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淮安》今年三期上刊有一篇《发生在板闸的两次战斗》。其第一次战斗就是写活捉并诛杀汉奸兼土匪杨文锦的事。因为杨文锦和笔者是同一个村上的人，两家直线相距仅约200米远，所以多少知道一些他的情况，而且还有些不同于其他人的说法。由于事情过去70多年了，像我这样的知情者已不是很多了。因此，关于杨文锦的其人其事笔者觉得有必要将它完整地保留下来以还原历史的真实。
  杀人起家
  杨文锦是我们淮安区席桥镇三里村六组人，笔者的老家是在二组。杨文锦家人多地少，出身贫农。他一共亲兄弟四人，依次是：杨文章、杨文锦、杨文龙、杨文才。还有一个嫡堂兄弟杨文举。长大成人后，人人五大三粗，个个虎背熊腰，被前后左右的庄舍邻里称为“杨家五虎”。因为家寒，他与他的几个兄弟都没能念什么书，不识几个字，但是杨文锦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心灵手巧，学木匠不久便有了一手很好的木匠手艺。笔者父亲是位种田的老把式，他生前多次对我说：“文锦投（制造）犁手艺是最好的。我们当时投犁都找他，直到他后来当土匪了，才把他投犁的诀窍传给邻庄的木匠马汝法师傅。”
  杨文锦家北侧有一个光棍汉颜东成，他既无父母，也无兄弟姐妹，因为长得人高马大，邻里们都叫他“大东成”。大东成好吃懒做，专门欺侮那些小地主和富农，今天借这家，明天敲诈那家，而且都是有去无回。如果谁敢对他说个“不”字，他就会趁无人的机会放火烧那家的大草堆、车棚或者投毒毒死人家的鸡鸭、猫狗甚至牛羊。对这种无赖汉，那些胆小怕事的小财主真是毫无办法：你告官吧，不花个一二十两银子根本打不了官司，而即便你赢了官司，大东成穷的叮当响，你又能对他怎么样？！如果说找人揍他一顿解解气吧，你把他打死了，自己还得倒霉；打不死的话，他好了还会变本加厉的报复你。所以，他们遭到欺侮后只能是忍、忍、再忍！忍当然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终于，忍无可忍的时候到了，地主高端贵出面暗中串通了几家常遭大东成欺侮的人家，以请杨文锦做木匠活为由，请他吃了一顿饭，并和他达成一个“君子协议”：悄悄除掉大东成，事成之后，给他两石白稖头。
  一见报酬丰厚，素来胆大的杨文锦，顿时见财眼开，加上又喝了点酒，当即答应下来。高端贵他们以为，用“杨家五虎”去对付一个大东成肯定不会有问题，谁知杨文锦根本不用招呼其他“四虎”，他只身一人，先假意跟大东成交朋友、套近乎，于是两人出双入对，同住同吃，不到一个月，他就趁大东成熟睡时，用随身带的一个桑木小板凳对准大东成的太阳穴狠命一砸，大东成就此一命呜呼。然后他将大东成住的丁头棚子点火一烧，人尸不存。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谁来管这件与己无关的事？！
  杨文锦在放火之前，还在大东成的丁头棚子里想找些值钱的东西，结果值钱的东西没找到，却在大东成的床头找出了一把老掉牙的盒子枪。这种枪的枪膛里只能装一颗子弹，击发后拉开枪机才能装上第二颗子弹，然后再把子弹推上膛，才能击发第二颗。所以当时的人都戏称这种盒子枪叫“独子拐子”。
  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事。那时政府腐败不管事，地方上都是“大鱼吃小鱼”。精明的杨文锦知道，“有枪就是草头王”。于是，他干脆不做木匠手艺了，就和几个兄弟在三里湾北头的三角桥（今席桥镇三里村和南马厂乡中民村交界处，地方上也有人叫三路桥的）干起了晚上拦路抢劫、打黑棍、放冷枪的买卖。这个勾当既比干木匠活轻松，而且钱来得还很快。
