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站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华中局按照中共中央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于盐城，并将部队调整为7个师编制。这7个师除五、六、七三个师分布于苏南、皖南、大别山地区外，其余4个师均在苏皖长江以北。根据战事需要，新四军军部于同年秋冬之间转移到阜宁县停翅港，1943年1月又由停翅港转移到淮南地区盱眙县黄花塘。
  由于地理位置的决定，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首脑机关与二、四师（前期）和一、三师（后期）的联系都必须通过被敌人严密封锁的运河线。前段时期，运河沿线的交通，是通过淮北军区敌工部淮宝县联络站（站长庄进）以及林集区区委（书记谢帮之）的安排，由运河沿线的平桥、泾河段站点负责人刘晓屏和黄浦段站点负责人陈福泰具体实施。1943年2月，为加强和保证从宝应到淮阴一百多华里运河线上的交通安全，华中局交通科特决定在林集成立“华中局交通科驻淮北淮宝县（林集）转运站”，对外称“林集区交通站”，委派李萍同志为站长。交通站于运河两岸尤其是河东沿线设立了若干秘密联络站点。从此，林集交通站成为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与抗日根据地苏中（一师）、盐阜（三师）的交通纽带。
  1943年初的一天晚上，华中局交通科科长邓寅冬向李萍传达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的指示，须派人回军部原驻地阜宁停翅港，取回组织部干部科埋藏在那里的文件等物，同时探望不能随军转移的伤病员。邓寅冬还明确指出，经领导研究，决定由李萍一人去完成此项任务。李萍同志身负重托，不畏艰险，在沿途淮宝县林集区、宝应县的张桥区、五分区交通站、盐阜区交通总局等机关和同志们的支持帮助下，经过二十多天的转辗跋涉，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交待的任务。
  林集交通站设立在淮安区林集镇利民桥（原名屠大桥）附近。建站不久，从淮宝县敌工部联络站调王建高来任副站长，成员有孙国喜、陈长江、张万国、张兆卓、李有用等同志。这些同志苦大仇深，忠实可靠，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交通站承担的主要任务是：送发文件、信件、报纸；护送干部和部队渡运河；配合当地党政组织惩除汉奸、特务。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交通站内部作了具体分工，孙国喜（化名孙城）负责收发文件、信件，后来这一工作由赵来源接替；李有用负责后勤工作；张万国、陈长江、韩海道为通讯员。在武器配备上，李萍、王建高各配备一支盒子枪、一支步枪，其他同志各配备长枪一支，手榴弹4颗。基本实现了组建武装交通队的愿望。刘瑞龙对组建武装交通很关心，连使用什么样的武器都考虑到了。他说：“边区活动，步枪不便，短枪好隐蔽。”还风趣地说：“子弹少，是暂时的，以后敌人会送来的。”在此之后，他们又先后得到路过这里的张爱萍等部队首长给予的部分武器和弹药。
  这个交通站的活动范围主要是运河两岸一带村庄，常驻小孙庄、乜庄、南码头、屠新庄、山阳区戴湾乡大周庄、梁庄等地。在建站3年多时间里，全站同志团结一心，灵活机智地克服了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统战
