式学校读书的缘由是什么？某些不准确的推测见于报刊，使读者产生了误解。为了准确学习、研究、宣传伟人周恩来的少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和他本人好学成才之路，特搜集研究佐证相关史料，将真实的实情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一、周恩来自述离淮到东北读书的实情
  对于离开淮安去东北进入新式读书的实情,周恩来生前留下文字记录的史料查找到六份:一是1916年3月21日，周恩来在《禀家长书》的作文中谈到伯父周贻赓到“奉省清丈”（即到当时的奉天省如今的辽宁省清理丈量土地）事说：“侄自问痴长十八年，大人抚之育之，至今仍一无成就。家中赡养，不能稍分大人劳肩，反使大人只身走千里外，为子侄谋衣食，侄罪重矣。”这是说周恩来的亲伯父周贻赓已到天津做事，后又奉命去辽宁省清理丈量土地，自感从淮安到东北，再到天津，深受伯父养育之恩很重而有愧。二是1917年1月，周恩来在《旧历年假》的作文中说：“盖生幼失怙恃，长依伯父，随宦东西，迢迢千里，形影相随。伯父无儿，视生犹子。呜呼！十岁前，生我育我者父母也；十岁后，育我之人殆伯父矣。”三是917年6月下旬,周恩来主编的《南开学校第十次第二组毕业同学录》中《周君恩来》小传说：“年十二从伯父召，趋辽东，入沈阳模范小学，肆力学科，兼好读欧美小说，暨新闻杂志。十五来津门，遂入南开”。四是1918年2月13日，旅日日记中记周家人先后离开淮安的情况：周恩来随生父母和嗣母及两个弟弟“搬到清江”的1904年,“不过一年，三伯（即周贻谦）是接着三妈往奉天（即现在的沈阳）去”。周恩来生母于1907年夏、嗣母于1908年7月先后去世，“到了秋天，四伯（即周贻赓按父辈堂兄弟大排行为四故又称四伯）往奉天去，干爹（因周恩来由小婶母抱养后对生父改称干爹）往湖北去，我们回到淮城。不到二年，我就出来了。”五是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中说：“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我从小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顾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中国有句俗话：‘逼上梁山’。这句俗话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变到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开始。”周恩来讲的父亲是指生父周贻能，在铁岭县衙做“红笔师爷”，实际工作是在县衙做抄抄写写的事，算是“小席”，收入不多。他称的伯父是两位，一位是堂三伯父周贻谦，当时在铁岭任税捐局主任、兼办矿务；另一位是亲伯父周贻赓,到东北后,先在奉天度支司俸饷科做正司书,后升为俸饷科科员。六是12岁就随周恩来住西花厅的亲侄女周秉德所记录的周恩来1964年8月2、9日两次在家庭成员会上所讲家史、身世和“过五关”的谈话中所说的情况：“我父亲这一辈兄弟四人，按大排行是四、七、八、十一。”“只有四伯到东北做了科长，我父亲老七能力不行，老实得很，不会扒钱，家里就破落了。”“两个母亲死后，我带着博宇（即二弟恩溥）和同宇（即恩寿）从淮阴搬回淮安，一屁股债，常有人到家来要账，要利息我就到处典当借钱，典当时还常被人家嘲弄。所以我从小就尝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我12岁，四伯（即亲伯父周贻赓）把我接到东北去读书了。12岁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家里请了先生教书，也是借钱请的，他只为自己考秀才，对我们根本不负责任。我的许多知识都是从小说得来的。我的母亲，就是十一婶，认（识）字，会写诗，她总教我读诗，还让我看小说。”
   周恩来自述的以上内容，概括地说明他12岁离家去东北入新式学校读书的“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是两点：一是生活的改变。在淮安是走向衰落的封建家庭生活，受的是封建教育，生母、嗣母相继去世后，他被迫当了极其困难的穷家，“尝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没有说哪位亲戚给予钱粮资助，没有说在哪位亲戚家塾馆寄读，更没有说受到政治启蒙的教育；到东北后，先随父亲一起生活，后随伯父母一起生活，得以安心地进入入新式学校读书。二是思想的转变。当时的东北与全国各地一样，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教育双轨制，既有教儒学的塾馆，又有学习西方的中西结合的新式学校，周恩来的伯父到东北较早，了解铁岭和奉天（即沈阳）的教育情况，与弟弟贻能决定让周恩来先在铁岭进银岗书院（新式初级小学）读了半年书，这年秋天转到新建成的省会城市奉天府（即沈阳市）第六两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奉天东关模范学校）高等丁班学习，接受科学文化知识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又因东北是当时日、俄等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少年周恩来目睹了民族危机、国难深重的事实，更加萌发了爱国思想，在修身课响亮地回答老师“读书为何”的提问，响亮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愿。但是周恩来尽管讲了多次，却没有说明其两位伯父和父亲为何能到东北做事的原因。
