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述（1913-1980）原名杨德基，淮安区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上世纪30年代初，淮安有位年轻学子积极反腐败，甚至把县太爷的腐败案底写成大字报贴到了鼓楼（今镇淮楼）墙上，旷古未有。他就是散尽家财闹革命的肖禹的次子，《中国青年报》社原社长，原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述。
  杨述出生在老淮安城内原西门大街石库门（今淮城镇白铁社），其家经营着“杨元记杂货店”和乡下两个村庄的土地，是个殷实富裕的家庭。
  1928年，淮安县城是江苏北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犹如一潭死水，外面各种革命蜂拥而起，这里依旧是父母包办婚姻、留辫子、行磕头礼、烧“包袱”。城里只有一家小书店，店里仅有线装书和教科书，没有戏院、电影院，看戏只能等着赶庙会。当时杨述已经在淮安中学初中部上学，他厌倦了这种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些上海出版的杂志，其中还有几本《语丝》、《拓荒者》，主要说一些个性解放，职业教育之类。杨述如饥食渴地读着这些启蒙读物，他觉得自己要为改变小城面貌做些事情。他在自己的班级里组织了“鲁迅读书会”，鼓励大家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三年后，他到南京上高中，暑假回家时，他又在淮安组织了“古堡烽火社”，订阅进步杂志和刊物，定期组织社员学习，同时批判小城可恶的旧风俗，提出废止磕头礼、不烧“包袱”,演话剧，组织歌咏队来宣传抗日，启迪民智。
  最为轰动的就是办壁报，杨述自己亲自担任主编。他将一些针砭时弊和宣传抗日的评论和进步的诗歌、散文抄在一张大的白纸上面，然后贴到鼓楼上给广大市民阅读。
  这壁报一贴出去，立刻在全城炸开锅了。封建的遗老遗少立刻阻击这些触犯祖制的言论和行为，还有人说他是共产党。杨述的大伯也受到了嘲讽和辱骂，他气急败坏的想找杨述算账，结果没找到人，就把肖禹骂了一通，让她好好管管杨述，并扔下蒋中正编写的《革命哲学》、《论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让她用书中的道理好好教育杨述和其他子女。
  杨述看了这两本书后笑得喘不过气，说：“拿这些狗叫来教育我，叫我学着做小狗?”
  “到底这共产党是怎么回事?”肖禹郑重地望着儿子。
  杨述回答：“共产党就是主张人要自由，不要受压迫。富人不要压迫穷人。再有呢，就是主张现在要抗日。”
  肖禹听了，点了点头，说：“那是做的好事啊！可是大伯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吗?”
  杨述严肃地摇着头说：“我哪里配?现在东北沦陷了，国家要亡了，卖国政府不肯抵抗日本侵略者，却在这里说谁要抗日谁就是共产党，就犯罪。这不是爱国就有罪吗?”。
  肖禹仔细倾听着，心里觉得这些活深合自己的意思。她最近常看报，已经知道国家出大事了。她觉得爱国是应当的，自己从小就这样想。想到这里，她把大伯给的那两本很漂亮的新书交给儿子道，“拿到厨房去当柴火烧了吧！”
　　杨述劈手夺了下来说：“阿娘，这书留着有用，今后我可以拿来进行批判。”
  壁报一期又一期的贴出去，杨述也成了令县太爷十分头疼的人物，被明确为重点管控的人员。县里定期有人到他家找茬，扔狠话，好在掌握不了真凭实据，也没有指名道姓说事，日子一直有惊无险的过着。
  时至初冬，地上结了霜，杨述和一帮同学们熬了一夜抄好了新一期的壁报，趁着夜色还未褪去，把壁报贴在了鼓楼醒目的位置。
  这一贴不打紧，天一亮全城就乱哄哄起来，风声传到了县太爷的耳朵里了，县太爷知道了壁报的内容，开始传出风去要抓这些共党和抗日分子。
  原来，这期壁报上登出了杨述写的一篇评论，揭露本县政府贪污学校经费的事情。全县的教职员工都知道，县太爷把上面拨的学校巨额经费私吞了，还拿出去放高利贷盘剥生意人。大家都知道这事，可没有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敢怒不敢言。
  杨述知道捅破这层窗户纸的代价是什么！他也考虑了很久。这或许是他们这个大家庭从此不得安稳，自己可能被县里抓捕，甚至有可能失去性命。在那个昏暗的年代，随便找个借口弄死个把人，对于县太爷来说不是大事，杨述家里已经不止一次受到过这样的威胁。转念又一想，我们难道就一直这样在沉默中死亡吗？东北就是这样在沉默中沦丧的，还指望这帮不为民做主的县太爷保家卫国吗？不能，必须让百姓看清他们的嘴脸，推翻他们，让能为民做主的人给我们保家卫国。想到这里，杨述热血沸腾，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他不仅捅破了窗户纸，还在鼓楼上将之公布于众。当天，县太爷开始疯狂报复，烽火社被查抄，四名进步学生被捕，全县布控抓捕杨述。
  大伯再一次跑到杨述家里，手里拿根文明棍，用棍子一戳一点地敲着堂屋里砖地：“杨述这个反叛，跑到哪个狗洞里去了?县里要捉他了，我们要被抄家灭门了。”
  肖禹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一个劲地说：“想不到，想不到。”她有点慌张，但还是为儿子终于做出了一件震撼县里，吓坏县太爷和大伯爷这类人的事情而有些高兴。
  她把大儿子杨道生叫回来，母子两个商量了一下，要叫杨述快走，要走得秘密，不要被外人看见，还得走到一个完全可靠的地方去。
  杨述回来后倒是全然不在乎，只是听说要把他送到外地去，他也充满了好奇，早就想飞离这个封闭、保守、落后的小县城，去接受革命的洗礼。
  后来，杨述从扬州辗转到上海，投身革命洪流，数次入狱，屡受打击，志气越磨越坚。
  杨述不仅自己参加革命，还动员全家都参加了革命。但他独来独往，无法照料家庭，全由哥哥杨道生照顾。后来，杨道生因敌人叛变被出卖，牺牲在狱中。杨述母亲肖禹带着一家人四处流浪，后来在成都乡下靠给人洗衣服、做针线活为生。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这个革命家庭和革命邻居，四处寻找，并把他们接到重庆，又安排飞机送到延安。毛泽东听了肖禹毁家纾国难的故事，十分感动，亲自接见了杨氏一家人，并亲切地称杨家是“革命之家”，肖禹是“革命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