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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恩的仕宦经历和牢狱冤案

2015/1/30 15:34:09    作者:蔡铁鹰    阅读:3887    评论:0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赴长兴县丞之任的吴承恩,时年六十一岁。前一年,在青年时的好友、现任吏部尚书——相当于今日组织人事部长——李春芳的帮助下,吴承恩得到了长兴县丞的职务。县丞相当于今日之副县长,八品,比官场上形容为“芝麻官”的七品县令还小一些,但毕竟是官,比吴承恩的曾祖父、祖父任过的不入流的教谕、训导要高一些,对于吴家来说,也算是圆了几代人当官的梦。吴承恩的老母还健在,算来已经是八十左右的的高龄了,是她老人家坚持吴承恩一定要当上一任官员,否则以吴承恩倔强懒散的性格,大概不会在六十岁以后还去做这么一任小官。
    长兴的诗意生活
    赴长兴之前,照例要先在省城杭州办理报到手续。要先到巡抚府,等候巡抚接见,象征性的听几句教导劝勉;然后再拜见直接上司湖州府的知府,等候知府安排交接。
  吴承恩在杭州落脚于吴山脚下的玄妙观,借住了观里的客房,这也是图清静的文人经常采用的方法。当时的浙江巡抚叫刘畿,对吴承恩的文名似乎有所了解,于是很客气地派了吴承恩一个任务:为自己编写的将士培训教材《诸史将略》代写一篇序。利用这期间的空歇,吴承恩在杭州很是轻松的游玩了几天,也许就像《儒林外史》所描绘的名士们那样,穿一袭长衫,拿一把折扇,一步三摇地绕西湖逛上一圈。一首《秋夕》当是作于此时:
  络纬啼金井,夫容敛石房。寒松静生籁,仙桂妙闻香。
  竹火煎茶寺,菱歌载酒航。人间秋夕好,第一是钱塘。
  吴承恩最得意的还是心态的放松。科举功名他当然早已不放在心上,到现在为止,他最后谋个一官半职以向老母交代的心愿也算实现了,在任上不过吟诗饮酒,有个一年半载——至多也就三年吧,便可以打道回府,回家做一个有头有脸的致仕乡绅了。杭州虽然没有旧日文友,但他还是狂态复萌了一回:这个时候,在人间天堂,痛痛快快饮酒,无拘无束地混迹市井,他觉得自己俨然就是昔日李白。某日,他写了一组标题很长的七绝诗《嘉靖丙寅余寓杭之玄妙观梦一道士长身美髯时已被酒牵余衣曰:“为我作醉仙词。”因信口十章觉而记其四》,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穿百衲衣,悬五岳图,满墙乱涂鸦,提壶陌上眠,无拘无束,身心自由的酒仙、诗仙。
  比吴承恩稍早一些在杭州报到,然后赴长兴上任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就是吴承恩的直接上司、长兴县令归有光。归有光上一年会试中式,以三甲进士身份得授长兴县令。归、吴二人在长兴共事,应该有很多值得一说的地方,比如他们都是少年才子,都是久考不中,且当时都是六十一岁,都是第一次做官。论今天的名气,吴承恩远胜归有光;但论昔日影响,归有光远胜吴老夫子,当吴承恩在淮安、金陵的小圈子里有点名气时,归有光在全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他的一篇记载童年家事的散文《项脊轩志》天下闻名,大学文学教材必选。后人归纳明代文坛的唐宋派,归有光赫然是代表人物之一。在长兴碰头之前,他们二位未曾有过直接的交往,但或许曾经互相仰慕过。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不愉快的事,两位老人闲来说诗论文,谈笑间共治政务,也是文坛一佳话。
  但他们也有很大的,甚至是极大的不同,这两位虽然都饱受儒学的浸润,但形式和结果却很不一样。在长兴与吴承恩交往密切的一个人叫徐中行(字子与),长兴本地人,既是官员又是文学家,最后官至江西左布政使(应是从二品)。《明史》卷二八七有传,对他的评价既有趣又很不错,说“美姿容,善饮酒”,“中行性好客,无贤愚贵贱,应之不倦”。但是这个人的影响主要并不是在官场上而是在文学上,他是明代嘉靖年间文坛的主流派别“后七子”的代表之一,是文学史上一定会谈到的人物。嘉靖四十五年秋,徐中行因母亲过世回家守制,因此与吴承恩相识,二人相谈甚欢,吴承恩在长兴的策杖野游,也许就有徐中行为伴。能在宦途中结交到这样的朋友,应当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至少可以慰藉一下远离亲友的寂寞的心灵。
    仓促间祸起萧墙
