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儿童书局1934年出版的《生活的书》，亦即汪达之1933年的书信集。汪达之曾说，“这不是为要出书而写的书啊！”起初，汪达之在友人的帮助下打算写一部新安小学的奋斗史，可惜因为校务繁忙而耽搁。《生活的书》几乎是由汪达之写给师友的信件汇编而成，用他的话来说，这本书如能出版，“当可取得一点稿费。否则，我这次回去（回老家），经济是毫无把握的。”由此可见汪达之生活困苦之一斑。但汪达之的书中并不是没有他的想法的。“这是生活的书，里面没有华文，更没有要宣传什么主义的理论，只是生活之果而已。”汪达之希望读者们通过阅读此书能了解他生活的动向，认识到他是一位生活教育的劳动者。
  《生活的书》中收录了众多汪达之写给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信，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陶行知和汪达之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陶行知校阅完《生活的书》后评论道：“《生活的书》校阅完毕了。一个字，一滴泪，一点血，一斤力。”1934年8月20日，陶行知在校阅书稿后给汪达之的信中指出，“我建议依据日期的顺序改编，使读者可以容易找出你的思想行动的线索。重复的地方可以斟酌删除一些。有几封信或要引起友谊上的误解，是否可以发表，也请你重新考虑一下。”显然，汪达之接受了陶行知前一个意见，书稿发表时是分月汇编的，让读者一目了然。汪达之在信中曾多次表示自己有一些观点、做法与陶行知不同，对于陶行知的第二个意见，汪达之没有完全贯彻，而是继续保留，表现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勇气。
  《生活的书》是汪达之献给母亲的书。汪达之是个孝子，但在全部书稿中，他只给母亲写过三封信。数量虽少，但在汪达之看来，却是“血与泪的凝成”。汪母是中国无数个伟大的母亲中一份子。“深受旧社会种种剥削，什么也不懂的女流”，在丈夫早逝后，一面照顾“缺乏同情的婆婆”，一面抚养“几个无力自持的孤雏”，汪母的坚强给汪达之一生的动力。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汪达之为了事业时常不能陪侍母亲身旁，只能偶尔寄点钱给母亲。汪达之在信中对母亲说：“母亲，我每想到，不能常在您的面前，又不能多寄一点钱给您用，心里立刻不安起来。”但转而一想，光是不安是不中用的，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做事，向母亲学习，“我发愿，要将这些可怜穷苦无告的孩子们，扶植起来，让他们能得到他们自己的幸福。还要叫他们能认清谁给了穷苦的罪恶给他们受。”
  汪达之在本书中说：“新安生命操在我一人之手。”的确，汪达之是本着努力创造的精神，在千辛万苦中始终不懈地向着生活教育之路向前迈进，以创造这个新安小学的。《生活的书》应该成为我们进行汪达之研究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