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举国哀痛。北京数十万群众顶着凛冽寒风拥上十里长街送总理。建国以来，有谁享受过如此哀荣，牵动过亿万人民的心？全国报刊大量怀念文章在谈到“周恩来与故乡”时，少不了提到周尔辉。周尔辉这个名字在家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江苏，乃至全国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一位编辑朋友约我写一篇关于周尔辉的文章，我感到十分为难。我觉得周尔辉确实太普通了，没有什么可写。然而盛情难却，于是我敲开了周尔辉住在南京锁金村一套普通住宅的门。下面是他接受采访的记录。
  一　我的身世和学习生活
  伯伯（周恩来）生前对亲属要求严格，特别对我们这些侄儿、侄女。他有一条很严的“家规”，不许谈自己身世，更不许在任何场合扛他的“牌子”以获得任何特殊的照顾。伯伯关心我的故事，早有人采访了，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你一定要我说，我只得重复一遍。不过，我看了一些文章涉及到我的事，总有点走样，或许是你们文人的“艺术加工”吧。你如果要写点什么，请能尊重历史事实好吗？
  我是总理的嫡堂侄儿。我的祖父叫周焕臣，号贻奎，“大排行”老八。他同胞兄弟四个，四爷爷名曼青，号贻赓，无子女，早年在天津做事。总理在天津读书就是依靠他。十一爷爷名簪臣，号贻淦，是总理的小叔叔。总理小时候就承嗣给他为子。你们都知道，总理有三位母亲，生母万氏，我们叫“七奶奶”；过继母陈氏我们叫“十一奶奶”；还有一位乳母。伯伯9岁失去了生母和过继母，乳母也回到乡间。从9岁到12岁离开淮安前，我奶奶成了他的实际抚养人。伯伯对他的八婶娘很有感情，解放后就把他老人家接到北京，可奶奶住不习惯，硬是要回淮安，伯伯也没办法。
  我父亲叫周恩硕，号潘宇，比伯伯小5岁。他从小大概比较顽皮，不知请什么人在他膀子上刺上“恩硕”两个字，因此解放前他从来不敢抛头露面。父亲也被四爷爷带到天津读书，一次被军阀抓去当壮丁。他不愿当兵，就逃回淮安，在农村当小学教员。抗日战争期间，淮安沦陷，伯伯请当时的抗日民主政权“淮宝县政府”找我父亲。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有一个“卖韭菜”的人来我家打听父亲情况，一定要奶奶和母亲告诉他们父亲在哪里，可她们就是不肯说。后来党组织终于找到我父亲，他参加了革命。在对敌斗争极为残酷的情况下，他坚持在乡间抗日游击队，与日本鬼子、伪军进行“拉锯战”。父亲从不与家中通信，一直到解放后，我们均不知道父亲的消息：是牺牲了，还是失踪了？直到我入党时组织上进行调查，均无人能证实。
  我祖父幼年有残疾，去世又早，一家生活靠四爷爷接济。父亲“没”了以后，一家人更陷入绝境。母亲陶华给人家洗衣浆裳，祖母到市场卖旧货，我和弟弟尔萃很小。我们家经常吃上顿没下顿，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粥。解放前一些有钱人，为了表示他们“乐善好施”，常设“粥厂”救济穷人。我记得祖母一次排了半天队，领回一黑瓦罐粥。我们兄弟狼吞虎咽吃了一顿“饱饭”，简直高兴得不得了。
  我10岁时，还一个字不识。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读书？祖母说，儿子“没”了，再穷也要让两个孙子读书识字。借租我们家房屋有个姓李的塾师，看我聪明，不收学费教我认“字块”。不足一年，李先生去了扬州，我失学了。邻居张先生也是个教私塾的，肚里很有知识。他很喜欢我，又接受了我。大概是因为家庭贫寒，我从小很懂事，学习很刻苦。淮安城里有个大地主叫秦少文，他的四少爷要请张先生到他家做“家塾先生”。家塾先生是东家包伙的。张先生说，我可以去，但要带个孩子去。有钱人家当然不在乎一个小孩伙食，于是我和张先生到了秦家。这样我不但有书读，而且还有饭吃，高兴得一蹦上了天。一年多以后，秦家解聘了张先生。我就到龙窝巷小学（现勺湖小学）插班上了三年级。张先生是个好人，我十分感激他，可现在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子，十分遗憾。他无儿无女，解放后去世了。说起来，我真对不起这位恩师。
