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河下镇位于淮安新城之西、联城西北。这里地处古邗沟入淮处，是北辰镇的一部分。公元1194年黄河夺淮以后，屡罹水息，加之元明之际兵戎扰攘，遂致墟落苍凉。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平江伯陈煊开清江浦河，导淮安城西管家湖（亦称西湖）水自鸭陈口人淮，运道改经淮安城西。河下居管家湖嘴，处黄、运之间，加之地势卑下，河下遂由此得名。然河下之名，起于何时，却难以准确断定，最早见于清乾隆间山阳人吴玉缙编《山阳志遗》中。
  河下沙河五坝为民船、商船盘驳转搬之地，帆横云集于此。特别是陈煊创办了清江督造船厂，河下作为造船物资集散地，“船厂抽分复萃于是，钉、铁、绳、篷，百货骈集”，遂一扫苍凉景象，河湖洲清之间，日渐滋繁。今河下有钉铁巷、打铜巷、竹巷、绳巷等街巷名称，皆是当初历史的真实写照。
  淮安河下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是盐业。可以说，明清时期盐政制度的因革，淮北盐运线路、掣验场所和集散地的变迁，都与它的繁华寂寞息息相关。
  明初，盐政采用“开中法”，令商人输粮于边，粮入仓后，发给凭证（盐引），到各转运使司指定的盐场支盐并运售到指定地点。盐引，即以盐若干斤为一“引”（明清两朝，最少时400斤为一引，最多时正余额一引达900多斤），每引纳税若干。销盐之地称“引地”，甲引地的盐妄入乙引地销售者为占销，占梢者按律与售私盐同罪。明弘治（公元1488一1505）年间，山阳人、户部尚书叶淇奏改开中之法，实施运司纳银制度，即召商开中引盐，纳银与盐运使司，类解户部太仓以备应用。从此以后，因商人只需在运司所在的地方纳银，就可中盐，故“耕稼积粟无所用，遂辍业而归”。不但两淮赴边屯垦的商人退归南方，而且在全国最重要的西北垦区的土著商人也迁至两淮。这是因为，在明代，淮北盐场发明了摊晒制盐法，这种方法与煎盐相比，花工少，成本低，产量高，盐质好，使淮盐在我国盐业生产上迅速独占鳌头。而淮北分司署这时也由涟水迁至河下，故淮北“产盐地在海州，掣盐场在山阳”，河下遂为淮北盐斤必经之地，“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天下盐利淮为上”，遂使河下达于极盛。据《淮雨丛谈? 考证类》 记载：“郡城著姓，自山西、河南、新安来业鹾者，有杜、阎、何、李、程、周若而姓… … ”这些侨民宿贾的聚居，使河下迅速形成“东襟新城，西控板闸，南带运河，北倚河北，舟车杂还，夙称要冲，沟渠外环，波流中贯，纵横衢路，东西广约五六里，南北袤约二里”的闹市名区。
　　明初，在扬州设两淮盐运使司，下辖通州、泰州、淮北三分司，淮北分司署驻涟水城，而淮北掣验所则在涟水城南淮河岸边的支家河口。故一时“百万盐策辐辏”。由于明中叶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涟水等地日益频繁地受到洪水的威胁。弘治、正德年间曾多次因河岸崩塌，而使掣验所圮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淮北盐运分司署迁移到淮安河下，而淮北批验盐引所改驻河下大绳巷，负责护盐的淮北巡检则移驻乌沙河。随着鹾务机构的迁移，更多的淮北运商卜居淮安河下，但不少人,则因祖先产业所在，仍然占籍安东。与此同时，还有的盐商从扬州赶居淮安河下。如程量越一支。程氏由歙迁淮者凡数支，清初在淮安业鹾者有13家，皆极豪富。此外，汪氏自汪尧仙（清道光皇帝老师、大学士汪廷珍的曾祖父）由徽迁淮，也成为著名鹾商。徽商曹氏在当地也有相当大的实力，河下曹家山就是该家族的产业。
  明代诗人邱浚在弘治年间写了一首《过山阳县》 寺：“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西湖嘴在运河东岸，即指河下，今河下紧接运河堤的南北向大街，还叫湖嘴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