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佑（1341——1427年），字宗吉，号存斋，山阳（今淮安区）人。他一生著述很多，但除了文言短篇小说集《剪灯新话》外，其它著作都佚失了。 
    一、瞿佑的《剪灯新话》
　　当时的淮安城因为京杭大运河的关系，已经是一个不同于农耕文明的市民社会了，市民社会孕育出了带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的市民阶层思想趣味，这在瞿佑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剪灯新话》中有生动的反映。《剪灯新话》共分四卷，收文言小说20篇，这些小说大多是有情节有人物，有社会背景的传奇故事，它们或揭露社会的黑暗，或讴歌与感叹男女之间真挚的情感与爱情的不幸，体现出了不同于封建正统的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是明显具有反封建的意义的。也正因为如此，瞿佑的《剪灯新话》一问世，就使“市井轻浮之徒争相通习”，如凌云翰在此书序言中所说：“读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堕泪者，盖亦有之。”这本文言小说集甚至使“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而且还引来好些的模仿者，继《剪灯新话》后写《剪灯余话》（李昌祺）、《觅灯因话》（邵景詹）……然这模仿者的作品在美学价值上却远逊于《剪灯新话》。像这样一部充满市民趣味的才子书，自然会引起一些封建卫道士们的憎恨。明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国子祭酒李时勉就曾奏请禁毁“《剪灯新话》之类”，认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蛊惑人心。”这可能是中国官方禁毁小说的最早记录。然而，这也只能是徒劳的。瞿佑的作品不但在国内流转，颇多影响，而且《剪灯新话》15世纪中叶还传到韩国，对韩国的小说创作影响很大。
　　《剪灯新话》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在我国唐代，出现过一种有别于正统古文的文言小说，即传奇体古文，它被称为传奇。唐代传奇与魏晋时期流行的“志人”“志怪”的文言小说不同，它不只是以记录所见所闻为主，而且还创造出了一种展示社会生活画面、以构思情节和描写人物见长的“传奇法”，并产生出了如《霍小玉传》《李娃传》这样的大量优秀作品。可惜，唐传奇辉煌的时间不长，元代以后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文言小说的数量虽然大增，却舍弃了优秀的传奇法而回到了以记录怪异见闻为主的老路上，只是到清代中期，才有了被鲁迅称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笔记名著《聊斋志异》。而在明清文言小说回归唐传奇优秀传统的过程中，瞿佑的《剪灯新话》是一本具有过渡性质的重要作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剪灯新话》时，称它“文题笔意，并抚唐人”，不但对后来的《聊斋志异》之类的文言小说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白话小说的创作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二、堪比梁祝的《翠翠传》
　　《翠翠传》是瞿佑《剪灯新话》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选本中必收的名篇。《翠翠传》是一个充满市井气息的传奇，是一个堪比梁祝的缠绵而凄恻的情爱故事，它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情爱观。
　　这篇文言小说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
　　刘翠翠，是淮安的一位民家女，因为聪明好学，父母就让她去学校读书。翠翠有位同学金定，聪明俊雅，而且与她同岁。同学们时常开他们的玩笑，说同岁当为夫妻，而他们私下里情感确实非常之好。
　　翠翠长大了，不能再上学了。到了16岁，父母与她谈婚事，她说非金定不嫁。父母虽答应了翠翠，但因金定家贫，门不当户不对，所以就让金定入赘到了自己家，翠翠小夫妻之间非常恩爱。
　　元末，张士诚起兵，翠翠被张士诚的部将李将军掳至绍兴纳为小妾，翠翠原想自尽，但却舍不下金定。当金定得知翠翠在李将军处时，便到绍兴去寻找翠翠，发誓找不到翠翠决不回还。
　　金定到了绍兴李将军府内自称是从淮安来寻妹的，李将军并不怀疑，于是让金定与翠翠相见。两人相对悲咽不已。李将军因金定聪明，让他做了自己的书记，但从此以后，因为内外有别，金定便再也不能进入李将军内府与翠翠相见了。
　　一天，思念心切的金定写了一首诗，设法让人送至翠翠处，翠翠见其思念心切，回赠了一诗。后来金定因思念过度而病死，李将军在湖州道场山埋葬了金定；而忧伤不已的翠翠则也在不久之后辞世，临死之前要求李将军将她葬于自己的兄长金定的墓边。
　　朱元璋登基，张士诚被消灭了。翠翠淮安老家的一位仆人一次路过浙江湖州道场山下，见有朱屋华庭，翠翠与金定正比肩而坐。仆人要回去时，翠翠写了一封信让仆人带回老家。翠翠的父亲得信后便从淮安赶到道场山下，可见到的却是两座坟莹，他不解，便在坟边夜宿。三更时，见到翠翠与金定拜跪于前，并说出真情，父女相见悲叹不已，父亲欲将其骨骸迁回老家，女儿却说在此与金定在一起已经很好了，当女儿的身影消失时，父亲发现信已成张白纸，才知是一场梦。
　　以后人们在经过道场山见到那两座坟莹时，都会说这是翠翠与金定的坟墓。
