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狱是出了名的，淮安府山阳县也沾上了一起，当事人就出在河下，与程姓盐商有关。与此案有关的官府奏疏和皇帝的上谕，都被收入《清代文字狱档》一书中，题为《程䥍秋水诗钞案》。现根据此书将此案始末介绍如下。
  先介绍一下程䥍的身世。安徽歙县程以忠，在淮安经营盐业，占籍安东（今涟水），而世代一直居住山阳河下。其长子朝聘，继承其业。朝聘的二儿子叫程䥍（zhi，1689—  ）字艺农，号秋水。他家很富有，有别业叫且园，据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且园”条记载，且园在亘字店巷东、文字店巷西。园有芙蓉堂、俯淮楼、十字亭、藤花书屋、古香阁、接叶亭、春雨楼、云山楼、方轩、亦舫轩，计二十二所。在萧湖中另有南园，也是他家的别业，在荻庄对岸。
  林下堂还有一段故事：相传程氏少年未遇时，流寓扬州。于曲折小巷中遇一妇人，妇人问程为什么苦恼，程以贫困情况相告。妇人拿出二百两白银送给他，叫他去挂窝，一定会获得大利的。清代盐商是相对固定的，有一个固定户头，盐商业内和官府就承认你是其中一户，这就叫“窝”，争取到窝就叫“挂窝”。次日程氏携银挂引，结果获利三倍，由是致富。他再去访问那位妇人，想感谢一下。到了原来的地方，发现门径俱荒，怀疑自己遇上了仙人。因此特地在自己家中筑了一个林下堂，纪念这位神秘妇人的恩德。
  商人要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读书，挤入文人行列，捞取一个好名誉，便于社会活动；二是当官，以便官商勾结，有利事业发展。程䥍也不例外，康熙雍正年间，先是当上了一个刑部陕西清吏司候选郎中，后来当上了实缺郎中。可能是用银子捐的，因为山阳、安东和原籍歙县的地方志中都没有他当贡生、中举中进士的记载。但毕竟官是当了，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二年（1737），两次得到朝廷貤封其父程堦、母亲万氏、生母赵氏、妻子汪氏的诰命。
  程䥍喜爱做诗，尽管诗不怎么样，还是于乾隆十八年（1753）刻了一部14卷的《秋水诗钞》。刻自己诗集送人，是当时社会的风气。可以显示自己风雅有才，对于人事交往和商业经营都有好处。但他没想到，就是这本诗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坐在家里，无端地吃了一场官司，可谓是飞来横祸。
  乾隆二十年（1755）9月上旬的一天，突然来了一批官府差役到他家，将他的《秋水诗钞》印本和刻板一起查抄带走，并将他带进山阳县衙待审。
  这时程䥍已退休在家，通过了解发现，这是从本年3月即开始策划一次蓄谋已久的事件。早在本年6月15日，突然有一人来到河下，对程䥍的家人说：“我是正黄旗赵永德，有书一封，可与你主人看。”家人随即拆开看看，有一张纸，是被人窜改了的《秋水诗钞》中的一页，其中有的诗句被加上“注”，注中掺有“悖逆”文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反动言论”。经程的家人看过以后，来人便将此信要回带走了。第二天，又有一人坐着桥子来拜见程䥍，帖上写的名字叫王诚。王诚对程䥍的家人说，“我在督院辕门效力，江宁府有书烦我带与你主人，故此来拜。”家人回：“主人不在家。”王诚云：“不妨。”家人便将名帖与信收下。家人拆开一看，还是赵永德的信，还有上次见过的有“诬注诗句”的那一张书页。此后，赵永德这些人又于20日、21日、22日，不断派脚夫张诚机连续投来同样的信件。还说自己是旗人，来江南办大差的。意在威胁，如果程害怕了，即可通过金钱来私下了结，达到敲诈的目的。程䥍通过侧面调查，是他们故意将程䥍三十年前做的诗，“更易诗题，改换字句，造注悖逆之语”，意在讹诈。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根本不予理会。
  赵永德见程䥍软硬不吃，恼羞成怒，便于9月6日，到山阳县衙门控告程䥍，说程䥍所著《秋水诗钞》内的一部分诗，是“私造谤言，妄为污蔑”，同时拿出如他所说的“悖逆”文字的《秋水诗钞》抄本，作为“逆证”。
  山阳县知县胡昕燿在初步审查过程中，赵永德控告说，程䥍的《秋水诗钞》内，有《避世吟》、《过高邮诗》、《大人先生歌》、《送王大诗》、《解嘲诗》、《古钗叹》，“诽谤悖逆”，“大逆不道，莫此为甚”。而从程䥍家起出诗本、诗板，与赵永德所抄诗句不同。程则辩解说，原诗只有《去去吟》，并无《避世吟》，亦无《大人先生歌》，这些全系赵割截字句诬注诽谤。赵永德强调说，他掌握的刻本与程家现在的刻本不同，内面确有诽谤诗句。这个证据要等到“通详发审”的时候我才能拿出来。程䥍说，他调查过赵永德一伙人的来历，王诚即王序东，寄居清江浦，他们一伙惯行骗诈，是一批恶棍。他将王序东等人先后找过他，并将多次吓诈的书札呈交给了官府。