  日伪军为切断一、三师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以及与二、四师的联系，派重兵驻扎在宝应到淮阴的运河沿线，设立大小据点21个，其中泾河、平桥两地设有日军指挥部，运河里有十多只汽艇日夜巡逻。交通站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利用来往盐行商人的关系，争取其配合。黄浦以北、戴家湾以南的运河段渡口，盐商在夜间驳运“私盐”往往通宵达旦，船只之多，运量之大，成交率之高，很为可观，这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敌伪亦在渡口设“税卡”，明征暗索，盐商有苦难言；而我们执行税收政策，保护合法经商，获得他们好感，在秘密渡河时就得到他们的配合。二是利用亲朋、友邻、熟人关系，以“良民”、“小贩”的身份出入伪军据点，掌握敌情动态，书写标语，散发传单。三是利用敌营中的不同派系和互相矛盾予以分化瓦解和利用。
  在党的统战政策的指引和感召下，交通站同志成功地利用敌伪之间内部矛盾，争取了敌占区之镇、乡、保部分伪职人员和开明人士，由他们充当我们的“敌工”关系。这些人在为我方提供情报、沟通运河东西两侧联络方面，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我联络站庄进、李飞、刘晓屏、李云、潘介和、陈福泰等同志，于淮宝县的盐北、林集、山阳等边缘区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我方可用的“敌工”关系伪职人员中，多数是敌伪据点内外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其大部分土地、家眷在我民主政权管辖范围。只要他们能配合我抗日游击活动，我们地方政府及联络、交通两站就给予必要的扶持和保护。这样做，就更利于我们发展“敌工”关系，扩大统战成果。例如，戴湾乡乡长戴镇江，交通站的同志就对他进行争取说服工作，使他愿意配合交通站的一些活动，甚至能以“个人和全家生命”来担保。一次，我军一个连的官兵经交通站渡河向东，渡船是从三太乡周庄找来的，必须拖船过堤下运河。第二天早晨，伪军发现拖船的印子，追查这事，戴乡长回答说：“这是做生意的民船过堤的。”伪军生疑，但又找不出破绽，就“自带舵”地说：“要小心共军，当心脑袋！”“共军来了要报告。”戴乡长一个劲地在口头上答应：“是，是。”
  在统战工作中，交通站除对伪职人员做大量的工作外，还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对伪军发动政治攻势。同志们到围子内外写贴标语，散发宣传品，向伪军喊话，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是被逼出来的，你们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不要干坏事”等等。日本人在华共产主义联盟成员小昌房子曾到泾河、平桥日军围子外边喊话，唱《国际歌》，以争取其转变。由于交通站同志积极开展政治攻势，有些伪军暗中支持我们，当我们护送人员过河时，他们知道了，当作没这回事，不打枪，不声张，不告密。
  护送
  当时，林集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护送党政军首长、重要人员和部队，传递文件、信件及转送武器弹药等物资。这个交通站曾护送过成批的干部，成连成营的部队，成百的学生，成包的文件和大量的物资，没有出过大的问题。即使有时出现了岔头，也能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弥补。1944年7月的一天，二师五旅供给部的同志渡河东去。由于渡河时紧张，遗失盒子枪一支，当时不便寻找。4天以后，失枪者回来查找，经过交通站的努力，终于物归原主。
  同年冬，大运河水面结了厚冰，新四军一批大队人马踏冰过运河时，一匹马沉入水中。交通站通过戴镇江乡长出面，找来木板，横铺在冰面上，几个人合力拉拽，终将马救了上来。
  护送干部有个规定，要随身带华中局或军部介绍信。介绍信的左下角有个括号，括号里可填甲、乙、丙、丁字样，也有不填的。若是“甲”字符号，即为高级干部，交通站必须与淮宝县独立团联系，至少派一个连部队护送；……若是“丁”字符号，大都是团级干部，由武装交通队护送即可；如无任何符号标志的，则由交通站派交通员为其带路。
