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秉祚，字琢章，号漳山，湖北钟祥人，乾隆七年（1742）任山阳县知县。在淮期间，金秉祚重视河防，热心公益，倡议纺织，纂修县志。乾隆十二年（1747），金秉祚离淮，先后任徐州知府、颖州知府。晚年因病而辞官，定居山阳，卒时山阳民众奔哭赴祭。
  知县任上
  在山阳知县期间，金秉祚非常重视水利。甫一抵达山阳，即遭遇淮安水灾，而山阳灾情最为严重。金秉祚奉行荒政“恳恻周详。”乾隆八年，“河决陈家堡”；九年，“河、湖并涨”。面对多灾多难的山阳现状，金秉祚在淮安知府卫哲治的领导下“悉心抚偱”，使得灾民皆有所依傍。市河上承旧城西门、下注马家荡，蜿蜒七八十里。过去挑濬之后，河面宽一丈至一丈五尺不等，河底宽六尺，河深三尺至六尺不等。如此浅窄的市河并不能满足宣泄的要求。乾隆五年，虽有府县根据士民的呈请发帑兴挑，可惜未能深通。乾隆八年，知县金秉祚详请开挑，范围从东门阜城关至马家荡，长一万四千五百七十八丈，耗银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两。挑濬后河面宽四丈至六丈，河底宽一丈五尺至二丈，河深三尺五寸至一丈五尺，同时还建木桥三座，以利行人。
  山阳旧有龙王闸，旧为泄三城之水入涧河之用。乾隆八年市河深通后，有村民希冀改旱田以莳稻，呈请开龙王闸反引涧河之水。龙光闸开启后，涧河“百里膏腴，苗皆枯死，且石塘以东浅涸，客船不至，薪米百货翔贵。”乾隆十年、十一年，知府卫哲治、知县金秉祚“力持坚闭龙王闸之议”，认为“龙王闸固不可开，即小河口亦不宜开，水一旁流，河身比淤，而河委之泾口必塞，薪米之路不几绝乎？”在金秉祚等人的坚持下，即时关闭了龙王闸，避免了因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
  山阳作为淮安府城所在地，古建较多，金秉祚同样给予了很大的重视。据乾隆《淮安府志》记载，淮安新城在城北一里许，有五门，东门“望洋”，西门“览运”，南门“迎薰”，北门“拱极”，小北门“戴辰”，门各有楼，惟小北门无。斗转星移，新城各楼皆倾圮殆尽。睹此情形，金秉祚向上争取帑银二万五千七百一十六两，“照旧制整理，更加巩固，并里墙戗土加帮宽厚，可垂永久。”
  金秉祚为官，很少与富商贵族往来。有盐商母生日，漕督邀请金秉祚同往祝寿，金氏“谢不往”。平素坐堂听讼，执法严明而仁恕。如有人为案情请托，“必苛治之”。在山阳期间，金秉祚重视教育，“遴选生童，勤加省试”；重视民生，委派盖建堂房一百二十八间，又劝捐近万两，为普济堂等善堂的建立作出贡献；又捐俸搭盖栖流所，安集流民……金秉祚立身行事，始终能以汉代循吏自期，后人认为其为当之无愧。总之，金秉祚在山阳期间，为山阳留下数多可圈可点之佳话。
  清代淮安纺织史上的一段实践
  自从乾隆七年冬天奉调至山阳，在日常走访民间的过程中，金秉祚“从未见一机具，听一织声”，经过深入了解，金秉祚得知，其时的山阳百姓不重视纺织，即便是缝缝补补也仅限临时之用。相较于其他地方“抱布易粟”，山阳则是“女红尽废”。在金秉祚看来，民间财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布，一是粟，淮安已缺失其一，“安得不贫且困耶？”
  在“广咨博采”后，金秉祚认为淮地半系游沙，适宜栽种木棉，但老百姓并未看到种棉的好处，政府一旦推广种棉，百姓未免观望不前。在此情况下，金秉祚倡导民众从事纺织。在《纺织议》中，金秉祚详细阐述了教民众纺织的步骤。
  第一是请教师。长江以来的松江、太仓一带居民自黄道婆之后多纺纱织布，且“讲求至精，获利甚普”。金秉祚认为，应该着即派人前往松太地区选募二十名熟练掌握纺织技艺的技师来淮悉心教授，技师的日常开销及劳务费，应按每名二十两计算。
  第二是请采买。教民众纺织，必需准备纺车、铁锭、木椗、弹弓、弹锤、戽车、轧车、竹棚、捍板、布机、大小戽筒，以及刮刀、压尺、竹叉、纵扣、梭子等，这些器具皆应从松、太二府“酌量置买”。
  第三是请设局。淮安城乡辽阔，为便于乡民就近学习纺织技术，金秉祚建议在淮安三城及清江、板闸各设一局，让愿意学习技艺的人入局学习，技精之后可以自行纺织。对于入学的人要登记姓名、出局入局日期、住址等，规定不允许携带局中器具。