  山阳知县经过审讯以后，认为此案可能是赵永德对程䥍进行敲诈，也可能是程䥍确实有“悖逆”言论，但肯定是个大案，马上向上报告。于是，惊动了淮安府知府五诺玺、河道总督富勒赫、漕运总督瑚宝和江苏巡抚庄有恭，他们一个个神经紧张起来，立即着手审查，并分别立即报告给乾隆皇帝，直达天听。
  河道总督富勒赫上的奏折中，将案情报告了一下，也未敢定谁是谁非。同时转饬江苏布按二司审理，并将诗集的刻本、抄本，一股脑儿送到乾隆的面前。
  漕运总督瑚宝上的奏折说：经过拘讯，查验了赵永德给程䥍的书信字帖，认为赵有滋事吓诈情弊。审讯王序东及轿夫左玉、并送字脚夫张诚机，对诈骗情节俱各供认不讳。及追究刻本确据，赵永德供吐支吾，未能呈出。瑚宝认为赵“事出有因”，而程则“矢口不承”。
  江苏巡抚庄有恭上的奏折报告说，此次案情重大，且被告程䥍是告病回籍的刑部郎中，又是江南盐商富户，不是山阳县—个知县所能审理的。他“专差飞檄”命淮安府知府，督同山阳知县，追出赵永德所执刻本诗钞及其它物证。然后将有关案犯一起押解到苏州，由他自己亲审严究。胡昕耀接到抚院的指示，随又提审赵永德，追要“逆诗”刻本。到这时，赵永德才从贴身小棉袄里面拆出他改窜后的《秋水诗钞》刻本。经当堂核对，与他以前呈出的抄本无异。
  根据上述情况，十月初八日，乾隆发出《将赵永德交抚审拟谕》，原文如下：
  朕阅程䥍抄刻诗册，肤浅不成诗，但其中并无讥讪悖逆之语。而《送王大》一首，系抄袭古诗以为已作，则富商无识务名之习毕露。看来此事明系赵永德索诈不遂，挟嫌诬陷。富勒赫为其所愚，据以入奏耳。胡中藻身为翰林，心怀怨望，竟作种种悖妄之词，刊刻分送，若不重加惩治，无以正人心而端风纪，是以不得不行办理。倘因此案，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则狡黜之徒，藉以行其诬诈，有司不察，辄以上闻，告讦纷繁，何所不至。迨至辩明昭雪，而贻累已甚。此等刁风，断不可长。赵永德着交该抚庄有恭严审，定拟具奏。钦此。
  这篇上谕在《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498中也有记载。上谕中所说的胡中藻，江西新建人，官至翰林学士。当时大臣中门户帮派严重，长期互相攻击，对皇权构成重大威胁，乾隆深痛恶之。胡中藻是其中坚人物，于是乾隆便借文字狱来惩治一下。胡刻自己诗集名《坚磨生诗钞》，就在此年2月，乾隆说胡有心谋逆。并摘其诗中语句，说胡“鬼蜮为心”，“诋讪怨望”，便于4月11日将胡杀了。赵永德等以为皇帝爱兴文字狱，便想跟风上，借机对程䥍谋诈，企图敲上一笔。而乾隆对这一案件，心里一肚子数，一开始就不相信。再看到程䥍的诗作，更加坚信是讹诈，所以有此上谕。
  十一月初二日，江苏巡抚庄有恭得到乾隆上谕后，再次上奏说，赵永德已供认，他并非旗人。实际上祖籍寿州，寄籍顺天府宛平县，居住在宣武门大街东头，已经三代了，平日收买古董字画。有一个叫王世凡的人，又名任太初，居住淮安，素与程䥍有隙。今年4月，因胡中藻案发，便从京城将赵永德勾结来淮，同谋吓诈。还有姓刘、姓万的人从中周旋。乾隆立即严厉地批道：“此必朕谕而后敢如是办理，可谓不知朕意，亦不识大臣之体矣。可愧！”乾隆皇帝就不替这此大臣们想想，在那种态势之下，谁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胡中藻的样子放在那儿，那个敢掉以轻心！天心难测，宁可信其有，宁可失去大臣之体，也不可轻易放过疑案。大臣们也是难啦！这也让人们从侧面看到，清代文字狱真是闹得朝野不安啊。
  至此，程䥍的《秋水诗钞》文字狱案才算告终。当时称之为“以诗被劾，恩旨省释。”而《秋水诗钞》书板和书前庄亲王作的序，已被江苏巡抚“遵旨查出劈毁”。最近读《清代诗文集汇编》目录，惊奇地发现，此书今天仍有传本。《汇编》中收程䥍所著书有三种，一是《秋水诗钞》17卷，续集4卷，附二卷，乾隆十八年刻本；二是《秋水诗钞续集》6卷，乾隆二十一年刻本；三是《林下堂诗》20卷，乾隆刻本。大约经乾隆钦定，此书已无反动言论了，所以收藏在朋友家的便被流传下来了，可惜淮安却无此藏书。
  案了以后，程䥍虽未受多大的冤屈，但也不像以前兴旺了。他死了以后，且园便卖给了新贵吴超。李元庚先生曾到其中游览过，所以他的《山阳河下园亭记》记载得很清楚，他说“园中池水甚阔，小艇游泳，芙蓉堂依水尤胜。林下堂周遭梅树，春雨楼无梯，盘旋而上。”只可惜已换了主人。
  今人周宗奇将此事件改写小说体，收入他的《文字狱纪实》一书中。1993年11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有兴趣可以取来读读，以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