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民主救国……晚清以来，随着中华民族的衰败，有识之士，有志之士，纷纷提出了振兴中华的设想并付诸实践。
  工业强市，物流强市，交通强市，文化强市，旅游强市，招商强市，资本强市、教育强市……改革开放以来，更有种种的民族腾飞之举付诸实施。
  有没有人想到中国的根本呢？——那是一个农业大国呀，农业现代化才是民族振兴的根本。
  还有没有人想到中国农业为什么上不去呢？——文明的农耕文化早在数千年前就耀眼于中国大地，可中国农业为什么那么低产，为什么农民还是贱民，为什么农业还给不了全中国人口温饱呢？
  在一百多年，有一个人想到了农业强国的方略——将传统农业提升为现代农业——并付诸实践。这个人就是出生于江苏淮安的罗振玉。他出名的是近代金石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甲骨文学家、文物收藏家，甲骨四堂之一，败名的是追随末代皇帝溥仪成立满州国。但笔者认为，他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追求才更值得我们关注。
  创办中国农学
  浙江上虞县罗氏是个大族。罗振玉的曾祖父罗敦贤，于嘉庆道光年间为盐河道幕僚，流寓于江淮一带，家产达到了万贯。罗振玉的祖父罗鹤翔，为高邮知州，高邮已与淮安府相邻。罗振玉的祖父过世后，祖母方氏不愿与家族人争财产，放弃罗家财产后，来到官为清河县丞的儿子罗树勋处，最后全家定居在了淮安府治所在的山阳县（现淮安市淮安区）。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866年8月8日），罗振玉在江苏山阳县出生。他自小聪慧，15岁考中秀才。
  罗父经营典当业失败，负债累累，不敢居家。家政均由祖母主持。她治家唯礼，培养了罗振玉身上浓厚的传统美德。
  成人后，他两次科举没有成功，25岁时，妻子又过世，在淮安追债的人又多，他思考着如何到外地谋生。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第二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中国的有识之士，有志之士奋起寻找救国之途。
  罗振玉也在思考中国的前途。思考到最后，他的想法却很实在：“实现用世之志，需要立一业。”他想到中国是“农为邦本”，“今日理财，利远易兴者，莫若农。”（罗振玉《郡县兴农策》）。然而中国的明显的弊病是，农为邦之本，文人却不愿务农、研究农，“后世以农为贱业，于是有农事无农学，”“ 今者农业之衰，由于农不通学，士不习农”（罗振玉《郡县兴农策》），看到这点，罗振玉打破士不喜农的传统风气，立志兴农。他先读了中国古代农书《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又读了欧洲的农书译本。他看到了用科学的农耕可增加收获，却又感农业科学的材料还不够详细，因此他有了办“学农社”“购欧美日本农书，移译以资考究”的想法。书籍印刷出版周期长，为把新知、新论迅速传播开来，最好办个农报馆，出版一份《农学报》。这又是他的一个考虑。
  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从刘鹗（甲骨四堂的二堂，住山阳县，《老残游记》作者）处听说了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的事，汪康年(1860-1911)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德宗光绪间进士。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幕僚。1896时，他说服张之洞作股东，与黄遵宪（刚从新加坡总领事任上归来，任江宁洋务局总办）在上海出版了《时务报》，自任经理，聘梁启超主编。该报发表了梁启超《变法通议》等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文章，十分轰动。说声无心，听者有意，罗振玉创办农学会、农学报和刊物的想法，有了实现之处。他将想法与好友蒋黼（伯斧）商量。蒋黼祖籍吴县，亦出生于淮安，与罗同年，其父为金石学家蒋清翊，居淮安东门街。二人一拍即合。罗振玉便写信给汪康年，提出自己的农业兴国的想法，请他帮忙。那时节中国人似乎个个仗义，汪康年回信表示全力支持，并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来帮助建立农学会。之后，汪康年既介绍会稽徐树兰、如皋朱祖荣来协办，又游说湖南巡抚陈宝箴力挺、两江总督张之洞交银500两入会，还介绍了日、英文翻译前来应聘（张亮：《罗振玉与晚清农业》）。当年12月，罗振玉与蒋黼一同来到上海，时年二人30岁。罗振玉二人找到了徐树兰、朱祖荣。朱祖荣生平不甚详细。徐树兰生于1838年，山阴（今绍兴）人。光绪二年（1876年）中举人，授兵部郎中，候选知府，因母病而告归。他与罗振玉办起农学会后，与弟弟徐友兰一同在上海黄浦之畔买地百亩，购各国良种办起了了试验场。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绍兴城古贡院内兴建了古越藏书楼，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四人先在《时务报》和《知新报》刊出《公启》和《章程》，征求会友。他们提出的农学会宗旨是：“农学为富国之本，中土农学不讲已久，近上海诸君创设农学会，拟复古意，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燃之利，植国家富强之源。”。《公启》和《章程》刊后不到一月，四方有识之士聚来。其中不乏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大有名气的人士，如张謇、李鸿章、张之洞、刘鹗、黄遵宪、章炳麟、龙泽厚、徐维则、汤寿潜、阿寿彭、缪荃孙、唐才常等。这批志同道合者，在上海成立了“农务总会”（亦称上海农学会）。倡导“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济利源”。谭嗣同也来力挺，亲自拟定《农学会会友办事章程》。1897年4月，罗振玉创刊了《农学报》，梁启超为《农学报》创刊号写序言，谭嗣同、张骞也为该期写了三篇文章。《农学报》聘日本藤田剑峰等为翻译,主笔为罗振玉和蒋伯斧。他们大力翻译国外尤其是日本农业方面的文章，其中罗振玉执笔撰写文章40余篇。《农学报》共出版了315期。同时还编辑出版了《农学丛书》。从1898年5月2日-21日创刊至1906年1月15日-24日停刊为止，共编辑7集，刊出235篇文章，约600余万字。这套丛书突出了最新的农学观点：“突出了农事以辨土性为第一的思想；提倡使用化学肥料；主张引进良种和科学育种；提倡种牧草以兴牧业，种豆科植物及使用植物枝叶沤肥等；倡议创立虫学研究所；发展农业中的商品生产等（魏书娟《近代农业科技书刊创办溯源》）。”