  杨文锦就是这样从一个贫农木工发迹起来，当上了当地的草头王——土匪！
  投机革命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中后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时代。淮安城被日本人占领之后，城乡一片混乱，人心惶惶。这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也已渗入到苏北，并成了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中坚力量。
  1941年1月，由抗日民主政权挑选的丁澄担任了淮安县十一区区长，辖区在今淮安区的城东、季桥和清河区的徐杨、南马厂、钵池一带，以席桥为中心。丁区长一上任，民众就纷纷向他告状，说杨文锦欺人讹人，连阜宁、涟水、泗阳、宝应的受害者都有。丁澄经向县委汇报后，利用一次逢集、杨文锦带人在三角桥“收税”的机会，全部将其活捉，并立即上报淮安县委。县委随即让敌工部（全名“对敌工作部”，即后来的城工部、统战部）连春邑部长骑马赶来席桥，对匪首杨文锦是杀是留征求各方意见。结果主张杀和主张留的人都有。这时一个重要人物丁殿甲出面了：他既是丁澄的叔叔，又是杨文锦的干爸爸。他还在地方上当“三面保长”，即他既为国民党政权做事，对日伪政权也能应酬，而共产党方面有事他也帮忙。他找到丁澄说：“老八呀（丁澄大排行第八），人做好事不问前程，你留他一条命他临死也忘不了你。今天我说个情，叫文锦弟兄们都跟你一起干。”连春邑一见那几个齐刷刷的杨家兄弟，心里也有点活动：我们干革命不嫌人多，况且杨家兄弟根子还是不错的，但必须把他们分开来，一个一个问他们愿不愿意跟着共产党抗日。结果，“杨家五虎”都表示要痛改前非，接受共产党领导，与“八老爷（指丁澄）”一起抗日打鬼子。于是，连春邑部长拍板，将杨文锦的全部人马编入丁澄的区队，使丁澄的十一区区队力量一下壮大了许多，而且杨家兄弟只要领受了任务，便一个个都不要命的去完成，使丁澄如虎添翼，为此，他还特意将手脚麻利的杨文举选为自己的“贴身”（相当于今天警卫员），一时使丁澄的区队名声大振。
  在这一个夏季里，丁澄和他的区队打死了土匪孙忠相，也镇压了勾结顽政权欺压老百姓的黑地痞翟凤翥，还先后用拦路伏击的战术劫取了土匪和国民党33师的各一批数量可观的枪支、军火，使丁澄的区队一下由几十人扩展到160多人。在这些战斗中，杨家兄弟个个冲锋在前。后来因为拦下了韩德勤部下33师的一批军用物资，把个33师师长刘立军急得直跳脚，他特意派出两个营的兵力，利用青纱帐的掩护，终于在席桥西北侧的夏庄（今属淮安市经济开发区徐杨乡后刘村）将丁澄包围在一户四合院人家。丁澄靠他的机智勇敢和一股不怕牺牲的精神，冒着枪林弹雨用两枚手榴弹炸开一条血路，然后一头冲进青纱帐，并且连续五次从沟河里泅水而过，虽逃出虎口，却得了一场大病，经县委同意，丁澄化妆成生意人，离职悄悄到伪占区河下白酒巷12号治病。
  匪性复发
  自从丁澄一离开，杨文锦顿时成了没人管的区队老大。不久，他就匪性复发，又干起了欺压老百姓的旧勾当。他还干脆把“收税”的地点设到席桥桥头，收钱分赃；碰上年轻貌美的女子就强行糟蹋，有不愿顺从的，竟当众剥光人家衣服，然后用刺刀捅死。在丁澄治病的一个多月内，仅杨文锦一人就糟蹋了几名妇女，讹诈老百姓财物不计其数。
  八月初丁澄病愈归来。他一到席桥就有许多人来告状，诉说杨文锦的罪行。丁澄考虑到自己一人前去可能伏不了杨家五虎，就直接走东荡到大黄庄（今属茭陵乡）报告县委。经县长赵心权、县独立团团长高昆峰、十一区区委书记周兴和丁澄等几个人一起商量，决定由丁澄先回席桥召集旧部，由高团长带领独立团的人马混到赶席桥集的群众中智取杨文锦。