  1943年夏天，陈丕显同志从军部开会回一师驻地。途径林集区，他派人到利民桥王建高家联系渡河事宜。王建高立即找来鹤涧乡四保保长周四（原是屠少甫的爪牙），要他迅速找几条船急用。周四心中不满，嘴里叽叽咕咕，但又害怕交通站，勉强答应去找船。这一切被陈丕显同志看到了。他一边指着周四远去的背影，一边喊道：“王建高，王建高，这是什么人，他刚才骂你，不愿找船，你把他找回来控制他！”这时，周四自知势头不对，过河躲起来了。当王建高和一个警卫排长撑船赶到河东时，已找不到周四了。陈丕显指出：以后对这些人不可轻信，也不能轻饶。随后，王建高千方百计找来了五、六条船，拖到运河里，顺利地把陈丕显同志及随行护送的警卫连渡到河东岸。临别时，陈送给交通站一匹马（这匹马交通站养了几个月后，由李有用同志送给了淮宝县政府）。约过了三、五日，陈丕显同志发给交通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扬交通站的工作做得好，在敌人鼻子底下护送我方人员安全过河，为党立了大功。大家看了陈丕显同志来信，都受到了鼓舞，十分高兴。
  1944年秋天，张爱萍同志从四师去三师路过林集区，淮宝县独立团二营周营长带一个连协助交通站护送。交通站派孙国喜带路，从戴湾过河，其他通讯员配合。由于事先沿途联系不够，运东地区我武装部队夜间行动与执行护送任务的先头部队发生意外“遭遇”，双方开了火，渡河未成。这样，张爱萍等同志不得不在林集小憩三、五天，住在利民桥附近屠大庄已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屠云鹏家里。张爱萍同志在寒风嗖嗖的深秋季节，坚持冷水浴，每天在屋前的屠河里展臂游泳，群众都为之赞叹。张爱萍十分关心交通站的建设，主动提出帮助解决困难。当同志们提到弹药少的问题时，他当时从几个警卫人员身上抽了17发盒子枪子弹送给他们。同志们高兴不已。后来，张爱萍同志召集交通站人员，共同研究渡河途径和方法：决定改道从瓦儿庙（今岔溪）过河，到杨三集再向东，由苏中的警卫连在前接应，交通站人员和淮宝独立团护送的那个连在后。如发现小股敌人，立即消灭。如发现敌群，交通站人员以火力吸引敌人，并边打边后撤。这次渡河一举成功。
  部队过了运河向东，离河堤不远处碰到伪军孙侯甫自卫队的巡逻兵，王建高当即派一个警卫排包围他们，轻而易举地缴了他们的枪，并逮住了孙侯甫。孙和伪军们都说，他们同刘晓屏有联络，今天不晓得交通站人员路过这里。说着刘晓屏等人到达，孙的话得到证实，张爱萍同志就叫把枪还给他们。命令队伍继续前进。走了十多里路，到了杨三集，张爱萍同志问：“这里离敌人据点多远？”王建高回答“离最近的敌人花园庄据点三里多路”。张指示“不休息，继续前进”。护送部队加快了步伐。
在那烽火岁月里，交通站曾先后护送过曾山、张爱萍、张云逸、陈丕显、粟裕、管文蔚、魏一平等党政军首长和重要人员，顺利通过日伪军封锁的运河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除奸
  交通站的同志在完成交通安全任务的同时，还配合区、乡政府抓好政权建设，开展武装斗争和党群工作。特别严惩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的汉奸、特务，扫除交通工作障碍，也是为民除害。
  平桥镇位于淮安、宝应之间，踞运河东岸，西与林集区隔河相望。平桥据点内设有日军指挥部、特务队、自卫队，这对我交通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一天，联络站站长刘晓屏向我交通站提供一个重要情报，即驻平桥据点内的“地头蛇”彭敬波，为谋取伪区长的宝座，向伪县长沙贵章打了包票：向运河东西两岸推进5-7华里，建立伪乡、保政权；联合特务队头子翟六麻子，搞垮交通站和联防队，破坏林集区区、乡政权。彭敬波家住平桥东侧，曾与交通站的人有过接触，知道一些交通路线和联络关系，对交通站的威胁极大。于是，交通站、区队和联防队共同采取对策，决心除掉这个祸害。他们制定了一个除奸方案和实施方法。一天晚上，他们化装成伪军，李萍扮成长官，闯进平桥据点，活捉彭、翟等地头蛇。