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纵贯南北，多少文人雅士流连其中。
  大唐开成三年（838年），一群来自被人们称为“扶桑”这一神秘国度的陌生使团来到唐朝的国土上。这已经是这个神秘国度第十三次派遣使节来到大唐的长安，他们的长相、服装、谈吐和唐人、新罗人越来越一致，在他们的队伍中还有学习汉语言的学生、搜罗各种典籍的学者、虔诚焚香礼佛的和尚……他们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这片高山大川、城池原野密布的国土，憧憬着“扶桑”的文明与开化。
  这个国家在唐朝开始，便在汉字典籍中称为“日本”。圆仁（793-864年）正是来自日本的一位学问僧，后世日本天台宗的一代宗师。在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他记载了他在楚州的一段经历。
  这年七月，圆仁一行从扬州登陆，并在扬州居住了约半年时间。圆仁在扬州屡次向官府申请去天台求法，但朝廷始终没有批准他的这一请求。无奈之下，心有不甘的圆仁只好跟遣唐使团一起乘船离开扬州，前往长安。第二年二月，圆仁随遣唐使团一行，由扬州出发，沿大运河北上，于二十四日来到楚州。楚州至扬州的运河水陆交通便利，遣唐使团将官私杂物均随船运输，一行船队沿途浩浩荡荡。
  来到楚州后，按照规定，正式使节由地方官接待，居住在驿馆中，圆仁等随行的求法僧人则安排在寺庙居住。圆仁刚开始住在开元寺，后来搬到龙兴寺居住。开元寺位于里运河畔的月湖原名胜因寺，始建于东晋义熙年间。唐开元五年（717年）因唐玄宗李隆基赐匾“开元寺”而易名。龙兴寺始建于西晋永嘉二年（308年），由当时镇守山阳的将军庾希为印度高僧竺法护译经说法而建，因其在此翻译《法华经》，因此该庙即取名为正法华院。其后，唐代初年，西域高僧僧伽来华，曾在这里说法，故唐中宗御赐改名为“龙兴万寿禅寺”。
  唐代的楚州文化发达，佛教兴盛，圆仁在这里，充分体会到大唐的富庶和开放。当时的楚州境内新罗人非常多，官府甚至专门设立“勾当新罗所”管理新罗人事务，其负责人称押衙，通常由新罗人充任。日本朝圣者的事宜就由押衙来安排。新罗人刘慎言不仅为圆仁做译语（翻译），还不辞辛劳与麻烦，给日本使团以支持。圆仁将“沙金大二两、大阪腰带一”送给刘慎言。
  然而，圆仁的心情并不好。圆仁在楚州又几次上书朝廷提出申请去天台山学习佛法，但仍未获批准。无奈之下的圆仁，于是将在日本拟定准备请天台山高僧答疑解惑的三十个问题托付给圆载，请他代为请教。圆仁还将日本延历寺座主赠给天台宗方丈一件袈裟交给同行的圆载和尚，请他帮忙交给天台山国清寺方丈。在送别圆载后，圆仁在其日记中只写了四个字：“惜别，惆怅。”
  没想到，圆仁和楚州、运河的缘分远没有完结。
  一心留在唐朝学习佛法的圆仁在三月底离开楚州后，随使团北上，在山东半岛私自脱团，一个人秘密前往佛教圣地五台山，其后他终于辗转来到长安，学习了五年佛学。
  会昌五年（845年），崇信道教的唐武宗下令在唐朝范围内“灭佛”，除极少数寺庙保留外，毁禁全国佛教寺院，勒令僧侣还俗。圆仁在长安也呆不下去了，只好也逃之夭夭。他于会昌五年（845年）五月出长安，沿着汴河南下到了泗州，
  他刚开始没敢继续水路去楚州，而是从陆路由盱眙直达扬州。没想到扬州城他也无处躲藏，只好在七月初硬着头皮来到楚州。没想到圆仁第二次来到楚州后，立即受到了楚州新罗坊总管薛诠和新罗语翻译刘慎言的热情接待，并住在楚州新罗坊内。此时，正处于“会昌灭佛”的高峰期，刘慎言冒着相当大的风险将圆仁随身携带的佛像，僧服，功德帧等证明其和尚身份的四笼物件藏起来，又给了些盘缠给圆仁，派人护送其于十月初八离开楚州新罗坊，准备前往登州（今山东蓬莱）想办法出海回国。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唐武宗驾崩，宣宗即位，大赦天下并敕令恢复佛教。滞留在山东的圆仁眼见唐朝政局反复动荡，而且自己也离开日本多年，日益念想故土，于是决定返回日本。然而，大海茫茫，谈何容易。次年，即大中元年（847年）三月，圆仁决定向南去明州（今浙江宁波）搭乘日本船只回国。这一年的六月五日，圆仁第三次来到楚州，受到老朋友刘慎言再一次的热烈欢迎。圆仁在楚州打听到明州的日本船早已离开，没有办法，只好拜托刘慎言帮他想办法，后来圆仁得到朋友口信，有一条回日本的船只正从苏州北上，预计在月底到达山东半岛，圆仁可以搭乘此船回国。六月十八日，圆仁带上存放在刘慎言家的佛像，僧服，功德帧等四笼物件，乘船离开楚州，自运河入淮河，再出海北上，于七月二十日到达乳山长淮浦，同那艘日本船会合。登船前圆仁特地剃头，再披缁服（僧服），由此踏上回乡之路。
  日本圆仁法师入唐求法三过楚州的故事，在“运河之都”淮安的历史长河中静静的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