　　这篇故事用怪诞的艺术形式，生动地表现出了金定与翠翠这对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以及对爱情生死不渝的忠贞，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淮安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确实颇多相似。  
　　三、凌蒙初对《翠翠传》的改写
　　《翠翠传》因其独具的思想与审美价值不断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如前所说，瞿佑的《翠翠传》是用文言写出的传奇，也就是说它是篇文言小说，而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明代最能体现市民阶层审美趣味与艺术成就的不是文言小说而是白话小说，即拟话本。
　　明代的拟话本是一方面模拟宋元话本的形式，一方面又经过文人们的加工改造，这是一种可供阅读的短篇小说。明代的拟话本大多都表现市民阶层的市井生活的，最能体现当时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如“三言”“二拍”中的《白娘子永镇雷锋塔》、《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都有为人熟知的拟话本的代表作，它们在中国的流传可以说是非常之广的。
　　“二拍”的作者是凌蒙初（1580——1641年）。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时说他写小说是为了“肆中之人”即书坊商人的要求而写的，在《再刻拍案惊奇》时说他写小说“意存劝戒”，即写小说是为了进行封建说教的。尽管如此，凌蒙初的“二拍”中还是有一些形象超越了思想的优秀作品的。如《二刻拍案惊奇》中的《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就是这样的优秀作品。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凌蒙初的这篇拟话本小说并不是他的原创，而是他根据瞿佑《剪灯新话》中的《翠翠传》重写而成的。如果我们把凌蒙初的《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与瞿佑的《翠翠传》对读，就不难发现，这两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完全一样。那么，是不是说凌蒙初没有自己的艺术贡献呢？显然不能这样说。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拟话本的白话小说比起文言的传奇来要更通俗也更易懂，它在叙述与描写上比文言小说来也显得更铺张与细致，在人物塑造上也更生动传神，因而也更容易为广大市民们所喜爱。甚至可以说白话小说比起文言的传奇来显得更为市井化也更为小说化。在这个意义上讲，凌蒙初对《翠翠传》的重写是有一定创造性的，他的艺术功绩还是不能抹杀的。还有，凌蒙初重写《翠翠传》，一方面说明《翠翠传》本身具有着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一方面他的重写也是对淮安“梁祝”故事的一种创造性传播，这一功劳也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把《翠翠传》与《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对照着阅读，人们不难发现凌蒙初在艺术描写方面是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的。拟话本是对话本的仿拟，是用日常的口语来写作的，再加上文人的介入，拟话本中的艺术描写成分就越发强化突出，而艺术描写对小说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好的艺术描写故事情节就无法生动，人物形象也就无法鲜活起来。《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在艺术描写方面相当成功的，堪称是同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四、登上戏台的“翠翠传”
　　明末清初浙江余姚的剧作家叶宪祖还曾根据《翠翠传》以及《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创作出了传奇《金翠寒衣记》——中国文学史“传奇”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文言小说，一是指杂剧，这里的传奇指的是杂剧，也就是说叶宪祖把淮安“梁祝”的故事搬上了戏台，这对淮安“梁祝”的故事的传播也作出了贡献。叶宪祖在此出杂剧中主张男女真心相爱，自愿结合，而对所谓贞节问题，他认为不必刻板而不近人情。《金翠寒衣记》对《翠翠传》的结局有所改变，写李将军被杀，金定与翠翠后来重新团圆，这显然是传统戏剧“大团圆”模式的一种体现。
　　一些研究者认为，叶宪祖通过金定与刘翠翠的悲欢离合，突破传统的封建礼教，多有可取之处，而且对明末剧坛有着一定影响。清代山东济南的剧作家袁声（1692年前后在世）也曾根据《翠翠传》以及《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创作出了传奇《领头书》，来讴歌金定与翠翠的爱情。此剧剧名《领头书》来自金定与翠翠在李将军府借衣领来传书信的故事情节。可惜此剧本已经佚失。但这些事实已经足以说明淮安梁祝的故事被当时的人们所喜欢的程度，不但由文言小说改写为拟话本的白话小说，而且还被除人一再地改编成了戏剧，登上戏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