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闻媒体报道，我们的长江三峡大坝已经于10年前的2006年10月27日成功地蓄水到156米的设计高度。大坝为我国的防洪、航运和发电等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是，世人却很少有人知道，长江三峡大坝的坝址就是周恩来生前选定的。而且，三峡大坝的选址过程也就是周恩来科技兴国精神的一次成功实践。
  众所周知，在浩瀚的万里长江上建坝蓄水，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壮举。从我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起，就把建长江三峡大坝的宏伟设想写进他的《建国大纲》。蒋介石统治中国时期，也曾梦想建造三峡大坝，只是由于他热心搞独裁，醉心于排斥异己，最终也只能做个口头上的“中山先生遗志继承人”而无力去实现中山先生建国的宏伟蓝图。这样，在长江上建三峡大坝的这一中国几代人的梦想就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在1958年1月于南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因为周恩来的“反冒进”问题遭到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并当场拿下他的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让他去抓“两弹一星”和调研一下建长江三峡大坝的可行性。当时，毛泽东伸出四个指头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来抓三峡工程，一年抓四次！”
  受命抓三峡工程的周恩来工作很谨慎，因为他知道，三峡工程关系着国计民生。如果有一着不慎或考虑不周，都会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他做的每一项决策，都要事先听取各方面意见，再亲临现场，实地考察，比较对照，最后才作出最合理、最科学的决定。其对三峡大坝的选址就始终贯彻了周恩来的这种科学治国精神。
  南宁会议后只一个多月的2月27日，周恩来就亲自主持召开并请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参加的三峡工程会议在停泊在武汉江面上的“江峡”号客轮上举行，与会的还有国家水利电力部（简称“水电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委”）和部分地方党政领导等人。因为是一边开会，一边考察，所以也被人们称为“三峡现场会”。
  鉴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已经委托周恩来抓三峡工程，其三峡工程上不上马的问题最后由中央决定，但是交由他提出具体意见和选造在什么地方。由于前人和有关专家的努力，当时摆在周恩来面前已经有了三个三峡大坝的坝址方案。
  实地考察　否决南津关方案
  南津关位于古彝陵城的南面，既是长江三峡的东出口，也是长江上游和中游的分界处，为上川下楚的咽喉要道，“雄当蜀道，巍镇荆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时，就直接领导了川东、鄂西特委和湘鄂边特委，开辟了从重庆沿江东下经南津关进入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
  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后期，美国著名大坝工程专家萨凡奇博士担任着印度巴克拉大坝工程的顾问，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宋子文利用他在印度的机会邀请他来一趟中国，并向他介绍了长江三峡方面的有关情况。萨凡奇非常感兴趣，三番五次提出去三峡，特别是到南津关实地考察。当时是1944年的8月间，日本侵略军不仅占住着宜昌，南津关也在他们的军事控制之下，日本飞机还经常对重庆，四川盆地和三峡地区狂轰烂炸，中国官方就没有同意萨凡奇去三峡考察。然而萨凡奇认为这是他一生中难得有的一次接触长江三峡的机会，便义无反顾地写下遗嘱：“生死在所不辞，三峡一定要去！”“为考察长江三峡，即使出现生命危险，也是值得的。”蒋介石最终被这位执著的美国老专家感动了，他亲自下达手谕，派了两个连的部队武装护送萨凡奇去考察三峡。