    明制,外任的府、州、县正职官员每三年要朝觐一次,即要在规定年份的元旦,集中朝见皇上并接受训勉,同时向上级汇报、述职并接受考察。隆庆二年(1568年)是戊辰年,照例归有光要进京朝觐。按照惯例,归有光暂时留下的空缺要由上级也就是湖州知府委派他人代理,这位代理的官员通常被称为“摄令”或“署印”。湖州府派来代理的摄令在九月份已经到任并与归有光办理了交接手续,而归有光在十月份也就上路了。在赴京城的过程中,归有光突然接到报告说县里出事了。大致是说摄令与县丞合谋,利用征粮之机贪赃,结果被县里大户和滑吏趁机闹事。摄令无奈“发狂”而在太守面前自首,并与县丞一起被捕下狱了。
  县丞当然就是吴承恩。这件事就是我们常说的吴承恩的牢狱之灾。关于这件事没有见到详细的直接记录,只是从归有光后来诗文中的一些只言片语看出一些端倪:
  在九月份,因为归有光在议立粮长问题上得罪上司,所以交接时他已经预知这位摄令可能带有一项特殊任务,即利用归有光离开的时机,在长兴推行里递制度。当时已经迫近十月,即将进入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征粮时期。为了减少对小民的伤害,归有光连夜编制了一份近三年来的粮长名单,告诉摄令自己到任以来,已经将全县大户编成名单,分三年轮流担任粮长,前两年即嘉靖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已经执行,今年是第三年,粮长理应当由某某担任云云。意思是让摄令在里递的名义下,仍袭用归有光原来的安排征粮。
  由于前述湖州府对归有光十分不满的背景,摄令当然不会接受归有光的安排。为了推行里递制度,也许还有点个人目的,摄令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打乱了归有光的安排。但他显然小看了征粮的敏感性和时间上的紧迫性。他安排的里递即承担征粮责任的人有的在前二年已经担任过粮长,有的就是小户,承担征粮任务十分困难,倒是原来第三年应当承担征粮责任的大户反而逃避了责任。这就造成了相当的混乱以至直接影响征粮的进度,实际上是为他自己挖了一个陷阱。明制规定,浙江各地漕粮必须在十一月征完,十二月装船北运到京城,当面临日益迫近的漕粮起运日期和粮草无法征收的状况时,摄令感到了紧张,于是又再次调整试图恢复到归有光的办法上来,这又让大户和滑吏抓住了把柄,一个叫李田的大户和摄令原本信任的滑吏沈良能到湖州府告了一状,说摄令与县丞合伙贪赃。摄令也许确有心病,或者确实被人抓住了把柄,于是精神崩溃,亲赴湖州府自认贪赃而被捕,与他一起负责征粮的吴承恩也因此被牵连下狱了——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位摄令深知交不出公粮案情重大,于是自认了一个较轻的贪赃罪名。这与归有光叙述的摄令精神错乱,自穿囚服,在湖州太守府前自首的情况是吻合的。
    远处伸来的援手
    不管是否清白,当时吴承恩确实被卷进了长兴摄令的贪赃案,极可能已经被批捕关进了大牢。古代的大牢岂是儿戏之地!进了大牢的人只要失去身份的保护,马上就成了各种不入流的衙役小吏眼中肥美的鱼肉。之前不远,也就是七、八年前的嘉靖三十九年,吴承恩的挚友,状元出身,官居四品国子祭酒之职的沈坤下牢不过两个月左右,便“瘐死”于大狱之中。所谓“瘐死”,意味着案情可能还未经审问或判决,疑犯便或病、或饿、或受各种虐待而非正常死亡。
  但吴承恩显然很快就逃过这一劫难,而被分配到湖北蕲州的荆王府去作一个专管王府礼仪、教育的八品官“纪善”。原因何在?
  我们不要忘了,吴承恩不肯“攀缘附丽”,但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他却是一个具有极大背景的人。他要好的朋友李春芳,此时已经做了宰辅。按照归有光《乞休申文》的说法,吴承恩被捕的事传得很快,不久京师就知道了。受李春芳保荐任职的吴承恩到任仅一年多,就受到如此牵连,当时已经成为大学士、内阁宰辅的李春芳既已知道,当然不能不问,既是为了朋友,同时也关系到他本人的清誉。
  “荆府纪善之补”应当就是李春芳运作的结果。当时对赃吏的处理,“轻者改调,或升王府官属,重者褫其职任”,吴承恩受牵连的情况我们尚未完全清楚,应当不会有多么大的干系。但一个小小的县丞,既然已被牵进案子,主官归有光又不肯担待,想脱身谈何容易!即使在案子中没有任何责任,能被从轻处理,升任王府属官恢复名誉,没有重量级的人物干预,几乎不可想象。
  对于李春芳的这个运作结果,此时灰头土脸的吴承恩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拒绝。他理应到任。也正是在蕲州荆王府的三年间,因为有比较清闲的生活环境,有爱好传奇志怪的一位王爷支持,他终于最后完成了《西游记》的改定。隆庆四年(1570),吴承恩任期届满,他将《西游记》的书稿交由王爷处理,自己回到了故乡。
  又二十年后,书稿在南京一个叫金陵世德堂的书店出版,但没有署上吴承恩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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