  接下来就是戏剧性的一幕：丁澄让自己叔叔丁殿甲给杨文锦带去一信，说他在治病期间，你杨文锦旧病复发，本该问罪处分，因时下外族入侵，正是用人之际，只要你文锦知罪改过，低下头请丁澄他们吃顿饭，赔个不是，你们照常和好如初，齐心合力打鬼子。杨文锦自知罪孽深重，而且在席桥集上，他找哪家饭馆也没人敢收他的钱，况且来劝和的又是他的干爸爸兼救命恩人的丁殿甲呢！于是他一点也不怀疑，一口答应下来。
  1941年9月26日（农历八月初六），正值席桥逢集，又是在中秋节前，赶集的人特别多。按照事先约定，由中共领导的淮安县独立团团长高昆峰、参谋完璞等四人按时来到席桥集北头的绪信菜馆，杨文锦让荷枪实弹的史长仁等人陪在身边。但见来人都穿的短袖夏装，根本未带枪，只是丁澄迟迟未到。杨文锦就叫文举去看看。这时的杨文举还没变坏，他心向着丁澄，就假意悄悄对杨文锦说：“二哥，我没带枪怎么能去找丁八？”文锦一点不疑，随手掏出自己身上的盒子枪交给文举，还一迭连声的说：“去去去，快去快来。”
  直到天正午了，丁澄他们三四个人才姗姗到来。丁澄忙不迭地向杨文锦抱拳：“对不住，对不住，路上处理了点小公务，我们来迟了！请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杨文锦只好掩饰自己内心的不愉快，打起笑脸相迎：“哪里，哪里！区长公务繁忙，能来就是给杨二面子了。”一边说着，一边大家入席就坐。
  酒过三巡，有两条狗为抢丢到桌下的骨头咬、叫了起来，只见丁澄怒目圆睁，把手中酒杯往地上一摔说：“把这两个畜生给我抓起来！”他的话音一落，菜馆门外应声冲进四五条壮汉，杨文锦一摸，只有空空的枪套，史长仁的手还未触及到自己身上的枪，就被坐在身旁的完璞扭到了身后，枪也被完璞抽走了。而杨文锦安排在隔壁的弟弟杨文龙他们在听到动静后还没走出门就和杨文锦一样被独立团的人扭转了双臂，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于是杨文锦第二次成了丁澄的阶下囚。
  诱杀丁澄
  杨文锦再次被捉住之后，许多人表示，对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人应该严惩，以杜绝后患。也有人认为，杨文锦集团现在队伍比较庞大，成员复杂，其核心成员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也不一致，但他们又很难分开，因为有的和杨文锦有着割不断的血缘，有的则得了他的小恩小惠，有的完全依附于他，把他当做终生“靠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于是，县委敌工部和丁澄、周兴等一起研究决定，杨文锦这一伙人全部不配枪，集中起来培训，互相揭发坏人坏事。
  就在他们被培训期间，席桥乡的“三面乡长”杨子美出面请客，目的是在丁澄和杨文锦之间“拉弯子”，希望他们和好如初，其实，这里边包藏着杨子美和杨文锦的祸心！
  那是1941年11月24日（民国三十年农历十月初六），杨子美请丁区长和杨文锦一起吃饭。丁澄警惕性很强，把十几名区队队员放在距杨子美家只有一箭之地的席桥南头，而且让杨文锦的嫡堂弟弟、杨家五虎之一的杨文举作为自己“贴身”随侍在侧，另一位贴身孙士芳也和他寸步不离。
  那顿酒足足喝了四个多小时，杨子美原本就是和杨文锦串通一气的，他请来那几个陪客的都一再向丁澄敬酒，还口是心非地赞扬丁区长为民除害，为民做主：说他敢对抗日本鬼子，又敢于对抗“老中央”（指国民党），真是有胆有识。就这样，边喝边谈。杨文锦更是非常会装，他竟然痛哭流涕，说他十分对不起丁区长。
