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河下古镇的西侧开工修筑“城西北路”，工人在开挖鱼塘清淤时，挖出了大量的明代瓷器残片。
  2008年9月，河下抢救性发掘了一处大型明代龙泉窑碎片遗址，出土的瓷片装了291麻袋，重达21.8吨。
  考古表明，这些瓷器被有意打碎、丢弃在这片废弃的堤坝内，堆积最厚处达到1米。
  仍有一个谜团待解，宫廷用瓷器需要检选，而民用瓷器为何也要打碎抛在这里？ 

  河下位于淮安市淮安城区西北角，北倚翔宇大道，南枕古运河。明永乐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瑄开清江浦，导淮安城西“管家湖”（亦称西湖）水入淮，水上运输改道，运河从淮城西边经过，河下就在管家湖嘴上。由于这里地势低下，人们便称之为河下。这里因是漕运要地而盛极一时，河下鼎盛时有“扬州千载繁华景，移至西湖嘴上头”之美誉。河下真的如史书中记载的那样繁荣吗？我们不妨从明朝河下人用过的瓷器入手，去了解一下他们在生活中对美的追求，也许我们能从中找到答案。
　　2004年6月，河下古镇的西侧开工修筑“城西北路”，工人在开挖鱼塘清淤时，挖出了大量的明代瓷器残片。笔者就住在鱼塘边上的八一新村，于是就到现场拾回了几筐。鱼塘距离河下大绳巷的明朝“淮北批验盐引所”不足百米。瓷器残片年代主要为明朝永乐年、宣德年、成化年、正德年、嘉靖年、万历年。据此可以断定这是河下居民和客商的生活用瓷。笔者在家细心把玩它们，品味河下先民用瓷之美。
　　1.器型多样，质朴典雅。在我收集的河下古瓷片中，有很多是比较成形的，我们完全能据现在的样子，复原出完整器的形状。如青花大碗，上阔，下窄，高有20厘米，比现在的粥碗体量大，纵向和横向整体造型所成的弧线舒展流畅、自然天真。盘子，开口很浅，形如满月，比现在的小。酒杯与茶杯，一般体量较小，玲珑别致，圆挺的中部，使得整体造型很饱满。有的茶杯有盖。在众多瓷片中，找不到一块方形的，这可能与明朝河下人希望事事圆满，家庭团圆的美好愿望有关。
　　2.瓷器的质地与色彩。明河下瓷器多为景德镇民窑所产。胎体由江西景德镇瓷土烧制，灰白胎，上施淡青色釉，釉面色调柔和，光洁滑润，如婴儿之肌肤。深青色图案置于釉下。两者颜色和谐统一，多角度近观，呈现不同光色效果，色彩迷人。河下瓷器的青花图案用色都为波斯钴颜料。颜色淡雅宁静，平和养心。用笔细腻的极少，只见于出土的少量官窑瓷。一般用笔迅捷，一触而就，线条较细，图案简洁，形神兼备。这些图案有自然生动之趣。用笔极速的原因是波斯钴颜料落笔易发散和画工技艺娴熟。这种画法，一点不会影响瓷器的品质。我们从河下古瓷质地和色彩能略知明朝河下人喜欢简洁、淡雅的色调，以及追求内心宁静、生活安定的生活理想。
　　3.瓷器图案。河下瓷器图案可分为花鸟山水、文字、人物三类。花鸟山水最多。花草有：荷花、菊花、梅花、牡丹、芝麻、绿藤、松柏等。寓意吉祥、高洁、富足、长寿。鸟鱼虫有：孔雀、麒麟、喜鹊、鹤、鱼、蝴蝶等。表明了河下人对自然的崇拜，对富裕、平安、健康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文字主要有：福、寿、禧、金榜题名等。除了汉字，还有一些梵文，据笔者多方考证，原来都是一些吉祥语，和现在的北京、南京的明朝铜钟的梵文相同。这些文字表明了明河下人审美中不仅具有中国传统文人情趣，还有佛教文化元素。人物图案是较少的。主要有八仙图、文人学士读书图、贤母教子图。这些反映了河下人民重视教育、崇尚读书的社会风气。河下明朝文化名人群星璀璨，举人进土众多，与此有着一定的联系。《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与戚继光抗倭的状元沈坤、《温病条辨》作者吴鞠通，这些不朽的人物都出自河下。
　　当然，河下明瓷中，也有少部分图案纹饰极为简单的，有的只有几道跑边的装饰线。这些瓷片做工较为粗糙，存在着施釉不匀，冒气泡和缺釉现象。这说明了当时的河下有一小部分居民刚解决了暖饱问题，他们还没有能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美。他们的存在体现了河下繁荣社会的完整性。