  我读小学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五年级跳到六年级。1948年暑假，我考上了省立淮安中学。祖母为筹措我的学费犯了难，七挪八借才凑足20元。我进中学读了一个多月，解放大军逼进淮安城，省淮中随国民党南迁镇江、苏州、直到吴江的卢墟镇。奶奶、母亲不准我随学校南迁。年底淮安解放了。文化馆的画廊第一次贴出“毛、朱、周、刘”的照片。奶奶牵着我和尔萃到画廊前，指着“周恩来”的照片说：“这是你们的伯伯，在共产党里是‘大官’。”这时我才知道，我有一个“伟大的伯伯”。
  解放后，我们一家四口生活都靠政府救济，常来送米送柴的就是被伯伯称为“我的父母官”的王汝祥（当时是县民政科长，后来任副县长）。我上学的费用，当然政府也包了下来。1950年暑假，我陪奶奶去北京看伯伯，毛主席还请奶奶吃了饭。这些情况报刊上有刊载，我就不谈了。
  1951年暑假，我考入扬州中学，在学校享受最高标准的助学金。从干部改工资制那月起，伯伯写信给苏北党委说，我的生活费、学杂费完全由他负担。1952年伯伯把我接到北京读书。当时北京既有干部子弟学校，又有条件好的重点中学。他没有送我进这类学校，而把我送到二十六中。这所学校的前身是私立汇文中学，我去的那年刚改为公办，条件较差。当时住校生的伙食有两种：一种每月7元，一种每月9元。伯伯让我吃每月7元的伙食。伯伯、伯母一再叮嘱不论是谈话或是填表格，都不许透露我和他们的关系。伯伯说：“你如果说出和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你是我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你也会产生优越感，这样，你的进步就慢了。”1954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在中学根本没人知道我是“总理侄儿”，读大学时有的同学就知道了，大概是考大学政审时，被人了解的吧。有的文章说，直到我入党时组织上要调查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到淮安了解情况，才知道我和总理的关系。这不是事实。
  我在伯伯身边读书七个年头。星期六我乘公共汽车回家，每次从中南海西北门进入西花厅。伯伯总是忙，很少和我单独谈话，常常一连几个星期，也见不到伯伯面。有时在一起吃饭，伯伯只问问我的学习情况，勉励我好好读书。印象最深是伯伯曾对我说：“我们供养你读书，不仅因为你是我的侄儿，是家族关系，而且是为了减轻社会负担，如果我们不给你生活、学习费用，国家、社会就要多一份负担。这，你懂吗？”
  二   我和孙桂云的婚事
  我和孙桂云的恋爱、结婚也不像有的文章上说的是伯伯托淮安县委领导为我找媳妇。
  1959年我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留校在教学研究科工作，主要搞教学改革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调查，订计划写总结。我学的是冶金机械制造，做不了文字工作。那年，母亲去北京看我，住在西花厅，伯母对我母亲说：“尔辉、尔萃都不在淮安，八婶又去世了，你就留在北京吧!”可母亲在北京也住不惯。一是她出门不方便，我住在钢院宿舍，她想到我那儿去也不知怎么走；二是听不懂话。伯伯、伯母工作都很忙，她一个人很寂寞。母亲有“补穷”的好手艺，伯母找来破衣服让母亲补，补完了又没事可干，伯母又动员身边工作人员、卫士把破衣服拿出来让母亲补。我去看母亲，她总是一边补衣服，一边唠叨：“尔辉，你也27岁了，有合适的该找个对象，成个家了。”我说：“这事不用您老操心。”
  我有“意中人”，她是我初中同学。因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未能升学。我读大学5年，鸿雁传书；寒暑假回家，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说，情深意笃。你问她叫什么名子？我看还是不说了吧。我和伯伯、伯母曾说过我俩的关系，二老都不赞成。我当然不敢再和她保持恋爱关系。当时我很苦恼，现在也感到很对不起她，所以母亲在我面前唠叨时，我总心烦，没有“好言语”。母亲在没有破衣服可补的情况下，在北京呆了不到半年，就回淮安了。
  一次，伯伯问我：“毕业了，分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我一一作了回答。伯伯说：“没有教过一天书，搞什么教学研究？是不是组织上照顾你留在北京？”他停了片刻又说：“你可以做点社会调查。”回校后，我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1960年饥饿威胁着全国数亿人民，国家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勒紧裤带。教授、大学生有很多人得了“浮肿病”。组织上安排我到全国调查大学生浮肿病的情况。这年冬天，我从上海回到淮安。离淮时，我向当时县委常委、淮城镇党委书记刘秉衡告别。刘书记突然问我：“有女朋友了吗？”我说：“没有。”“要什么条件？”