  二、周恩来亲弟周恩寿说到与钱能训的关系
  《周恩来与故乡淮安史料研究》所载，周恩来的胞弟周恩寿生前对女儿周秉德回忆了亲历亲见亲闻父亲周贻能、堂伯父周贻谦、亲伯父周贻赓和哥哥周恩来得以去东北的有关实情：
  “最先到东北的是我的堂伯父周济渠，原名贻德，又名贻谦，更名济渠，字劼之。清同治十年九月十五日（1871年10月28日）生于浙江绍兴。他是周恩来的五祖父周子庞的长子。大排行三，故周恩来称他为三伯父。”“周济渠幼时学习刻苦，故精通诗书，很有学问，并写得一手漂亮的行书。”“他后来捐纳官衔为‘国子监典簿衔’”。前妻死后“他又续娶家住淮安城里砖桥的浙江嘉兴人钱馥兰为妻。钱馥兰有一个哥哥，名钱能训。钱能训是清光绪年间进士，当年正在京城做事。曾任监察御史、湖北乡试主考、广西学政等职。大约在1904年期间，钱能训曾回过一次淮安，可能是他利用到南方出差的机会顺便回家送妹妹出嫁的。就在这段时间 ，钱能训常去驸马巷周家串门作客，他曾经见过6岁的周恩来，并且还给他辅导过书法。”“宣统元年（1909年），淮安因发生水灾，大批的人出外逃荒。周济渠所在的衙门也裁减人员，周济渠是师爷，本不在编制内，自然就丢了饭碗。他在淮安无法生活，便带着妻子钱馥兰和4岁的儿子周恩彦前往东北奉天投奔钱馥兰的哥哥钱能训。”东北是满清的发祥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3月，清朝改革官制，在东北地区建立行省，派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钱能训是徐世昌左右的重要属僚。1907年到盛京任奉天（即沈阳）右参赞。周济渠到奉天以后，钱能训安排他去了铁岭。任铁岭税捐局主任，兼办铁岭矿务。时间是1909年5月。秋天，周济渠奉命去湖北赈灾。”“周济渠去湖北之前，在奉天度支司工作的四弟周贻赓曾委托他这次去南方，顺便把七弟周劭纲和侄子周恩来也带到东北来。热心的周济渠一口应承下来。他也刚从淮安过来，淮安家中的困难他心里最清楚。待湖北的公事一结束，周济渠带着在武汉教书的七弟周劭纲和侄子周恩来一起离开江苏，乘船北上。1910年初，周恩来和父亲周劭纲在三伯周济渠的带领下，来到了天寒地冻的东北大平原。在铁岭，周济渠为周劭纲父子做了安排。他先把周劭纲介绍到县衙门去做红笔师爷，又为他们父子找了一个安身之处——彭家大院。彭家大院的主人彭广心老爷的儿子彭左清在铁岭商会工作，和周济渠是同事。彭左清答应周劭纲每天晚上给彭家的孩子辅导古文和书法，他们父子便可以住在彭家大院的西门房。”
  三、钱能训对周恩来伯伯给予的亲情相助
  钱能训 （1869－1924），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字傒丞、干臣。浙江魏塘镇人。幼承家教，博览群书，贯通经艺。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29岁中进士，翌年留馆为翰林，散馆后授编修，转员外郎。先后任监察御史、广西副主考、湖北、广东乡试主考官，广西学政，刑部主事、奉天右参赞、顺天府尹等。北洋军阀统治前期，钱能训凭借与徐世昌等人的关系，多次出任政府要职。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3月，清王朝改革行政区划和官制，东北地区建立行省，徐世昌任东三省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钱能训为徐世昌的重要幕僚。1913年10月钱能训任北洋政府内务次长、约法会议议员。翌年徐世昌出任国务卿，钱能训襄助徐世昌处理政务。据周家子孙回忆并经有关方面考证，周恩来的堂伯父周贻谦、亲伯父周贻赓和生父周贻能到东北做事都与钱能训有一定关系。这种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关系的安排。主要是周恩来堂伯父周贻谦，因为是钱能训的妹夫，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3月到东北投奔钱能训，是由钱能训安排到铁岭税捐局做主任、兼办铁岭矿务。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周贻谦的《履历表》所记：1909年秋天，他“奉命去湖北赈灾”，“10月在湖北赈捐案内捐加四品衔并指归分省试用”。在他去湖北前，受在奉天度支司做事的堂弟周贻赓所托湖北公事办完回东北时把在湖北做小差事（又有人说做塾师）的堂弟周贻能和其子周恩来顺带到东北来。另一类是间接关系的安排。周贻谦既有妻兄钱能训的至亲关系，又在县衙肥缺部门为官，在官场具有相当多的人脉关系，所以他把周贻能父子带到东北后，有办法做了妥善的安排，介绍周贻能到县衙做红笔师爷，又和同在县衙同僚彭左清谈好，周贻能为彭家孩子辅导古文和书法，便带着儿子周恩来住彭家大院西门房，基本上有了安身之处，使周恩来得以进入新式初级小学银冈书院就读。周恩来亲伯父周贻赓的差事是否与钱能训有关？有一种说法是他到东北在奉天度支司做正司书，是他的朋友赵燕逊（可能是妻弟）引荐的。但周贻谦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随钱能训迁到天津居住，被安排在“奉直隶勤业道委充水产股科员”。据黑龙江财政厅《周贻赓履历表》所记“1913年2月，周贻赓调往天津，在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当科员”。周恩来的亲侄女周秉宜认为“这一次调动很可能是钱能训妹夫周贻谦帮忙而成。”