  萨凡奇经过长达10天的翻山越岭，徒步踏勘，再经40个日日夜夜的奋笔疾书，最后完成了著名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在这一轰动全国的报告中，萨凡奇明确提出了在南津关上游200米处兴建三峡大坝的设计方案。工程主要包括蓄水库、拦河坝、溢水堰、引水道、船闸、发电站等，坝高225米，蓄水位200米。在这一报告末尾，他向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说，“扬子江三峡计划为一杰作，关系中国前途更为重大。”“三峡计划之初步报告，是我从事工程40年来之一大快事。我能参与研究此项空前伟大的工程，至为欣幸。”其喜悦与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这样，周恩来等乘坐的“江峡”轮率先开到了南津关。他一边详细向“长办”总工程师李镇南了解萨凡奇当年在南津关的考察情况，一边仔细观察，反复比较，心里确实有点不踏实，就问李镇南：“萨凡奇的三峡工程设计，你们有吗？萨凡奇是位科学家，我们要否定在南津关建坝，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三峡大坝是世界性的问题，有一定根据才能说服萨凡奇。”
  李镇南知道周总理一贯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为了能让他进一步了解南津关的地质情况，就请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去看看三游洞。周恩来误认为看三游洞是游览风景，就沉下脸说：“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游山玩水的。”李镇南忙解释说：“总理，您别误会，三游洞里都是石灰岩大溶洞，到洞里可以看到喀斯特现象，而在南津关地段，都存在喀斯特地质状况。”
  “喀斯特”亦称“岩溶”。指地表水和地下水对可溶性岩石（石灰岩、白云岩、石膏等）进行的化学溶解为主的地质作用及其所形成的地貌总称。喀斯特原为斯洛文尼亚西部与意大利交界处石灰岩高原名称。19世纪末塞尔维亚地理学家茨维伊奇首先对该地的石灰岩溶蚀而成的地面进行研究，并称其为“喀斯特”，所以，全世界现在发现的所有岩溶地质地貌都被统称为“喀斯特”。
  周恩来一听可以直接看到喀斯特现象，顿时高兴起来，随即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等一起走向三游洞。
  三游洞在唐代就很有名了。周恩来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钟乳石，一连看了几个小洞，然后又探身进入一个比较大的溶洞。还用随手带的地质锤敲下一块岩石，拿在手里，反复审视良久，若有所思的对两位副总理和在场的人说：“看来在石灰岩地区建坝，喀斯特岩溶问题很难解决好。”这时，有人告诉周恩来，当年萨凡奇考察南津关时，因为日本人还占领着这一带，萨凡奇无法到三游洞作更详细的考察，也就造成萨凡奇把拦江坝址定在南津关的错误决断。经过实地考察，周恩来终于认为有足够的理由来否定萨凡奇的在南津关建坝方案了。
  合理分析　弃用猫儿峡方案
  猫儿峡位于今重庆市所属江津区境内的铜罐驿附近，地处长江上游中部，江面较窄，拦江建坝花钱较少。
  还是在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时，就与当时的苏联方面签定了援助中国156个经济项目的协议。为使这些经援项目得到具体实施，中方还请了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设计规划，指导具体项目的建设。
  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和戈尔涅夫两位苏联水利专家经过详细考察，最终认为长江三峡大坝应选择在长江上游重庆的猫儿峡建坝。他们经计算得出的结论是，猫儿峡大坝建成后，库容量非常大，可以大量装机发电，为以后发展国民经济带来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电力能源。
  在“三峡现场会”上，尽管专家们认为猫儿峡的地质地貌条件比南津关好，但是，周恩来和专家们经过合理分析和反复比较，还是说服了苏联专家放弃在猫儿峡建长江三峡大坝的方案。主要原因是在猫儿峡建坝后，水库淹没面积太大，不仅居民迁移量很多，而且还将淹没大约三分之一的重庆市市区；再就是猫儿峡方案对长江防洪、综合治理和综合利用长江方面考虑的也不够全面，这一方案更多的是考虑了发电、充分利用水力资源等经济效益，这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当时的设想也有着较大的差距。
  当时跟随参加三峡现场会议的苏联水利专家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和戈尔涅夫等人比较通情达理，他们并没有固执地坚持自己意见，被周恩来说服后还与周恩来他们一起研究、考察剩下的选址方案。
  科学决策　大坝终落三斗坪