  我当时已经是党员，又有那次恋爱不成的教训，在找对象问题上当然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
  “三个条件：一是党员；二有一定文化；三是人要可以，也就是说人要漂亮一点。”
  在一旁的刘书记爱人、勺湖小学教师王士芬插话：“小学教师你愿意谈吗？”
  “愿意谈……不过要先看看人再说。”
  孙桂云你认识，不用我说了。不？还要我介绍？好，就说说。她和我差不多高，人很苗条，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性情爽直，活泼好动；师范读书时，爱好文艺，运动场上是“健将”，在江苏省中学生运动会上，跳高拿过名次；分配到淮安实验小学，是先进教师、少先队优秀辅导员，出席过江苏省文教“群英会”。她父亲是木工，社会关系绝对“清白”。她当时是预备党员。1961年初寒假回家，在淮安我们见了面。你问什么？我们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故事？没有!第一次见面，我对她“感觉良好”。我是大学毕业生，长相也说得过去，她当然乐意做“总理的侄儿媳妇”。那年，我已经29岁，我决定“速战速决”。一个寒假的接触，我们就肯定了“关系”。
  回到学校，我就向同志们发表了“新闻公报”，并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伯伯、伯母知道了，很满意。我向钢院领导打了报告，要求把孙桂云调来后结婚。当时钢院要办附小和幼儿园，很需要教师，组织上帮助我很快办好了调动手续。1961年暑假，我接桂云来北京。我和桂云一起去看伯伯、伯母。伯伯见了桂云，微笑着点头没说话。伯母拉着桂云的手，问这问那。桂云第一次见到当总理的伯伯也不“怯场”，一一作了回答。我们准备7月1日举行婚礼。伯母说：“改在2日吧，2日上午你们伯伯有半天休息。”我们点头同意。
  婚礼是伯母操办的。那时候，正是困难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买什么都要计划，不用说棉布了。现在的小青年可能不相信，那年，每人国家只发了1尺6寸布票，领结婚证“优待”8尺布票。我把这些布票凑在一起给桂云买了一条连衣裙。当时淮安没有这样“时髦”衣服卖，是在北京买的。伯伯、伯母送给我们三件礼物：一条半新的格子床单；一身伯伯穿过的衣服，短袖衬衫、长裤；一块“松鹤长寿”的织锦，不大，长2尺，宽约1尺现在还挂在我的卧室里。你可以看看，没关系，可以进去看看。噢，还有一对花瓶，可惜，这对花瓶后来不慎摔碎了。
  大喜的日子到了，伯母把在北京的周家亲属都通知来了，不在北京的一个也不通知，我母亲和弟弟尔萃也不通知。我穿着伯伯短袖衬衫和长裤举行婚礼。参加婚礼的有童小鹏、孙维世、长期担任伯伯警卫的孙飞虎的儿子、钢院代表、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卫士代表等。人多两桌未坐下，小孩挤在大人中间，热热闹闹。饭后，所有参加婚礼的人，  拍了张照片。一切由伯母安排：我和桂云坐在中间，伯伯坐在我旁边，伯母坐在桂云旁边。“你没有见过这张大照片？我可以拿给你看看。”
  看，站在伯母后面的就是孙维世，站在最后一排右边第二个的是童小鹏，坐在前面的这个小姑娘是“小六子”周秉建……
  那天上午，伯伯根本没有“休息”，总和钢院代表谈话。伯母很高兴，忙这忙那，对我和桂云说：“我和你们伯伯结婚时，可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热闹。”
  我们的新房，靠卫士住的地方，房内一张木床，一张木桌，两把椅子。被里、被面是我们从淮安带去的。在这样简陋的新房中，我们完成了“终身大事”。
  我们的婚宴是伯伯掏钱的。后来听说伯伯在党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尔辉结婚不应该搞那么“大”排场。
  三   我做“教书匠”
