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深秋。杜鹃山上，霜打红叶，斑斓瑰丽，阒无人迹，一片寂静。忽然，枪声响了，铜锣响了，继而又闻呐喊声：“抓活的，抓活的！”这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农民英雄乌豆，不堪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疯狂迫害和血腥屠杀，带领当地农民揭竿而起，在党的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故事后来被改编创作成京剧《杜鹃山》，演出取得巨大成功，被誉为“八大样板戏”之一，其作者正是“新旅”团员、全国歌剧研究会顾问、著名戏剧家王树元。
   日前，联合采访团在上海专访了王树元，听老人讲述“新旅”往事、文艺之旅及战斗的历程。
   一颗红心追“新旅”
  “参加‘新旅’，做一名文艺战士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一次选择。”今年84岁的王树元至今仍清晰记得“新旅”给他的第一印象：1948年秋，解放后的济南市大街上，激动人心的腰鼓声中，走来一队解放军文艺宣传战士，他们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少年，草绿色的军装、整齐的绑腿，有的手提演出用的大汽灯，有的背着木枪、红缨枪等道具，有的提着用炮弹壳做的胡琴，昂首阔步、朝气蓬勃地走来。  
  这一幕感动了当时还在济南高中读书的王树元。老人回忆说，对文艺有浓厚兴趣的他当时就对“新旅”有了强烈的向往。渡江战役打响之前，王树元下了决心，要追上已随大军开拔南下的“新旅”。
   “当时，我与另一位同学找到了‘新旅’留守济南的羽扬和周均，简单谈了经历，我们各唱了一首歌，入团考试便算合格了。”王树元说，当时“新旅”已乘火车沿津浦路南下，“我们赶紧收拾了几件衣服，带上一支自来水笔”，连夜就出发追“新旅”去了。一路走一路打听，在藤县火车站终于追上了大部队，“当时‘新旅’所搭乘的火车，因为铁路被炸断，延误了时间，正好让我们追上了。”
  火车到了新安镇后，我们便开始了徒步急行军，很多同志脚上都磨起了水泡，成了“泡兵”。王树元说，当时“新旅”团员李仲林、陈捷都背着大背包，他们一边走还一边问他“累不累”、“想不想家”，抢着帮他扛背包。“60多年过去了，至今想起‘新旅’这个友爱互助的大家庭，我仍然会感动，觉得走对了路。”
  “新旅”路上的文艺创作历程
   1949年，王树元随解放大军进入上海。“新旅”当时每天都要进工厂、学校、公园等地演出，王树元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学习和参加演出。“在团长张拓的主持下，音乐学院的教授、舞蹈界的前辈都来给我们授课，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团员就像海绵一样，拼命地吸收着一切有益的养分。”
  “当时‘新旅’决定排演大型新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团部决定由我演王贵。”王树元说，这部戏当时在兰心大戏院演出一个多月，场场爆满，轰动一时，“记得有一场戏是王贵被恶霸地主崔二爷绑在树上拷打，王贵宁死不屈，还痛斥崔二爷，每当唱到‘闹革命成功啊，我翻了身，不闹革命我也活不长’时，台下总能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后来，王树元又主演了多部大型歌剧，多年的演出经验积累，让王树元决心走上创作之路。他创作的第一部歌剧是《老杨医牛》，而创作《杜鹃山》取得的巨大成功给了他更大的信心。
   “上世纪50年代初，我数次去闽西的老根据地，走遍了金丰大山和罗霄山脉中段的大部分地区，收集整理30余万字的素材，又经过多年酝酿决定动笔写话剧《杜鹃山》。”王树元说，在南方老根据地，一到春天，山山壑壑便开满了映山红，又叫杜鹃花，那花红得像火、像血，乡亲们说“这漫山遍野的杜鹃花都是烈士们的鲜血染成的”，这就是《杜鹃山》剧名的由来。
   “话剧《杜鹃山》写了9稿。”王树元说，该剧剧本由当时的戏剧出版社出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后来又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及一些外地剧团上演，许多省市戏曲剧团也相继改编、演出了该剧，引起巨大反响。
   从话剧《杜鹃山》到京剧《杜鹃山》
   “1969年，为将《杜鹃山》改编为京剧，我再次来到红色根据地，只身走访了罗霄山脉的平江、浏阳、茶陵、宜章、遂川、永新、萍乡等十几个县的红色根据地，访问了谭震林、肖克、何长工等中央领导同志30余人，还有许多老红军指战员。”王树元说，他在萍乡煤矿和矿工们同吃同住，一起下井挖煤，听矿工们讲以前的生活，“后来形成的访问笔记《罗霄山行》就有6册，约50万字。”
  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京剧《杜鹃山》的改编工作提供了扎实的生活基础。1971年春，北京京剧团正式成立《杜鹃山》创作组，由王树元任组长。“本着‘不脱离话剧原著，说白改为韵白’的指导思想，我们开始了京剧版的改编工作。”王树元说，京剧版的《杜鹃山》前后3稿，历时3年，其主题、人物、情节及段落结构与话剧基本一致，“只是对杜小山的牺牲做了较大改动”，后来该剧取得了巨大成功。
   扎根祖国山河大地，让王树元汲取了丰富的养分。《杜鹃山》之后，王树元又两次深入大西北，沿着丝绸之路一直走上了帕米尔高原，创作了歌剧《大野芳菲》，此外还创作了话剧《小巷深深》等作品。最近，记者欣喜地收到了王树元从上海邮寄过来的《王树元戏剧五部》，该书收录的正是《杜鹃山》、《大野芳菲》、《小巷深深》、《未完成的画像》和《雁飞飞》等五部作品。
   “水有源，树有根。回眸这半个多世纪自己的演艺生涯和创作之路，又怎能与‘新旅’分得开呢？”王树元说，“新旅”就是一个大摇篮，培养出了许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优秀政治工作者、组织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这是实实在在的。”
  “‘新旅’可贵，‘新旅’精神可贵，她终将伴我一生。”王树元说，自己一切的成就和成长都与“新旅”分不开。新时期，“新旅”的“两个传统”，即革命文化传统和善于学习、好于学习的优良传统，非常值得继承和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