  四、周恩来对钱能训这样的官场亲戚的看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习文化与社会知识水平的提高，周恩来在南开学校中学读书期间，对他亲伯父与堂伯父由于钱能训的关系在黑暗的官场做事谋生的处境有所了解，对在官场做事谋生的长辈们也曾表示过自己的看法。1916年3月21日，周恩来《禀家长书》中谈到伯父周贻赓受命到当时的奉天省如今的辽宁省清理丈量土地事的担心与劝解说：奉省清丈，“以侄揣之，虑亦有名无实，虚耗国家岁费，冀应励行新政之名耳。至丰郡敝处奉北，政塞俗陋，居上者以其无关全局，虑亦恝然置之。大人虽欲力求真实，曲高寡和，恐不易为力。处兹浊世，惟有直道求已，枉道恕人，方克见容。侄为此言，非欲以不入耳之谈，弊（蔽）大人之聪也，实为家计，不得不恳大人屈志相安。”据《早年周恩来》所说，在五四运动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免职第二天，钱能训引昝辞去国务院总理兼内务总长之职，周恩来“觉得钱氏早该辞职了，甚至就不应担当那个职务。”1919年8月27日，为营救被捕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马骏等被捕代表到北京请愿，住在钱能训家中的周贻谦着人把周恩来找到家中，说明钱能训有病不能见周恩来，代为转达钱能训的关心之意，劝说周恩来在武人统治的情况下，不要参加学生请愿活动。周恩来婉言回答说：“日人夺我土地，侮我人民，学潮纯基于爱国热忱，国人同仇抗争，岂忍责其过？”因双方话不投机，周恩来借机辞别。周贻谦再三叮嘱“现在是武人政治”，“要远离一点！”周恩来就此出门直奔总统府门前，继续参加请愿队伍的请愿行动。
  对于亲属，周恩来随着政治思想上的进步，特别是从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开始，就明确主张既讲亲情，又讲原则。1963年5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把“亲属关”作为领导干部“过好‘五关’”的第四“关”说：“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的力量。”周秉德所记录的伯父周恩来1964年8月2、9日两次在家庭成员会上讲家史、身世和“过五关”的谈话中说：“现在看来，封建家庭一无是处。只有母亲养育我，我还是有感情的，另外四伯（即亲伯父周贻赓）接我出来念书，念中学时，先供我一年，后来因我成绩好，就公费了。到‘五四’时，对家庭有认识了，想脱离家庭。后来到日本、法国去学习，都靠同学、老师的帮助和自己的奋斗。以后加入了党，与家不通信，怕我入了党，连累了家庭。所以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六大’路过大连被日本宪兵盘查时，我就说来东北是去吉林找舅父周曼青（贻赓的字）的，没有说是伯父。我在24岁入党以前，是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爱国思想，知道旧家庭是没法奋斗出来，对家庭没有留恋，但我对伯伯没有反感，对父亲也很同情。所以我敢去吉林找四伯（周贻赓）相信他不会出卖我。我对家庭这样的认识，是一步步来的。”“在思想上完全与我们相反的，唯心的、主观的人，我们家庭中不能说没有，就是贪污的、劳改的、做坏事的也有。”“这些人能不能改造过来，要靠社会，靠群众的教育和影响，更要靠自己的努力改造。”“讲亲属关。我们家的亲属复杂，我们是旧家庭、旧环境、旧观念。”“我总是想谈封建家庭，是想批判它，否定它。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是要救他们，把他们改造成新人，拖过来投降无产阶级是可以帮助改造的。旧的否定了才能创造新的，否定以后，在其中找出些好的，肯定下来。”“我们要否定旧作风，创造新风气。”
  当今，学习、继承、弘扬周恩来正确对家庭和亲属的楷模风范，对于贯彻执行习近平同志关于要“特别学习周恩来同志做人的风范”和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发出的“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号召，广大党员党员干部带头，自觉以周恩来为楷模，坚持按照从严治党、遵守党规党纪、正确对待家人和亲属，显然是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