  孙桂云是带着调令、组织关系介绍信、户口转移证等一切手续到北京和我结婚的。婚礼那天，伯伯只顾和钢院代表谈话，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几天后，我们夫妇又见到伯伯、伯母，提到桂云工作调动的事，伯伯说：“噢，那么容易啊!要是人家不接收呢？”我心里想，这怎么可能呢？我刚要回答“钢院同意接收，桂云安排在钢院附小”。孙桂云抢先说：“不接收，我就再回去。”事后伯伯就这件事批评了有关单位，说照顾夫妻关系当然可以，但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偏偏要往北京挤呢？有关单位接受了批评，没有接收孙桂云的户口。伯母怕我们想不通，一天，她来到我们的“新房”，对我和桂云说：“你们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更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暑假结束了，孙桂云高高兴兴回淮安了。
  第二年，孙桂云怀孕了，需要人照顾。我想，既然桂云调不来，我可以调回去。我生在“故居”，长在“故居”，对淮安很有感情，我决定这样做。一次，我见到伯伯、伯母，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伯伯很赞成，但说：“现在不许办手续。”之后，伯伯要秘书查一查，有没有“特殊照顾”的情况。不几日，伯伯派人通知我，可以办手续了。1962年暑假后，我调到淮安中学做教师，教初二数学。
  我到淮安中学上班不久，伯母亲自写信给淮安县委询问我的工作安排情况，问组织上是不是作了“特殊照顾”？县委回信说：“周尔辉是普通教师，没有什么照顾。”
五十年代，我上大学时学的是苏联的“那一套”。工作以后，从未派上用场，淮安没有钢铁工业，更用不上。桂云是教师，我也是教师，不是很好吗？共产党员嘛，“一切服从党安排”。
  我不能算是称职的老师，可我努力做好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认真地上好每一堂课。老师们主动帮助我。我写好教案，他们帮助修改。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就对着镜子试讲，先给桂云“上课”，请她提意见。我规定自己每天读教学方面的杂志，做卡片。平面几何一题常有多解，我就琢磨不同解法，汇集在一张卡片上。一年后，我就做了上千张卡片了。不久，我就熟悉了教学业务，在课堂上也能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了。
  记得我教的班级有个姓夏的同学，比较顽皮，对数学不感兴趣，我上课他总“出问题”。我找他谈话，改进不大。后来我知道他从小失去了父亲，母亲是煤球厂工人。母亲含辛茹苦，带着五个子女过活，两个姐姐出嫁了，他也一天天长大，母亲也就“管不住”他了。我对他说：“你母亲培养你读书容易吗？你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母亲？”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来他果然改好了，学习积极性提高了，有不懂的问题，主动来找我解答。他后来成为班级里数学“尖子”。
  我做教书匠，渐渐爱上教师这个职业，爱上那些天真活泼的孩子。
  四  我在“文革”中（上）
  1966年“红色风暴”席卷全国，也冲击了我安谧平静的生活。破“四旧”时，造反的学生把图书室的“封、资、修”书籍，堆在操场上烧，开始批斗当权派和有“历史问题”的老师。“革命”只在学校“闹”当然不过瘾，于是到社会上去“横扫一切”。“文革”开始，我做了一回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参加了“工作组”，搞材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冲“垮”后，我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和“走资派、历史反革命们”在一起扫地、打扫厕所，什么都干，心中倒也踏实。造反派头头大概也感到太亏待了我这个“总理侄儿”，不几天就解除“监督劳动”。“革命”越来越“深入”，“革命群众组织”一夜冒出几十个。学校不上课了，校园里红旗林立，到处是垃圾、桌凳腿，乱七八糟；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又一层，重重叠叠；教室被“占领”了，挂上“总部”、“队部”牌子。我们淮中最“革命”的是“大炮团”。“大炮”到处“轰”，“轰”垮了县委，“轰”到了公安局，造反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今天“接管”这个单位，明天接管那个单位。小将们忙得“不亦乐乎”。我也被他们拉入“红旗手挺进队”。我静观事态的发展，心中“？”越来越多。我本来就不爱在大庭广众下说话，那时就更“沉默”了，终日默默无语。
