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中，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数存世量越来越稀少的文化古迹了。古迹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文化遗产日，重温《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其意义是毋容置疑的。
  半个世纪前的1964年，世界各国文物保护专家聚会意大利的威尼斯，对遗产保护面临的共同问题进行紧急磋商，深入探讨，最终获得共识，一致通过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又叫《威尼斯宪章》。可以说，中国也参与了签字的这个国际规则，是各国在文保方面多年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不依签约惯例称“公约”、“协定”，而庄严地称“宪章”，其沉甸甸的分量，可想而知。
  《宪章》主张原物保护，反对任何重建，要求任何不可避免的对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谐，并有所标记，可以识别。著名学者阮仪三先生称之为原真性保护。
  《宪章》还要求注意历史风貌的延续。对于历史遗存，它所承载的历史总会留下很多痕迹，我们都应该读得出来的，你不要凭现代人的意识用现代手法把过去历史上留下来的遗迹全部抹掉。阮仪三先生称之为可读性保护。
  淮安府署大堂的修复，遵从《宪章》规定，若干独到做法，堪称范例。
  例一，东山头外墙，尽量保住外表尚未剥蚀的砖块，只替换了下半部及东部严重风蚀的部分。为了尽量利用烧制年代接近的材质，搜集1958年拆城墙时散落的城墙砖。为了与整体保持和谐，依照山墙原砖的规格，对每块城砖进行切割。为了有所标记，可以识别，对补砌部分与保留部分的接缝处的勾灰，不作任何仿旧乱真处理。
  例二，咸丰中，大堂毁于一场火灾，系咸丰十年（1860）重建。给大堂梁柱门窗抹漆时，有意识将带字的中梁空下，免于刷新漆。原来梁底面朝地的一面，保存着咸丰十年的代理知府陶金诒的亲笔字及自己的署名。这位复建大堂的主事者，在淮任职仅一年，次年即被调走，从而非常客观地反映重建时间，同时也形象地保留下历史痕迹。
  例三，继续保持不同时代的柱础共存于一堂之内的奇特历史遗迹。重建的木料是从河下盐商世贾程巨涵老宅的中进厅堂上拆下来的。其裔孙程政扬在山西河东道任职时，因犯事住房被没收充公。程宅虽可用“宏深峻丽”来形容，然而拆下来的木料，比起大堂原本来自原始森林的巨柱，细得多。所以只能重新配备小尺寸的柱础，但并不将大柱础搬出。
  其实，古人就很重视历史风貌的延续，不愿把过去历史上留下来的遗迹全部抹掉。他们的敬畏历史的厚道态度，让我们悟出：随着人类对森林的无节制的砍伐，粗大木材资源的锐减，明清时代就显现了！从两种柱础的排列上，我们还能顺利解读出：原先的五开间，换作了七开间；进而解读出：这是因为替代木料，不能达到原先横梁的长度；甚至还能解读出：尽管开间不得不改变，但整个大堂的体量——她的宽度、深度、高度则竭尽全力维持！
  他们不因为大石础的存在，让小石础相形见绌，而自惭形秽；也不认为大石础在否定自己的政绩，而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的心理，全然不像急功近利、爱慕虚荣的某些今人。
令人惊讶的是，现代国际规则所体现的先进理念，古人早就具备了！也从历史的角度反衬《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的生命力。作为世界大家庭中举足轻重的文明大国，理应不折不扣模范执行才是。
  例四，在替代木料长度不足的情况下，用纵向拼接的办法维持立柱的原有高度。今人在重新油漆立柱时，特意选择大堂西北高度适中的一根，刮去旧漆，只抹桐油保护，有意识让参观者看清楚当初拼接的痕迹。
  刮去旧漆的这根立柱，呈现两处接痕，系用三段旧料拼接；比它高的立柱还不止三段。
  从拼痕的几个90度曲折回纹，不难解读出：两根木料接触的两个端面，根本不是简单的圆面，而是交互契合的凹凸面！再以铁箍约束，这就大大加强拼接的牢固度。可以想见，即使遇到战事或地震等外力摇撼颠簸的变故，也不易扭转滑脱！
  铁箍陷入木质，是为了不让铁箍突出柱面。至于沟回缝隙，可填上“腻子”，待抹上几遍国漆，将看不出拼凑痕迹。这从周边抹漆的立柱，也可看出理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