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淮安船形格局的老、夹、新三联城，雄踞江淮大地，西濒运河，北阻黄淮，高墙迭绕，互为呼应，防御功能极强。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大将赵匡胤，面对老城久攻不克，便以迂回战术绕道攻陷扬州和滁州二城，再逼南唐李后主作划江而治的打算而献出淮安等地，才得以入城。自元末三城相联，更是固若金汤，明代倭寇、清代太平军和捻军，都知难而返。所以素有“银铸城”、“ 铁打的淮城” 之美誉。以至当代专家也竭力主张：南京神策门城楼“按照清淮安府城修建”
  在古代，作为军事重镇的城池，往往还配备子城。这里的讲究，很能体现先人的智慧与才艺。子城，系贴着城门外墙加筑的小城，或圆或方，又称月城或瓮城。淮安老城的子城呈方形，围地1000多平方米，高厚与母城等同，旁开一门，门券略小，不与城楼正门对齐，偏门上城楼为单檐，区别于正门城楼的双檐（见三幅配图）。本地人俗称子城为“城门瓮子”、“钥匙弯儿”条形锁的钥匙，都是直角弯头）。瓮城的设置，是圩寨和护城河之后的第三道防线。设若强敌攻破瓮城偏门，或某一小股被守城将士故意诱进偏门，便立成瓮中之鳖，难以抵挡乱箭齐发、滚石齐下的惩罚，必死无疑。
  还值得一提的是，四座瓮城，皆从右侧开偏门，形成顺时针右拐，即北瓮城的偏门向东，东瓮城的向南，南瓮城的向西，西瓮城的向北。这也正是佛号“   ”的格局，大概为了取吉祥之兆吧！先人在考虑了防御功能的同时，还兼顾了吉祥如意的寓意与审美情趣的表达，令人叫绝！
  再说，在街道布局上，古代建筑师们始终把淮安这个漕运枢纽、军事重镇对于严防固守的需求放在首位。为此，东、西两城门以及南、北两城门之间的街道最好避免直线贯通，否则，外来使臣或探子便轻易从这一头看到那一头，一览无余了。可又不能斜向的互相错开，如果那样，就是对朝廷派出机构的大不敬。本地最高权力机构——总督漕运部院就座落于城区核心位置，驻部院总督，系一品勋爵大臣，不仅与总兵、参将同理漕政，而且总揽一切政令，这还了得！怎么办？只有让城门偏离“正”位。本来，南门大街穿过镇淮楼拱门下，并正对着俗称“漕台衙门”的总督漕运部院正门，它就是中轴线，当然动不得，于是南门正位也动不得。这一来，跟南门对应的北门，只能委屈它偏西，就着繁忙的西运道了。至于东门，正愁与老城正东方、建于汉末晋初的道教紫霄宫所在的小冈峦相碰，且不宜与西移的北门拉大距离，那就只有北移的份儿了。有趣的是西段城墙，自明代与西运道平行相依五、六里，繁忙的水陆通衢造就了这一段开出“望云门”（后改名庆成门）、“清风门”两处出入口，以这两个出入口为端点的两条西门大街，本不会与独一条的东门大街直线贯通的。但元兵渡淮压境时，守臣孙虎臣填塞了偏北的清风门。这样更好，西门的位置，也似乎与东门、北门一样，统一作逆时针左旋：东门北移，于是东门大街随之北移；北门西移，带动北门大街平移向西；西门偏南，带动西门大街也平行偏南。这一组逆时针左旋现象，恰巧与前述的四座子城门顺时针右旋，似乎在遵循着阴阳左右交会的易经八卦学说，隐含着堪舆风水的奥妙。更重要的是，保证了战略防御及战术运用上的需求：除了不让探子一眼窥视城内深处的动静，还在于，万一强敌突破第三道防线，窜进街道，在不得已进行巷战时，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人地生疏的敌方。
  为此目的，还有意识让横向的东门大街与西门大街，分别被纵向的东长街与西长街截得很短；甚至故意让远离老城核心的两条进出城门的主干道末端形成斜向，即长长的北门大街的北端是向西北弯过去的，而短短的东门大街则是从西南向东北直线斜去，以至东门北移到了城池的东北角上，几乎与北门在同一根纬线上。这分明是规整中的变化，让外敌推测方向与距离时极易上当，捉摸不透。何况还有其它横平竖直的大街小巷干扰他们的判断，更何况另有沟通城内外的藏军洞这第四道防线呢！
  建于元末明初的新城，因紧贴水流湍急的淮水山阳湾，大北门与小北门皆无子城，而东、西、南三门均带子城。明朝中后期联结新、老两城的夹城（又称联城），没有必要建子城。但新城、夹城内道路皆与老城一样，有意识避开直线贯通。在此不作多赘。
  很显然，上述防御功能的种种细节，对淮安城池结构的决定作用是根本的。而独特的结构，又反转过来对军民形成心理慰藉的特殊作用，还形成审美意趣的巧妙表达，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这些都是历代先人在多次的实战总结与战后修缮中逐步完善起来的，是丰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