  第四是请收买。淮安向来是不纺织的，现在既然教导民众习学此门技艺，唯恐织出的布匹很难一下子销售出去，如此便会造成民众士气的衰落。金秉祚认为，官府应该“权衡子母，量加利息，现给银钱收买”，这样民众既能“学技艺以资生，又获利以糊口”。官府收来的布匹可以冠名为“淮布”，在市场中买卖所获得的利润可以充抵教师“辛力之用”。
  金秉祚希望通过施行上述四个步骤之后，可以实现男女各事其事，民间既勤于纺织，又能促进棉花的种植，可谓一举两得。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一方面是金秉祚与淮安知府赵酉竭力劝谕淮安百姓植桑种棉习纺织，另一方面则是淮安土人的不响应、不配合。“清河二萧”之一的萧文业在《答山阳大令张君书》中云，“前令金君曾经申请上宪条上事宜四则，未知当时能行与否？愚以为先事不必遽用公牍，似宜广劝富家自为之。”可见在当时，金秉祚所作的《纺织议》是有争议的，至少是在方式上有人认为不必采用“公牍”，而只需“劝富家自为之”。不论客观效果如何，金秉祚的《纺织议》对研究淮地纺织手工业发展史、民俗史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此后山阳知县姚德彰（大兴人，同治四年任）等人，也号召淮安百姓纺织，惜乎亦未能成功。光绪《淮安府志》中称，这大概是“淮人啙窳（即懒惰）之一端也。”实际上，在金秉祚看来，淮人亦多游手好闲之辈，如其在乾隆《山阳县志》中写到：“吾窃悲淮人之游惰者多也。”
  修《山阳县志》
  事难于创始。山阳自宋嘉定之后五百余年没有新志完成。期间邑人张鸿烈殚精竭虑二十余年，旁搜远讨完成《山阳县志》，厥功甚伟。雍正年间，知县欲征求张氏之书以付梓，可惜的是张氏突然病故，县志散失人物志九卷、丛志三卷。又过了数十年，有感于山阳“生齿繁兴，人事踵华，其当彚入者多矣”，于是金秉祚利用余闲时光“独毅然以志书为已任”。在金秉祚的主持下，由衡阳丁一焘、邑人周龙官任编纂，周振采、任瑗、王绍裘、吴玉搢、汪枚、张钊等六人任分纂。金秉祚等人不仅仅局限在前志基础上的增补，更重视广咨博采，表现出“锐意图成”的决心。然而志未修成，金秉祚擢升徐州府知府，登车而去的金秉祚仍“惓惓于镌刻未就”。乾隆十四年（1749）《山阳县志》付梓完成，山阳缙绅贤士拜访金秉祚，请其为志书作序，金秉祚欣然提笔，写道 “山阳，淮安首邑，为渡河以南第一冲要”等语。
  金志共二十二卷，分沿革表、轶官表、选举表、建置志（二）、疆域志、学校志、民赋志、军政志、河防志、水利志、漕运志、盐法志、榷税志、艺林志（二）、丛志（二）、列传（四）。金志除增加新的内容外，还对旧志进行辨讹。如旧志选举表颇多舛误，金志详据各书加以订正，且列横表更加便于披览。金志在“丛志”中对山阳、淮阴、楚州称谓进行了详细考述，对韩侯钓台、枚皋故里、刘伶台等名胜进行了辨析，对杨士林、王彭、王敬则等历史人物祖籍、履历进行了钩沉。
  金志对研究山阳地理、建置、人物、交通、艺文、水利、教育等均有参考和利用价值。如金志记载，南方风俗尚奢靡，北方之俗多俭朴。山阳处南北之交，渐染南方奢靡风尚，不若北方之俭朴。金秉祚认为部分淮人抱有不奢靡即不能“娱心悦目、夸耀间里”的心理，殊不知长期以往将“无以燕翼子孙，且及身有饥寒之患”。这段记载对于我们了解乾隆年间山阳风俗具有重要价值。又如金志中所载《自汉迄元明河道源流治法始末》《国朝河道治法始末》对于研究山阳河防具有史料价值。
  当然，金志亦有不足之处，如在记载吴承恩之《西游记》上明显表现出过分信仰权威的缺点。吴承恩去世后四十年，天启《淮安府志》即明确记载吴承恩作《西游记》。然而金志却未记此事。金秉祚曾就吴承恩撰《西游记》入志一事向在京城为官的乡贤阮葵生（字宝诚，号吾山）请教，阮葵生回答：“此事真伪不值一辩也。”正是因为阮葵生的这句话，导致金志中未有记载吴承恩之《西游记》，此后以金志为底本的乾隆《淮安府志》亦未列入吴承恩之《西游记》。可谓一大遗憾和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