  太阳大偏西了，酒宴终于结束了。丁澄想到他还要向县领导汇报工作，就起身告辞，杨文锦只身相送。走到席桥，原先埋伏的区队早已迎上前来。丁澄一者醉意朦胧，二者错误认为杨文锦是真心悔罪改过，三者以为自己双枪在手，身旁还有两名贴身保护，徒手的杨文锦怎敢奈何他？就让区队队员各自回家。
  一行四人往北走了约一公里路，正好到了杨文锦家的西侧。路边有一家茶摊，丁澄酒往上涌，就坐下喝茶。杨文举家在路西，说趁区长小憩我回家看望一下父母，随后就来，丁澄同意了。
  杨文锦见机会来了，就假献殷勤地对丁澄说：“区长，你们那天把我的枪拿去，枪套还在我家呢，你要不要去拿来？还有我家还有一听龙井新茶，也想请你去品尝一下，我将枪套子也交给你？”半醉的丁澄自恃身手高强，又腰插双枪，根本不把杨文锦放在眼里，连身边唯一的贴身孙士芳也被他鬼使神差地留在茶摊上，不让人家跟着他，他一边跟着杨文锦走一边还说：“行，去品尝一下你的龙井茶！”
  其实杨文锦家当时也就三间草房。不过他事先做了精心准备：将自家一张四方桌子在当间紧挨着东边肚山墙和北边的条台放置，因此丁澄进屋后要么面北，要么面东才能落座，而他在东西两头房里都事先埋伏下了打手。所以当丁澄刚刚面北落座时，从他背后的东头房就跑出了蔡独眼，从身后将丁澄拦腰死死抱住，杨文锦随即和从西头房跑出来的杨文章、杨文龙将丁澄腰上的双枪夺走。这时，杨文锦才狞笑着说：“区长，只要你跟我们走，我们保证让你活命。”丁澄怒目圆睁地骂道：“放屁！我是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区长，你们胆敢杀了我，人民是不会饶你的！”丁澄一
  边骂一边拼命反抗，蔡独眼的脚都被他踩烂了，疼得哇哇直叫。像一头猛虎的丁澄最后终于挣脱了敌手，并一头冲出门外，杨文锦一见，举枪就打。无奈杨文锦家门前是一条无水暗沟，中枪后的丁澄倒在沟里，鲜血流进了他热爱的家乡土地。
  死于索贿
  杨文锦一伙害死丁澄后，当即将丁澄遗体绑上独轮车，还把家中的粮食和一些细软值钱的东西放上另一辆车子，然后和他的哥哥、弟弟等如丧家之犬，连夜直奔泾口的马湾（时国民党淮安县政府设在那里）向县长牛作善邀功请赏。国民党常备旅和县政府的人见到丁澄被杀了，一个个欣喜若狂，当场“封”杨文锦为“涧北除奸大队长”，杨文章为十一区区长，杨文龙为“除奸大队副”，史长仁等也当上了连长等等。然而，由于“除奸大队长”并没有俸禄，杨文锦又因残酷杀害了丁澄后生怕淮安总队和丁澄原来的区队找他报仇，只能整天提心吊胆，甚至东躲西藏地过日子，经济上也越来越捉襟见肘。于是，在1942年日本人的扫荡过后，杨文锦经不住日伪诱惑，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日伪政权的汉奸团长，还挂上了伪政权的中校军衔。打那以后，杨文锦到处招兵买马，还把自己的大本营扎在板闸。这样，他西靠淮阴，东傍淮安，南倚运河，自以为是万无一失的安全之地。
  1945年的春节快到了，这时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是日薄西山了，杨文锦却仍然是醉生梦死。据住胯下南街的管芝华先生对笔者讲述，日占淮城期间，曾把他抓到鬼子司令部当小勤务员，还给他配备了一辆自行车。管芝华说，那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六，鬼子考虑到各个据点的不安全，就下了通知，要杨文锦他们进城过春节。给杨文锦的通知就是管芝华骑着自行车送过去的。