  1966年10月，我作为淮安师生代表去北京接受“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检阅。领袖们车队开过来了，红卫兵沸腾了，发狂了。毛主席微笑着向红卫兵招手；林彪阴沉着脸暗自得意；江青手舞足蹈，得意忘形；伯伯则紧锁浓眉，在深沉的思考……我几年没有见到伯伯了。他日夜操劳，消瘦多了。
  在北京期间，我终于有机会和伯伯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单独谈话。伯伯脸庞清癯，炯炯的目光掩饰不了他的疲惫。望着伯伯，我一阵心疼。“伯伯，您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摆摆手：“还是谈谈你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吧。”
  我一古脑儿把自己所见所闻和“想不通的问题”都说了，他凝神地听着，不时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记着。
  我在滔滔不绝地倾诉，半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才发现可能说得太多了。最后，伯伯说：“要记住两条。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二、共产党员要经风雨、见世面。”
  这次谈话长达50分钟。我在伯伯身边整整生活了十年，与他单独谈话，这是最长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
  文化大革命“锻炼”了我，“大联合”、“三结合”后，我当上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我不愿做行政工作，教学上是新手，当然管不了教学工作，分工管后勤和分校农场。我按原则办事，节省每一分钱用于教学，改善办学条件。为学校办事我从不请客，别人请我赴宴，我从不到场。我与老师们关系融洽，可有些人对我是“敬而远之”。好几年，我就这样庸庸碌碌地过去了。
  1974年，我的大孩子已经10岁了。他们吵着要去北京看爷爷、奶奶，我们决定放寒假带孩子去。为了这次“进京”，桂云作了充分准备。孩子嚷着要买新衣服，那时我们经济不宽裕，再说伯伯一向主张艰苦朴素，孩子衣服干净整洁就行。伯伯曾给我一条旧呢裤，我穿了好多年，实在不能再补了，我要桂云拆开打了“反”，改成一条小裤子，给小二子穿上。伯伯、伯母见我们带孩子去看他们，非常高兴。伯母见小孩子穿着呢裤子非常惊讶，忙问：“小孩子怎么穿呢裤子呀？”桂云连忙作了解释。当弄清了情况以后，两位老人开心地笑了，说：“好!一条裤子穿了三代人啦!”这件事后来流传开了，人们把这条裤子叫做“三代裤”。
  我们一直住在“故居”，两个孩子也在那里出生。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人民出于对伯伯敬仰，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那时故居里住着很多人家，来参观的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可是有的人千里迢迢来此，我们将人家拒之门外，似乎有悖常理；但让人家参观，又是伯伯一再反对的。
  早在解放初期，伯伯就要把他的旧居处理掉，后来亲自写信，并要秘书打电话给淮安县委，1958年、1960年、1962年在分别接见县委领导同志王汝祥、刘秉衡、颜太发时都一再提出自己的请求。
  我们在北京期间，伯伯又一次问起旧居的情况，桂云说：“您的三条指示，县委都执行了，我在大门上贴上‘私人住宅，谢绝参观’，可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