　　考古明朝河下用瓷，我们发现当时的河下存在少量贫民，他们有美化生活的意识，审美要求不高。大量精美的青花瓷能充分证明河下存在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衣食富足，生活讲究，有着较高的审美情趣。还有一部分为大户人家，他们可能是官宦，可能是像程氏一样的盐商，不一而足。他们生活奢华，所用瓷器样样皆为极品，能与官窑瓷器相媲美，在美的追求上品位极高，有强烈的个性化审美要求。
　　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见到了明朝河下人的生活。运河御码头前帆影如云，石板街上商贾云集，酒旗招展，买卖声不绝于耳，街头巷尾飘散着淮扬美食的香味。我们走进一户中产人家，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场景吧。正堂摆着高大的春台，在它的前面有一张八仙桌，一家人正在共进午餐呢。桌上食器罗列：青花缠枝碗中是白鲞红炖天堂肉，青花菊花碗中是香香喷喷的油煎鲫鱼，青花八仙盘中是酱油花椒醉花生，青花教子图碗中是牛肉炖山药，还有三鱼杯，福寿勺……男主人举杯欢饮，一家人其乐融融。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片片河下古瓷片，依然那样美丽，它们犹如一枚枚化石，记录着明朝河下居民对美的追求。虽然这些瓷器并非他们所造，但却反映了他们的审美需求。它们见证了明朝河下居民稳定的社会生活和繁华的漕运经济。
　　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和淮安博物馆在淮安河下古镇抢救性发掘了一处大型明代龙泉窑碎片遗址，出土的瓷片装了291麻袋，重达21.8吨。据了解，这处遗址见证了龙泉窑如何失去了皇家贡品的身份，以及古代淮安作为漕运枢纽的地位。
　　据考古队员介绍，去年9月当地施工时，在地下3米处发现了这片遗址。遗址略呈“凹”字形，东西长17米，南北宽7.5米—9.7米。考古表明，这些瓷器被有意打碎、丢弃在这片废弃的堤坝内，堆积最厚处达到1米。经初步统计，这里的瓷片基本出自龙泉窑，除极少数为元末外，绝大部分为明代烧制。这批瓷片，少量是明代早期龙泉窑为宫廷烧制的官器，虽然在地下埋了500多年，但仍和新烧出一样，釉色极其润泽；多数质量一般，为普通日用品，器型有碗、盘、高足杯、盏和炉等30多种。
　　众所周知，龙泉窑产于浙江龙泉县，南宋晚期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了青瓷釉色之美的巅峰。那么，如此大量的龙泉窑瓷器为何会集中到淮安(古淮安府治所在地)？考古人员从文献中找到了线索。原来，明洪武26年(1393)至天顺八年(1464)，龙泉窑为宫廷烧造青瓷，通过漕运送至京城，而古淮安(今淮安)是漕运总督衙门所在地，龙泉窑贡品在此检选，其中的精品成为皇宫用品，略有瑕疵者，就地打碎。淮安河下古镇是当年全国闻名的重要商埠，也是龙泉窑产品的集散地之一，出土的少量的龙泉窑官器和一般商品顺理成章。
　　巧合的是，这批瓷器的时代下限就是天顺年间，它们很可能见证了龙泉窑最后的辉煌。公元1464年，成化皇帝刚即位，就在《即位诏》中下令，景德镇和龙泉窑的御制瓷器，烧好的即刻运京，未烧好的马上停止。在此以后，龙泉窑再未接过皇家的大宗“订单”，就此失去贡品地位。这种转变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皇帝的审美观点，成化皇帝喜欢彩瓷，艳丽的成化斗彩就是明证；其次龙泉窑地处偏僻，运输需要翻越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成本高昂。与龙泉窑衰落相伴的，是景德镇越来越兴盛，在接下来的五六百年，直至现在，都是中国瓷器的第一重镇。
　　不过本次考古仍有一个谜团待解，宫廷用瓷器需要检选，而民用瓷器为何也要打碎抛在这里？莫非皇宫中太监和宫女所用的是这类普通瓷器？又或者此次检选一次性清理了历年来的“存货”？如果这么多瓷器拿到市场上销售，应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是什么人宁愿承受损失而将这些瓷器打碎？考古工作在解释了一段历史的同时，又留下了更多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