  杨文锦为什么还会出事呢？管芝华说，1945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七那天（公历1945年2月9日），再有三天就过新年了，每逢节日，杨文锦都要借机敛财的，那一年也不例外。他让自己的六个勤务兵分成三组，每组两人，一个手提一只高脖子酒瓶，一人手里拎着一只鸡。在鸡脖子和瓶颈处都系上几道大红绸带，看上去挺喜庆的。杨文锦让他们分别到河下、河北、板闸一带的主要商铺、银号等等。每到一家，杨文锦的勤务兵们都会说：“新年到了，杨团长叫我们给你家送年礼来了。”这些人家是个个心知肚明：这是杨文锦借过春节来索贿的。他的酒和鸡你是不能收的，而是要赶快给他把年礼送过去。杨文锦的这种做法叫“打秋风”。
  凡是被杨文锦打秋风的人家都是要靠他“保护”的。哪个也不敢得罪他。于是，家家户户都赶快备礼，给杨团长送过去，以保证过一个安稳年。
  再说，杨文锦发迹后，先后从涟水、淮安一共讹娶、抢来的八个老婆中的三老婆是他的管家婆，姓程，脑后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因此，人皆称她“程大辫”。程大辫虽长在农村，但从未缠足，能骑马，会打枪，还能舞刀弄棍。所以，她不仅格外讨得杨文锦的欢喜，还一直是杨文锦的内当家。哪怕杨文锦的大老婆要做一件新衣服，也得向程大辫讨要。
  年三十那天，程大辫一共雇了六辆黄包车，车夫都在杨文锦的司令部吃饭。她雇这么多黄包车干什么？因为晚上杨文锦和她要进城去过年，收受的礼品也要一起拉进城享用。
  到下午五点钟过后，天很快暗了下来，作恶多端的杨文锦心有余悸，对程大辫说：“我们进城吧？你看，一会儿天就黑了。”程大辫娇声娇气地说：“我说团长大人，还有两家礼份子没来呢，我让他们车夫装车先走，我们再等一下嘛！”
  就这样，为了那两家的礼份子，杨文锦要走，程大辫就拖，一连三次，等来的不是那两家的礼，而是我淮安总队发出的正义枪声：因为事先有我地下情报，所以第一排子弹都射向了杨文锦专住的那幢两层小楼。而他的那些狐朋狗党因为是年三十，一个个都喝得东倒西歪，毫无反抗能力。枪声一响，杨文锦一把推开程大辫就从板闸他的司令部二层小楼上往下跳，谁知我淮安总队的几名枪法准的“活线手”早就瞄准了这幢小楼的外楼梯，杨文锦的鬼影一现身，他就中枪了，那罪恶的身躯就顺着楼梯直往下滚。于是，束手就擒，被捆了个结结实实的杨文锦随即被系到一匹枣红马的尾巴上，然后打马上路，且跑且走。待走到淮安北乡陈圩荡时(今市经济开发区南马厂乡严高村)，就在那里连夜开了公审大会，由当时的抗日民主政府马厂区区长王海秋历数杨文锦罪行后，宣布杨逆死刑，立即执行。枪响过后，围观群众近前，杨文锦连一滴血也没有。原来他拴在马尾巴上拖的时候早已气绝身亡了，加之天寒地冻，尸体僵硬得快，哪里还有血淌出来呢？
  管芝华说，杨文锦迟早肯定要受到人民政府的镇压，不过如果不是贪财等礼，那天也许还不至于死，或许还能多活几天吧。有意思的是，管芝华还告诉我，那天晚上，他裹着被子睡在鬼子司令部外间的大方桌子上。板闸的枪声一响，他就接到由河下分局转过来的电话，还是一个女的声音(估计是程大辫)，说土八路打板闸了，然后电话就没了。可是等管芝华把这一特急军情告诉在鬼子司令部当翻译的李汉奸时，他正斜躺在卧塌上抽大烟，只回了一句：“等一会再说。”这一等就等到第二天太阳出，鬼子、“黑狗队”(穿一身黑衣服的二皇，平时以维持地方治安为主要任务)才集中起来，共有200多人，他们耀武扬威地沿着运河堆走到河下，就听老百姓说，杨文锦早就被共产党活捉去了。于是，立即“前锋改后队，后队作前锋”，掉转屁股回城。
  “其实，这时鬼子就是赶到板闸，10个、100个杨文锦也早就没了！”这是管芝华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