  伯伯思索了一下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不是告诉人家这里是我的旧居吗？”伯伯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桂云：“把房子拆了吧，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站在一旁的伯母表示支持：“拆迁吧!我们给钱。”桂云说：“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我们自己作不了主。”伯伯点了点头，又嘱咐：“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请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
  五  我在“文革”中(下)
  说到故居，这里还有两封信，你看看。这是伯伯去世后，我和伯母的通信。

  伯母：
  您好，我们都向您老人家问好!最近在报纸上常见到您接见外宾的消息，知道您老身体还好，我们都很高兴。最近听说天津、北京又发生地震，我们大家都不放心，特来信问候。
  “四人帮”被揪出来后，淮安形势一片大好，人人心情舒畅，生产热气腾腾。
  淮安广大干群对“四人帮”迫害伯伯，都无比愤怒，都要求整理故居。据说淮安县委根据群众要求，请示省（地）委批准，准备修理。省（地）委已拨给淮安三万元作修建费用，为赶明年一月八日前完成，据说将立即火速动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伯伯一贯愿望，故打一份报告给淮安县委，谈我们对这次修建房屋的三点看法：
  第一、“不准组织参观，不准修房屋，不准将住户搬出”，是伯伯在世（时）的一贯意见。尊重伯伯，还应该尊重他的遗愿。记得伯伯在世时曾对我们说过：“中央首长，除毛主席的旧居外，其他（它）故居，一律不于（予）开放。”如果现在党中央有决定，修理，我们也没有意见。
  第二、现在我们国家给“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经济上暂时有些困难，现在大兴土木修理故居，与中央19号文件精神相违背，最好将这些钱用到国家建设上去。
  第三、大家对伯伯的怀念、敬爱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纪念他，不（一定）在形式上，而应该学习他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贵品质。要学习他彻底革命精神，狠揭“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同时，（要）把一切资金用于为农业服务，把淮安工农业（生产）搞上去。同时，我们淮安应学习伯伯勤俭节约、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不要在这方面铺张。
  以上意见，可能有错误，请批评指正。当然，由于我们学习不够，可能此次修理是因为斗争需要，或者是中央有什么布（部）署，故特来信伯母处请示。
我们全家都好，请您老人家放心。敬祝老人家
  身体健康!

                                          侄   尔辉  敬上
                                               76?11?22?

  不久接到伯母来信，全文如下：
  尔辉、桂云侄、媳同志并转淮安县委领导同志们：
  现将你们十一月廿二日来信附上，请速同我的信一并交县委领导同志一阅。
  关于整理修建你们伯伯周恩来同志的故居一事，你们及时告知我，这样做很好，你们的三点意见也是正确的。既遵循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主张，所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同时又照顾到当前形势，从全局、大局出发，要求县委停修的做法，我完全同意。中央亦无此项安排。
  我作为周恩来同志的家属，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恳切的要求县委同志，立即停止修建之事，并以此信转达县委，避免今后再出此事。关于修正（整）周恩来同志故居，过去曾被多次阻止。恳请县委领导同志们，为了纪念死者，最好是能遵照死者意见的办法。对于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请向他们作解释工作，说服他们，请他们予以理解，并表示感谢。
  我的意见和要求，务请县委领导同志予以考虑批准，给以答复为盼!
  专此，致以
  革命的敬礼!