  三斗坪位于长江庙南宽谷南岸。抗战期间，日军先后占领武汉、宜昌后，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曾西迁至此，热闹繁荣得被人们称为“小武汉”。与三斗坪毗邻的，还有一个小镇，就是姊归县的茅坪镇。在这两镇之间的江面上，当年有一个突兀的小岛，它象一艘绿色的蓬船，昂首“漂”在江中。当地群众称它中宝岛，而在“长办”的地质图上标名叫中堡岛。
  经“长办”林一山等长期勘探，探明三斗坪的地质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因为在长江三峡的200公里江段中，都是“喀斯特”地貌。即整个长江两岸及地下都是透水性极强、质地松软的石灰岩和页岩构成的。只有三斗坪上下20公里的江段是由整体的花岗石组成的。因此，它被“长办”及中国专家们选择为三峡大坝的坝址所在地。
  “江峡”轮劈波斩浪，逆水而上，开到了我国专家们认为最佳的三峡坝址——三斗坪。待“江峡”轮航行至西陵峡中的第一段宽谷后，在船首就依稀见到了浮在三斗坪江面上的中堡岛。
  中堡岛面积仅0.15平方公里，当时住着5户人家。周恩来登岛后，选择了一处制高点，在一个长满杂草的土台上展开设计图纸，由李镇南向他汇报三峡枢纽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方案。
  李镇南一边指着地图，一边胸有成竹地介绍说：“中堡岛顶部海拔78米，为大坝施工提供了有利条件。”接着，李镇南说，“在这里建坝的有利条件是：一、地下为坚硬的花岗石，坝基牢固，这是最主要优点；二、中堡岛将长江一分为二，可以让三峡大坝分期施工。”周恩来一边随李镇南的所指方向观察地形，一边又仔细对照图纸，还不时插话询问，对各种情况作详尽的了解。
  李镇南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近1个小时，周恩来也绕有兴趣地听了一个小时。听完之后，周恩来指着中堡岛南边的白岩尖山问：“建成后的三峡大坝有这座山头高吗？”
  “有！有！”站在一旁的林一山抢着回答，设计的“三峡大坝坝顶海拔高度是200米，白岩尖顶高是243米，建成后的大坝和它差不多高。”
  周恩来遥望着大江两岸的两个山头，俨然看到了巍然而起的三峡大坝，脑海中浮现出“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景。他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太雄伟了，三峡工程真伟大！”
  为了更好地了解三斗坪地下的地质地貌，周恩来在李镇南等人的引领下，又朝着地质勘探人员打下的钻井走去。在场的地质勘探人员马上向周恩来作详尽汇报，中堡岛下的地层是坚硬细密的花岗石，基岩完整，互相胶结牢固，花岗岩上的覆盖层都未超过10米，而且河谷开朗，在这里施工建坝，远远优于南津关溶岩区。说着勘探人员拿来一截标上号的岩芯递给周恩来，他随即仔细地审视，又用力掂了掂，再从地质人员手中接过一把地质锤敲了敲，岩芯发出了铿锵的声响。
  “很好！”周恩来高兴地赞叹着，“可是，光我说好还不行，能不能带一截给毛主席看看，让毛主席也高兴高兴才好啊！”在场人员都说好，周恩来当即在登记簿上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然后带走了那截岩芯。几天后，在中央召开的成都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向毛泽东和其他有关中央领导展示了他实地考察带来的那截岩芯，三峡坝址最终选定在了三斗坪。也就是今天长江三峡大坝的所在地。
  据周恩来军事秘书、亲自陪着周恩来参加三峡现场会议的周家鼎同志对笔者回忆，周恩来后来还把那截岩芯带回了北京，装进一只玻璃盒里，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以时时提醒自己要科学对待三峡工程，不要使这一强国富民的工程有任何差错或疏忽。
  “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如今三峡工程已经发挥出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86年5月，奥地利工程地质学教授、国际上著名的岩石力学权威缪勒来我国查勘了三斗坪坝址后赞叹道：“这真是一个好坝址！三峡坝址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一个好坝址！”
  然而，参与当年“三峡现场会”的人都知道，“三斗坪”坝址并不是上帝赐给的，而是周恩来的科学决策。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才有如此科学的三峡大坝坝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