   《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农业期刊，是中国现代农业的里程牌。《农学报》与《农学丛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人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活动，上升到农学的高度进行研究，标志着将中国的农业向着现代化推进。
  罗振玉的农学会清政府是十分支持的，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光绪皇帝颁布的《定国是诏》中特别提到了罗振玉在上海创办的农学会：“务农为国之本，亟宜振兴……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着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衙门查核颁行，其外洋农学诸书并着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肆行。”。在清政府鼓励下，至宣统三年（1911）为止，全国成立农务农学会19处，农学会分会276处，罗振玉农业兴国的带头示范作用可见一斑。他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步做出不可磨灭的功勋。
  罗振玉的兴农报国之举还得到一个人特别注照，他就是两江总督、洋务派首领之一的张之洞。张之洞认为：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于是他在湖北重农政，兴办农学堂。他还加入了罗振玉的农学会。“阜财之道有三，曰农，曰工，曰矿。三者之中，农之利尤远而效尤速。”（《农政条陈》）。“农居四民之一，虽与工商并称，然必地面生材饶裕，方能讲求工作，推广贸易，则农实为工商之本。”（《务农会略章》）“凡百事业，悉本于学，而中国农学，失之已久，宜多立学堂，以造育之（《农政条陈》）。”他觉得罗振玉的的这些观点与他十分一致。他通饬各道、府、州、县购阅《农学报》，并规定除官员教谕必读外，还要广泛分发给各界人士阅读。光绪二十六（1900）秋，张之洞邀请罗振玉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罗时年34岁。当时农务学堂共设两科，为农科与蚕科，聘用的为日本教师。但因管理不善，学堂已有办不下去之虞。罗振玉上任后，从两个方面整顿学堂。一方面整顿学风，对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予以处理；二是提升教学质量，辞退不称职的日文翻译，将“东文学社三杰”中的两杰王国维和樊炳清聘来担任翻译。学堂很快走上正规。1903年3月1日至7月31日，日本在大阪举办第五届劝业博览会，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农事两月零八天。两个多月中，他参观了长崎、京都等地的农事试验场、柑桔国、暖房、分析室等,会见了日本菊池大麓等教育家,还考察了农、工、商、师范、女子、美术等实业学校。考察成果，他回来后都用于了办农务学堂。他的成就和才能，使张之洞更加高看他一眼。他回来后，张之洞让所属各部官员，听罗振玉演说10天。他不但给罗振玉高薪，还与多位一二品大员联名保荐罗振玉。这样，光绪三十二年（1906），罗振玉被任命为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首任监督。
  合股垦牧
  罗振玉不但努力推进现代农学的理想，还有了现代农业的实践——入股中国第一家农业股份公司通海垦牧公司。他对该公司贡献有三，一是起草章程，二是联名申报，三是入股支持。这家公司是1901年张謇在江苏通州（现南通市）创办。当年5月，正值罗振玉回到了上海，与王国维一同创办了《教育世界》。
  张謇，祖籍江苏常熟，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1869年，16岁的张謇考中秀才。21岁时，就到南京投奔孙云锦（原通州知府）。23岁时，与后来称帝的袁世凯同在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手下做幕僚。后袁世凯立志走军途，由庆字营统领节节上升；张謇却退伍应试，想走学而优之仕的正途。不过他五次乡试不中。到1885年33岁时，才中了举人第二名。然后四次会试失败。1894年，甲午战争那年，慈禧六十大寿，特设恩科会试，张謇第五次进京应试。在同治和光绪两任帝师翁同龢全力推荐下，张謇中了状元，并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张謇等在通州、苏州、镇江设商务局，张謇便在通扬运河和长江港口的交汇点唐家闸创办大生纱厂。几经周折，该厂在1899年开车试生产。
  此时，中国国门已洞开，外国资本纷纷进入中国办纱厂。作为纱厂主要生产原料的棉花，价格飞涨。为此，张謇决定成立农业公司，自己生产棉花。
  张謇本也有过农业救国的主张。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在《请兴农会奏》中指出：“臣窃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这时他想大办农业时，就想到了一贯主张农业强国的罗振玉。他邀罗振玉参加公司筹办。