                                              邓颖超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五日

  此信及尔辉、桂云来信，由尔辉送交县委，不再另复你们信了。
  又及
  (邓颖超同志复函，系亲自用铅笔书写。――作者)

  伯伯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们见到伯伯在医院接见外宾的照片，心中默默祝祷他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那时的“政治气候”也和伯伯的身体状况一样一天天变坏。我耳闻外地有人到淮安搜集伯伯的“材料”，故居里也常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来问这问那，探头探脑。我们很是担心，写了一封信给伯伯。不久，收到总理办公室的回信：你们的信收到了，整总理，搞总理的材料不是有人，而是有很多人。总理嘱我们回信要你们不要管这些事，要好好工作……
  收音机里播放着揪心的哀乐，我们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我和桂云抱头痛哭。我们流着眼泪亲手做了一个小花圈，在家里布置了灵堂。伯伯培养我、教育我，使我成为一个大学毕业生、中学教师。伯伯对我的恩情说不完啊!望着伯伯慈祥的遗容，我泪如泉涌，恨不能插翅飞到伯伯的身边。可是北京来电：“不要来京。”
  1976年1月13日，一辆轿车突然停在家门口，来人告诉我们，他是江苏省委办公厅的，要我们立即和他们去南京，然后直飞北京。这样，我和桂云作为江苏省群众代表参加伯伯的追悼会和向遗体告别仪式。离京前，伯母单独接见了我们夫妇，她老人家噙着泪水一再叮嘱：“回去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按中央的宣传口径，……你们把工作做好，你们伯伯在天之灵会高兴的。”我们流着泪请求把伯伯的遗物带几件回去作纪念。伯母说：“伯伯的遗物处理要中央研究决定，你们的请求我知道了。……回去吧，回去吧!”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回淮不久，我们收到中央办公厅寄来的一个包裹，内有伯伯生前用过的一条打了补丁的旧浴巾，一顶军帽。这些遗物现陈列在故居内。
  六  伯伯去世后我沾了“光”
  “四人帮”垮台后，我又走上了讲台。1979年底，我突然接到江苏省委通知，要我到省委组织部去“谈话”。组织部负责同志说：“组织上决定把你调来南京，任命你为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
  这个决定，对于我来说是太意外了，我想了一下说：“我不能胜任这一工作，请你们在宣布这一任命以前，征求一下邓颖超同志的意见。”
“这是省委的决定，副厅级干部，省委有权任命，没有必要征求中央某一位领导同志的意见。通知你来，不是征求你个人意见的，任命已经宣布，你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
  1980年初，我到教育厅上班。前面已经说过，我不善于做领导工作。你知道，伯伯在世时，一贯主张任人唯贤。组织上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不是我有这样能力水平，而是人民、党组织出于伯伯的爱戴考虑的。伯伯去世后，我沾了不少“光”。我说的“光”是指职位、住房、坐车等。你看，我住的四室一厅，这间客厅前还有阳台。我身体不好，前年患肾癌，摘除了一个肾，党和人民给了很多照顾，我只要有一口气，也要做点工作。这里靠近南京郊区，离城较远，上、下班小车子接送。我在北京读书，可从来未遇到过一次“特殊情况”，未坐过一次小汽车。啊，我还是五届、六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你看，这不是沾“光”了吗？
  你要我谈谈来南京的工作情况，好!简单说几句。我在厅里分管小学教育。前几年，抓“一无两有”(农村中小学无危房，有教室、有桌凳)，还有抓《江苏省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暂行条例》的贯彻工作。那时身体好，我走遍了全省，特别是苏北徐淮海地区农村……，没有什么可说的，今天说得不少了，大概有两个小时了吧。
  和周尔辉的谈话结束了，一路记下来，倒忘了“人物外貌”和“环境”描写。
  周尔辉，中等身材，脸庞和总理有几分相像，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上身着灰色中山装，两个袖口补了“一圈”补丁，穿一条褪了色的蓝裤，不知是“发福”，还是大病后的虚肿，衣服显得瘦小，胸前的钮扣是勉强扣上的。九十年代了，厅级干部，穿着实在太“土气”了。客厅更是朴实无华。一对旧单人沙发，一张小茶几，屋角是一书橱，迎门一张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合影，右面墙上挂着总理和邓颖超的合影，左面墙上则什么也没有。20平方左右的客厅显得很空旷。
  周恩来同志是人民的公仆、全党的楷模。他从来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一生清贫，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尔辉同志把总理的照片挂在客厅里，其意大概在于天天可以见到伯伯、伯母的面，提醒自己不忘老人家的教导，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家风，永远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