事先区队派一个班过运河东，潜伏在伪据点南门外，伺机行动；刘晓屏和联防队在平桥东门外策应。李萍一行快到围子南门时，4人各点一支香烟，捏在手中，尽量遮住香烟的亮光。当他们离哨位十几步远的时候，嘴里含着香烟，大大方方地向南门口走去。哨兵喝道：“什么人？”“口令！”李萍把香烟一扔，用“长官”的腔调骂道：“他妈的！这会儿要什么口令！”说着即冲到哨兵跟前，身后紧跟着三位大汉。两个哨兵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忙“立正”，请“长官”进据点。王建高是平桥人，对街道较熟悉。四人进围子后，他主动在前面引路。进了围子里，发现家家户户门都敞着，门板都被搬走作工事之用了，有的房子倒塌了。他们趁黑摸到彭敬波小老婆家，门也敞着，彭敬波和小老婆都睡得很死。当他俩被惊醒时，枪口已对着他们的脑袋。老奸巨滑的彭敬波自知无法脱身，假装满脸堆笑地说：“长官是从哪里来？有话好说。”孙国喜二话没说，即把彭敬波反绑起来，给他戴上礼帽，再披上大衣。彭的小老婆被捆在床腿上，嘴里塞上棉花团，并警告她：“要老老实实，不许乱喊乱动，彭先生明天可回来。”孙国喜拉着彭敬波，肩并着肩大摇大摆地向围子南门走去。南门口还是那两个哨兵，他们见到熟悉的彭敬波陪同“长官”到来，又是一个“立正”礼，目送他们出了围门。
  李萍一行离平桥围子不远，就下堆直奔芦营子方向。警戒在围子外面的区队一个班，见捉到了彭敬波，个个高兴不已。不料，围门口的哨兵生疑，到彭敬波家发现情况，即鸣枪示警。一时间围子里一片混乱，叫喊声和枪声连成一片。与此同时，停在平桥一带运河里的日军汽油艇也出动巡逻。情况突然变化，交通站同志们不由意识到，必须迅速离开危险地带，于是，他们加快了步伐。但是彭敬波耍赖，故意不肯走快，企图待援。李萍考虑了一下，同王建高议定，改变原计划，决定就地处决彭敬波，然后再向上级汇报。他把枪决彭敬波的任务交给孙国喜。孙国喜对彭敬波连打两枪，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至此，彭敬波的罪恶阴谋不得不以破产告终。
惩罚彭敬波这一着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一些地痞、汉奸、特务的反动气焰有所收敛，伪乡、保长也老实得多了。在那以后的二年多时间，平桥镇伪镇长虽先后更换为张鹏仙、王建和、邓殿高、管寿生、董兆忠等五、六人，但交通站仍能比较顺利地完成护送任务。
  交通站常住利民桥。利民桥与平桥南头的火星庙、东南的大成庄成东西一条直线。护送路程近，因而交通站经常在这一带执行护送任务。平桥特务队在特务头子翟六麻子带领下，多次到这一带骚乱，抢粮物、造谣言、窃情报。对这股害群之马，交通站配合联络站和区队、联防队，给予了有力打击。平桥特务队由二十多人组成，成员大多数是土匪、汉奸、地痞、流氓。彭敬波的可耻下场，使特务队人员成了惊弓之鸟，恐慌不安。翟六麻子尤为突出，但秉性难改，暗中继续搞罪恶活动，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林集区队和交通站多次捕捉翟六麻子未成。说来也巧，区队在第二次捕捉平桥镇长李之林的过程中，从地板下面发现了翟六麻子，立即将他逮捕，后经淮宝县政府批准，处以死刑。1943至1944年一年多时间里，平桥特务队先后被捕捉执行枪决的有：马春生、董学海、王建本、沈九、管小五子等。至此，特务队一蹶不振，不久便垮了台。
  交通站的工作，多次得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鼓励。华中局交通科科长邓寅冬，在华中交通工作会议上，专门表扬了林集交通站斗争机智勇敢，工作大胆细心的革命作风，赞扬交通站取得巨大成绩。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我军北撤。上级调李萍同志到陇海路设站，王建高到华中交通科任直属站长。至此，林集交通站已完成了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