  罗振玉欣然同意。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司的模式。他们商定，以西方近代大农业企业的经营模式——股东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为模式，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公司。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张謇与罗振玉等人共拟订了公司章程，写明创办垦牧公司的宗旨、要求开垦的界址、集股及处理地权纠纷的办法，再与汤寿潜、李审之、何嗣焜、郑孝胥、孔驯等在兴办公司的申请联名，然后，他与张謇一同面见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后任刘坤一。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刘坤一批准了他们的申请。
  他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筹措资金。他们设想首期集股22万两。刘澄如，是浙江南浔镇的富商，与张謇是甲午同科，交情深厚。他在张謇家乡常乐镇开了一家和济典当。刘对垦牧公司投资白银5万两，占了公司总资本的1/4强。之后汤寿潜、李审之、郑孝胥、罗振玉、刘厚生、刘一山等也踊跃投资，公司资金很快得到落实。
  次年8月，江苏通海垦牧公司在江北吕四场（今启东市）近海的草荡地成立，张謇为总经理，罗振玉是股东之一。这是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的农牧业公司，占地123277亩，最后的可耕地为91761亩（羽离子：《两淮垦殖业及工业的发端》）。
  公司成立后招募民工筑坝围田。民工人数由4000余人不断增至7000余人。在经历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8月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两次飓风后，大堤最终筑成。垦区另砌河堤、造桥梁、筑道路、建水闸、埋涵洞、开垗沟，公司所在地“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张謇语）。公司再从海门、南通两县招募20多万少地和无地农民前来耕种。宣统三年（1911），公司荒滩全部开垦成功，年产棉花3.6万担。公司也开始赢利。1925年获利最多，达12.4万余两。1911至1925年，15年中所获纯利达84万余两，为原始投资的3倍（高广丰:《通海垦牧首席执行官江导岷》）。大生纺织和垦牧公司当然是最大收益者，罗振玉的农业实践大有斩获。
  农大首任校长
  罗振玉现代农业实践之二，是办农业大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清政府开始实行现代教育制度，将学校设为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分为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大学堂分科。光绪二十四年（1898）梁启超起草了《奏请京师大学堂章程》，7月3日，光绪帝批准成立京师大学堂，由帝师孙家鼐主持创立。校址最初在北京市景山东街（原马神庙）和沙滩（故宫东北）红楼（现北京五四大街29号）等处。京师大学堂设经、法、文、理、农、工、商七科，规定“农业科之目四，一曰农艺学，二曰农业化学，三曰林学，四曰兽医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国取消科举。第二年，在张之洞等保举下，罗振玉被任命为学部参事。
  罗振玉于1909年4月兼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校长）。这便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现公认罗振玉为中国农大第一任校长。
  罗振玉上任监督当年的5至7月份，第二次赴日本考察农学教育两个月。他考察日本札幌、驹场两所农业大学及农林实验室、实验场，与校长、学者数十人交流。他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北京阜成门外望海楼一带勘察，写出农科大学建校书面意见，申请“拨西直门外钓鱼台地，建新校设试验场”。他提出农科大建在钓鱼台到罗道庄一带是一项重要决策，为农科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办学环境。此后他“沥暑严寒往返监视”，使占地达1200亩的农业大学于辛亥年(1911)秋始落成。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罗振玉离职。11月27日他从天津上船，东渡日本京都，从此没有再从事现代农业的工作。但从1896年至1911年的15年时间里，他在中国农业现代化上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1919年春罗振玉回国，1924年应清废帝溥仪所召，入值南书房，从此忠心帮扶溥仪，直至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1940年6月19日病逝，终年74岁。这段历史让他身后备受争议。然而罗振玉研究专家萧立本先生认为，罗振玉是中华实学的典范，他的农学思想可归结为五：广开利源以富国裕民；奖诱劝导以扶助殖产；注重流通以发展经济；利用科技以改良产业；保护环境以持续发展。这些观念，百余年迄今，一直引领着中国现代农业的方向（可详读萧立本《罗雪堂兴农思想句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