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淮赴边屯垦的商人退归南方，而且在全国最重要的西北垦区的土商也迁至西淮。由于河下地处淮安城关厢，又为淮北盐斤必经之地，所以大批富商大贾卜居于此。
　　淮北引岸除乾隆中期盐斤短暂畅销以外，历来为积疲地区，“各商虽有认岸之名，终年无盐到岸，小民无官盐可食，反仰给于私枭，私盐愈充，则岸商益行襄星”。于是，“自正阳关以西，皆占于芦私（长芦私盐），以东皆占于场私（盐场私盐），北商十有一、二，岁运仅数万引，其滞岸则皆弃店罢市，逃避一空，十年无课”。当时，淮北有“牵商”制度，就反映了盐商间相互推诿的情形。
　　由于淮北盐务的衰落，许多商人都日趋式徽。徽商程量越一支“越数传，事业凌替，宅舍圯毁”。到乾隆五十一年以后，五字店后宅已圯，“惟大门及前厅等处尚存”。康熙年间由漕运总督书写的“乐善不倦”匾额，竟因“宅小不能置”，而不得不送到城内报恩寺中托僧人代管。其他的中小盐商也有类似的境遇。
　　淮北盐务的衰弊，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湖运旧章”所致。原来，淮北盐斤在产地价格甚为低廉，但因场盐运到各口岸，中间须经淮安西北掣验改捆。“各项工人赖此衣食，工价日增，浮费与之俱增，成本因之较重”。每引成本多达十余项，至淮北岸埠“价不偿本，故官（盐）不敌私（盐）”。有鉴于此，淮北大使林树保密谋改道以节省糜费，不料预先走漏了风声，酿成了一起不小的骚乱。据《梓里待征录·灾异记·淮北工人烧淮所》记载：
　　工人恐失所，谋罢市。一日午后，妇女以千百成群，由程公桥过河，先至花、茶巷、不准铺面开门。众妇都皆手持香火赶赴淮所求赏饭。大使林不面，众妇女率众至大厅，厅为柏木，众将香弃置厅内，一时火起，烟焰迷天，而香闻数里。又欲扑工房，林携印逃行，被众妇女攒殴，不知官印何时失散。城中闻之，协镇海德坤带兵弹压，两手出袖箭，众惧其舅，一哄而散。林次日……通详火烧衙署，失落官印，酿成巨案。大宪檄府拿人。河北拟敷人出应，王朝举时病垂危，愿承认，此后凡走盐成提费赡其家，当即被逮，一鞠而得。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这场骚乱，显然是有组织的，很可就是由徽商怂恿而成的。因为改革首先关系到鹾商的切身利益，他们绝不希望盐运改道。如盐务总商程易“比盐务有改道之议，副使（按：程易曾为候补两浙盐运副使）力持不可，所活亿万人”。
　　道光年间的纲盐改票，对淮北盐商的打击相当之大。原先，河下一带号称“小扬州”，早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过山阳县》诗就这样写道：“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西湖嘴在运河东岸，即指河下。及至清代，当地甲第连云，冠盖阂咽。所谓“生涯盐策富连鏖，甲第潭潭二百年”。改票后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盐商）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例如，著名的荻庄柳衣园，是淮北总商程氏的私家园亭，盐务极盛时，“招南北知名之士宴集其中，文酒竹歌，殆无虚日”。道光中期北鹾改道西坝，盐商失业，售拆此园，夷为平地。转眼之间，只剩老屋三椽，紫藤一树，令人叹息不已。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据山阳人黄钧宰描述：“自程氏败而诸商无一存者，城北井里萧条矣”。
　　由于盐商衰落，河下的商业也骤然萧条了下来。淮安河下原本是“万商之渊”，“富有无堤，甲于诸镇”，由于富商大贾的纷至沓来，成了当时的一个金融中心。嘉庆二十五年以后，“河下钱铺约有三、四十家，大者三万、五万，本小者亦三、五千不等。上自清江、板闸以及淮城并各乡镇，每日银价俱到河下定，钱行人鼎盛，甲于他处。加以河工、关务漕务生意特输（殊），有利可图”，因此十分繁荣。起初河下银价每两仅900余文，道光初年略有上涨，但也不过1100－1200余文。纲盐改票后，因淮北实行场下挂号验货之法，“板浦每年挂号银堆积如山，约有七、八百万，存分司库，故（淮安河下）银陡贵至二千二百零。咸丰八、九年价或落，乱后更贱至一千四百余文，而河下钱铺日见萧（条）淡泊”。
　　随着盐商的衰落，淮安河下的文风也骤然衰歇。王觐宸在《淮安河下志》卷6《园林》中指出：“河下繁盛，旧媲维扬。园亭池沼相望林立，先哲名流提倡风雅，他乡贤士翕然景从，诗社文坛，盖极一时之盛”。纲盐改票以后，淮上诗社文坛，黯然失色。文人朱玉汝在《吊程氏柳衣、荻庄二废园》诗中吟咏道：“盐鹾事业尽尘沙，文酒芳名挂龄牙”。显而易见，乾嘉年间扶助风雅、宾朋酬唱的文人雅集，早已成了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