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在苏北反扫荡的许多往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日前，在“新旅”老团员陈强的家里，老人讲述了参加“新旅”、参与抗日的往事。
　　陈强，1927年生于苏州，1939年在桂林加入“新旅”，曾担任上海歌剧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如今，一头银发的他，思路清晰。当天，老人穿着一件黑T恤、白格子睡裤，趿着拖鞋，“老家来的人，就不讲究了”。
　　兄妹三人都加入了“新旅”
　　“父亲的思想很进步。”陈强的父亲当时在湖南邮电管理局工作，思想受左翼联盟影响较大，一生都在搞世界教育、强国运动。父亲一位好友的孩子在“新旅”，在这位朋友的影响下，父亲先后将他和姐姐陈明、妹妹陈伟都送进了“新旅”，“三人中，我是最早进入‘新旅’的，当时才12岁。这事还惹得母亲很不高兴。”但是父亲认为，“新旅”是一个进步的组织，孩子们会成为有用的人才。
　　“是三叔把我带到桂林，参加‘新旅’的。”陈强说，在桂林，“新旅”借住在漓江边上的东江镇小学，团员们都睡在教室的地板上，下面铺着干草，吃的是粗茶淡饭，白天学习抗日宣传的本领，比如快板、跳舞蹈、排练话剧等。舞蹈都是“新旅”在西北时由牟永春、苏纯俊从八路军那里带来的红军宣传队改编的《儿童舞》、《海军舞》以及根据秧歌形式改编的《打倒日本升平舞》等。晚上，团员们会围坐在地铺上开交流会，检讨一天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情况，十天半个月还会评选一次，将结果张贴在墙报上。团员们每周还要上几次政治课，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旅’就如同一个大家庭，生活虽然很苦，但是大家的精神都很振奋”。
　　出版《苏中儿童》宣传抗日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旅”从桂林陆续转移至苏北。陈强回忆说，1942年，日寇对苏中、苏北地区进行频繁扫荡，“新旅”应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的要求，组建了苏中儿童工作组，他和徐莎、张渔、方南君、羽扬等几人留在了苏中地区，坚持开展少年儿童工作。
　　“当时除了组织儿童团教唱歌、学认字、站岗放哨外，我们还创办了一份八开的油印报纸，名为《苏中儿童》，办报纸既宣传抗日，也能丰富少年儿童的文化生活。”陈强说，这份报纸由他和张渔、方南君负责，那时大家都才十四五岁，第一次编辑报纸，对编辑、出版等工作都不熟悉。幸好有盐阜区的“新旅”团员范政、王德威的支持，范政在桂林编辑过《少年战线》，王德威擅于美术，他们都很有经验。后来，《苏中儿童》成为苏北地区一份重要的抗日宣传刊物，很受学校和儿童团小朋友的欢迎。
　　在日寇疯狂扫荡的日子里，一切活动都是隐蔽的。陈强说，苏中河网密集，小船可以随时在芦苇的掩护下转移，情况紧张时，他们索性将编排、印刷等工作搬到船上去做，“每天晚上，在昏暗的烛光下，凭着一支笔、一个油印机，我们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借不到油印机，大家就用毛刷子在蜡纸上刷印，“当一份份精美的报纸印出来，发给小朋友们后，大家都很高兴很振奋，这也算是年少的我们能为抗日做的最自豪的事情吧。”
　　团员为解放淮阴立了大功
　　1942年下半年，按照上级的指示，陈强等人随“抗大”五分校到盐阜区与“新旅”大部队汇合。严冬时节，面对日寇的疯狂扫荡，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指示大家“化整为零”，“新旅”团员就到海边隐蔽“打埋伏”。
　　“冬天的海边，寒风刺骨。白天我们在几丈高的盐蒿草堆中以草当被，睡觉休息，晚上摸黑行军。”陈强回忆说，在日寇“三光政策”下，盐民生活非常贫苦，但是他们仍尽最大努力支援子弟兵，掩护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的“新旅”团员。有一次在一个小村子里，盐民看到“新旅”团员饥饿难耐，毫不犹豫地把盐蒿子粥送给“新旅”团员喝，“虽然盐蒿子吃起来有点苦，现在想来却仍然感到那么的甜”。
　　1945年，陈强等“新旅”团员参加了解放淮阴、淮安的两淮战役。陈强回忆说，当时敌人被困在城里，战斗打响后，“新旅”团员就在阵地上张贴标语，做宣传工作。发起总攻时，“新旅”团员又随攻城部队爬上云梯，登上城头，参加了城内清理残敌的工作，张贴了“活捉潘干臣 解放淮阴城”的标语。
　　往事历历在目，陈强动情地说，解放后，他到上海歌剧院工作，成功导演了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沙家浜》等，“这一身本事都是在‘新旅’学会的”。关于“新旅”，他认为，“新旅”走出了很多的人才，他们的爱国精神、团员间互助友爱的革命友谊，以及人小志大的气魄都值得当下的青少年学习。“当时很多人小学没毕业，后来都成了艺术家、科学家，所以‘新旅’的这种勇于实践，在实践中学习的精神尤为宝贵。”同时，他还建议，在有条件时可以出一本面向少年儿童的“新旅”读物，以小故事的形式多讲“新旅”事迹，这样也有助于宣传“新旅”、传扬“新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